《大海航行靠舵手》流行的前前後後

     “文革”中,曾有一支歌是不分場合地天天唱、人人唱,那就是著名的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

    凡是對“文革”稍有些記憶的人,都不會忘記《大海航行靠舵手》,同時對這首歌的曲作者王雙印的名字或許還有一點印象。

    一

    《大海航行靠舵手》當年唱遍了神州大地,並唱到了其他第三世界國家。隨著這首歌曲的興衰,曲作者王雙印的個人命運也帶上一點傳奇色彩。他曾被政治狂濤推上高高的浪尖,接著又被重重地摔入谷底。

    1932年,王雙印生於黑龍江省呼蘭河畔。他的舅父在小縣城裏開了一家茶社,為了招徠顧客,經常請一些當地藝人到茶社説書、唱大鼓、彈單弦、演皮影戲、唱二人轉。童年的王雙印常常趴在櫃檯後聽得入迷,還時常跟藝人們學著吹拉彈唱。民間藝人,是他走上文藝之路的啟蒙老師。

    1947年,15歲的王雙印考進東北民主聯軍的軍需學校,被分配到業餘演出隊。此後,他相繼在魯藝文工團、黑龍江省歌舞團、哈爾濱歌劇院任獨唱演員,兼搞作曲。

    《大海航行靠舵手》創作于1964年,當時,舉國上下正掀起學習毛澤東著作的熱潮,他被工農兵群眾學毛著的熱情所感動,內心萌發了創作的衝動,便與同在哈爾濱歌劇院工作的詞作者李鬱文合作,譜寫了這首歌頌毛澤東思想的革命歌曲,最初的歌名是《幹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

    這首歌曲調明快,瑯瑯上口。作為歌唱演員的王雙印,在當年的“第二屆哈爾濱之夏音樂會”上演唱了這首新歌,立即引起轟動,觀眾反響強烈。就是在這次音樂會上,我採訪了王雙印,並開始了我們的友情。

    許多人以為《大海航行靠舵手》這首歌曲是“文化大革命”的産物,其實這是一個誤會。這首歌曲創作于“文革”之前,而且是在周恩來總理的熱情關懷並幫助修改詞曲的情況下,正式推向全國的。

    1964年6月,周恩來總理陪同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崔庸健委員長到哈爾濱訪問。在迎賓文藝晚會上,王雙印演唱最新創作的《幹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周總理當時邊聽邊打著節拍跟著哼唱。演出結束後,周總理特地把王雙印叫進貴賓室,親切地接見了他。

    “這首歌寫得好,曲調明快,歌詞形象生動!”周總理同時還就個別音符是否可改用切分音提出了建議。

    王雙印一邊聆聽著周恩來總理的親切教導,一邊默默牢記心中。他按照總理提出的修改意見,對歌詞和曲譜進行了改寫。

    後來,王雙印又接受了原北京電視臺(即今中央電視臺)文藝部副主任王敬之的建議,把歌曲的名稱由《幹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改為《大海航行靠舵手》。

    1965年初,當時最具權威性的《紅旗》雜誌發表了題為《大唱十首革命歌曲》的重要社論,《大海航行靠舵手》名列榜首。

    隨即,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大唱革命歌曲的熱潮。

    1969年10月1日,王雙印作為勞動模範代表進京參加國慶20週年觀禮。在中南海接受中央領導接見時,周恩來總理一眼就認出了他,總理握著他的手鼓勵説:“你應當把歌聲送到珍寶島前線去……”那時,在中蘇邊境上正展開一場珍寶島自衛還擊戰。

    隨後,王雙印遵照周總理的指示,參加慰問團到珍寶島的每一塊陣地、每一個哨所去演唱,歷時兩個多月。

    王雙印的名字,隨著《大海航行靠舵手》這首革命歌曲的廣泛傳唱而傳遍大江南北。

    二

    “文革”中,《大海航行靠舵手》成了各種集會必唱的首選歌曲,從家庭到社會,從城市到農村,從首都到邊疆,凡有人跡的地方,都會響徹《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聲與旋律。

    當舉國上下大搞“造神”運動之時,林彪親筆題寫了“大海航行靠舵手,幹革命靠毛澤東思想”的題詞,全國到處都張貼著林彪的題詞手跡,從而使《大海航行靠舵手》這首歌曲又籠罩上了一層更為神聖的政治面紗。

    記得有一次談起報紙上刊登的林彪題詞的手跡時,嘴上一向沒有“把門兒”的王雙印脫口而出:“這哪是林副主席的‘指示’﹖這明明是在抄襲我和李鬱文寫的那首歌的歌詞嘛!”

    王雙印語驚四座,令在場的人們一時啞口無語。良久,有人對他説:“就算是那麼回事也別這麼説呀。”有的人更會順水推舟:“這不能叫抄襲,這是林副主席為你們這首革命歌曲賦予了‘新的政治生命’。”

    隨著《大海航行靠舵手》的走紅,原來是哈爾濱歌劇院一名獨唱演員的王雙印,其命運也隨之向上拉出一條上升的紅線,他先後被選為全國人大代表,當選中共黑龍江省省委委員,擔任省革命樣板戲劇團的負責人,後來又被提升為省文化局副局長。地位變了,住房也“鳥槍換炮了”,由松花江邊一間擁擠的小屋子搬出來,住進了南崗區大直街上的“高幹樓”。

    1972年,王雙印帶領黑龍江省革命樣板戲劇團進京彙報演出,“革命文藝旗手”江青到場看戲並接見他們。時任國家文化組副組長的劉慶棠向江青介紹王雙印是《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曲作者,還是一名男中音歌唱家,江青很感興趣,讓他當場唱一首歌,在劉慶棠的建議下,王雙印演唱了一首《世世代代跟著共産黨走》,江青聽後大加讚賞。

    江青接見赴京演出的黑龍江省“樣板團”,這無疑是重要的新聞,也是“樣板團”回省後重點彙報與傳達的內容。王雙印和他所領導的“樣板團”很是風光了一陣子。

    但不到4年光景,“四人幫”被粉碎了,江青當年接見王雙印以及他為“女皇”唱歌一事,竟成為“王雙印上賊船,向江青表忠心”的嚴重政治問題。

    隨之而來的是他意料不到的長達10年的政治審查。在全國揭批“四人幫”和林彪反黨集團以及清查其殘渣餘孽的高潮中,王雙印因為“上了賊船”而被隔離審查,撤銷了黨內外一切職務,並被開除黨籍,徹底地打入了另冊,專案組要他徹底交代與“四人幫”的關係。

    在長時間的沒完沒了的隔離審查中,這個一向還算堅毅的東北漢子,精神上陷入一種難以自拔的痛苦之中。他覺得很委屈:自己僅僅給江青唱了一支歌,怎麼就算“上賊船”了﹖他覺得很冤枉:林彪題寫“大海航行靠舵手”,和我寫的《大海航行靠舵手》那首歌有什麼關係﹖他越想越覺得委屈,越想越覺得冤枉。

    他選擇了一個既糟糕又愚蠢的結束生命的方式:從省文化局三樓一間隔離室的窗口跳下去,結果被一棵大樹的枝杈擋了一下才跌落到地上,雖然摔壞了腿,還在臉上留下傷殘,卻保住了性命。這無休無止的審查,竟然持續了10年之久。直到1987年,組織上終於給王雙印做出了實事求是的結論,恢復了他的黨籍,把他分配到黑龍江電影製片廠任音樂編輯,後又調任黑龍江省藝術研究所副研究員。這期間,他創作了4部影視專題片的音樂,還對民間曲藝和音樂理論的研究做出了貢獻。

    “能繼續從事音樂事業。這不能不説是我的幸運。”他感嘆道。

    三

    被人們遺忘了20多年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曲調,1989年突然又在全國城鄉響起來,大街小巷都在播放著這首曲子。仔細一聽,味道全然不對勁兒,歌詞已面目全非,把“大海航行靠舵手”改成了“大老爺們愛老婆……”歌詞庸俗低下,不堪入耳;演唱陰陽怪氣,油腔滑調,讓人無法忍受。

    王雙印憤然地拿起法律武器到北京告狀,要維護他所擁有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的著作權。歌曲的詞作者李鬱文也在報刊上發表文章聲援戰友。他的正義行動得到最高人民檢察院、廣播電影電視部、中央電視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支援,贏得首都法律界和新聞界的大力支援。法理與正義在王雙印這一邊,他勝訴了,全國報刊多有報道。

    “在我看來,這不僅僅是在纂改《大海航行靠舵手》這支歌,而是在纂改一個時代的標誌,我所捍衛的不僅僅是個人的著作權,而是在維護歷史的莊嚴與真實。”王雙印對此舉説得明明白白。

    王雙印離休以後,他整理匯集自己創作的50多首歌曲出版了《王雙印歌曲選》。黑龍江省音樂家協會、哈爾濱歌劇院等八家單位於1994年2月28日,成功地舉辦了“王雙印從藝45週年音樂作品大型演唱會”。

    當62歲的王雙印又重新站到他所依戀的舞臺上,放開他那洪亮的歌喉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時,觀眾的熱情又一次被他點燃了。

    1996年5月,我又到哈爾濱市去採訪王雙印,他雖年逾花甲,身體仍健朗,每天騎自行車東奔西跑。

    令人遺憾的是,風雨同舟幾十年的老伴史力岩患腦梗塞,半身不遂,語言失靈。雙印便擔當起“家庭主婦”的職責,還要幫助老伴活動肢體,通過嘮嗑來訓練她的語言能力。家裏是一時也離不開他,當我挽留他在花園村賓館一起用餐時,他説:“不行,你大嫂還在家裏等我呢!”便匆匆騎上自行車走了,他要順路買菜回家為老伴做飯。

    日後幾天,他事先把老伴的飯菜做好,“請假”來賓館與我把酒敘談,老友相聚,感慨良多。

    我返京後不久,哈爾濱的朋友來電話説,王雙印也患上與他老伴相同的病。我立即往雙印家裏挂電話,不管我説什麼,他都是“啊啊……哦哦……”的聲音。後來他的老伴史力岩接過電話,我才聽懂了她斷斷續續地説出來的幾句話,她説雙印知道是我從北京挂來的電話,非常高興!他不能説話,不能動彈,就不多説了。我時常在想:老兩口都半身不遂,言語無法交流,相互不能照顧,這日子將過得多麼艱難哪!

    1998年4月間,我到哈爾濱出差,由黑龍江日報社的攝影記者郭存發開車陪我去王雙印的家。這棟原先曾被稱為“高幹樓”,現在顯得寒酸多了。進了雙印的家裏,室內一片昏暗,時令已進入了春天,氣溫不算低,而雙印仍穿著棉襖棉褲。見我進門,他坐在床上想站起來,試了幾次卻站不起來,説話又説不了,只能用尚能勉強動彈的左手指一指床邊,示意讓我坐下。他的老伴坐在屋角一把椅子上,仍是行動不方便,説話倒是比雙印稍微清楚一些。

    我見此情景,一陣酸楚油然而生。這兩口子當年可都是特別要強的人啊,如今剛過花甲之年,竟然落到了這般田地。

    一晃又是1年。1999年6月4日清晨。我突然接到哈爾濱一位老朋友崔明福的電話:王雙印逝世了。

    怎麼也沒想到,1年前,我那次登門探望雙印兄,竟成為今生的最後一別,我與他坐在床邊所照的合影,竟然是我們的訣別照。

    (摘自《追憶瞬間》,江蘇美術出版社2002年1月版)

    《光明書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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