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鋼琴

    隔壁健民買了鋼琴,提醒閨女她媽,該買鋼琴了。

    那些年,買鋼琴成了風俗,城裏的父母,要不把兒女摁琴鍵上受罪,就不是好父母。小孩子要不學鋼琴,一定同高雅無緣,長大做人,一定是沒有檔次的。所以,只要一聽見大胖的琴聲,閨女她媽就後悔嫁給了我這個窩囊廢,不能給閨女一塊放鋼琴的地方。

    

    閨女問盲人老丐:爺爺,您可以讓二胡不哭嗎?

    

    我們家旁邊是著名的三元立體交叉橋,橋頭有地下過街通道,修成後從來就不開通,成了路人方便之處。那些日子,一個老年盲人乞丐住了進去,白天就在地面上的街心花園乞討。我第一次見他時,他正用二胡拉著“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他身前是一個罐頭盒,裏面有零星的零鈔和硬幣。

    我們一家三口在散步,閨女她媽從我身上要了硬幣,交給閨女,要她親手放進罐頭盒。雖然閨女她媽和我的教育方針不同,但善良和愛心都是我們的教育內容。只是她認為這是貴族的基本素質,我認為是平民的基本天性。

    閨女她媽沒想到,閨女放了硬幣後就不想走了。她以幼兒少見的凝重看著老年盲丐,仔細看著二胡和拉二胡的乾枯蒼老的手。

    幹澀淒涼的《松花江上》從那乾枯蒼老的手指尖漂流起來。

    一曲拉完,面色憂鬱的閨女問老年盲丐:“爺爺,這是什麼?”

    盲丐説是二胡,閨女就問:“爺爺,我不想要二胡哭,您能夠讓二胡笑嗎?”

    老年盲丐説行,就拉《世上只有媽媽好》,剛開頭就停了,説這不太高興,就拉了首真高興的《我愛北京天安門》。

    那段日子,只要散步,閨女總是拉著大人的手往盲丐身邊跑。她總是在家裏蒐羅硬幣給盲丐留著。她或者默默聽盲丐拉琴,或者同盲丐説話。這一老一少顯然有了友誼,盲丐因為我家閨女的存在而臉上有了祥和的光彩,他拉曲子不再是簡單機械地重復,二胡弦上流淌出生命活力。他特地為閨女拉兒歌、拉民歌,有時拉動物的啼叫,特別是馬的嘶鳴。有一次,他完整地拉了《二泉映月》,雖然比起名家演奏有相當距離,但動人的程度卻有過之而無不及,他那空洞的盲眼和閨女明亮的眼睛裏都流出了淚花。

    國慶前夕,首都北京開始大規模清理收容驅逐外地盲流,老年盲丐自然在清理之列。那些天散步,不見了盲丐,閨女總是不停地問:“二胡爺爺去哪兒啦?”“二胡爺爺怎麼不來啦?”“二胡爺爺還來嗎?”有時,她就坐在老地方,憂鬱地發呆,好像那二胡的弓還在拉著,弦還在發聲,好像她還真的聽得見什麼。

    我建議給閨女買二胡,我以為她媽會毫不猶豫地同意,沒想到她媽是毫不猶豫地否定。道理很簡單:二胡命苦。

    “你見過叫花子拉二胡,見過叫花子彈鋼琴嗎?”

    閨女她媽輕描淡寫一句話,把我問倒了。我的確沒見過叫花子彈鋼琴,他要有錢買鋼琴,也就不用乞討了。

    我無力地聲辯,閨女她媽説,最好聽的二胡曲子是《二泉映月》和《江河水》。怎麼好聽?讓人傷心掉淚。這就是二胡,讓人傷心的二胡!

    我不得不同意她媽的見解。大約老百姓太苦了,老百姓所能擁有的中國民間樂器,最擅長表現的就是淒涼或者悲憤。但是,我們並不是要把閨女培養成音樂家,我們同絕大多數家長一樣,只是要培養閨女的音樂修養。修養是目的,樂器就只是手段。既然用廉價方便的二胡吉他甚至口琴都能培養修養,為什麼非要又貴又重又沒地方擺的鋼琴呢?

    閨女她媽還得到了隔壁丘老師的支援,丘老師説,學琴不僅僅是學琴,學琴是學做人。比方吉他,聽起來很好聽,彈起來很瀟灑,可經常就瀟灑到女生宿捨得窗戶底下去了。比方電貝斯,很美妙也很瘋狂,感覺跟吸白麵一樣,果真就吸白麵去了。二胡和鋼琴都能夠培養你們家閨女的高雅氣質,但鋼琴不僅是高雅,還有高貴。

    我心想,丘老師説得真對,鋼琴一萬多塊一台,價格的確是又高又貴。

    那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是一個附庸高貴的時代。儘管我們家除了擺床,再沒有鋼琴的立足之地,我也無法阻擋歷史潮流。註定了勝利的閨女她媽甚至滿懷自信地尊重閨女自己的意願,要閨女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不知道她從哪找來一把沒有蟒皮拉不出聲的二胡,放在隔壁大胖的鋼琴上,當著健民秀娟和衣冠楚楚的小紳士大胖,要閨女選擇。

    在鋼琴上方,是一幅鋼琴掛曆,都是著名的中外鋼琴家演出和謝幕的攝影照片。

    閨女她媽問年僅四歲的閨女,想學二胡還是學鋼琴。閨女毫不猶豫,拿起二胡,把二胡杵在地上,很得意地昂首挺立。

    閨女她媽並不著急,她心平氣和地再問閨女,是喜歡上歌劇院演出,還是喜歡到公園門口討口要飯當乞丐。

    我抗議,閨女她媽就換了問話的方式,問閨女喜歡當克萊德曼,還是喜歡當瞎子阿炳;是想加入音樂家協會,還是加入殘疾人協會。

    閨女沒有回答,突然跑回我們自己家,拿來一個碗,放在地上,然後盤腿坐在地上,閉上眼睛,拉起沒蟒皮的二胡,嘴裏唱著《北京的金山上》。

    除了我心裏想笑,別人都愣住了。閨女又睜眼,手指指向碗,示意大家捐錢。

    大家都看著閨女她媽的臉色,她媽繃著臉不吭聲。

    閨女又跑回家去,自己拿了硬幣放碗裏,然後又坐回去,繼續表演。

    閨女她媽奪過二胡,膝蓋上一擔,二胡立刻折了。

    閨女哭了,閨女她媽也哭了。

    

    我仇恨鋼琴,因為它奪走了很多孩子的童年快樂

    

    閨女最終還是走上了鋼琴之路,什麼也不能阻擋,在歷史的年輪前面,我和放不下鋼琴的小房間都是螳螂的胳膊。

    好消息是從閨女她姥姥嘴裏傳來的。有一個從來不教人彈琴的鋼琴家不僅答應教閨女鋼琴,而且要閨女在她家用她的鋼琴練琴,而且不收學費。

    我懷疑天上會掉這樣好吃的餡兒餅,但等到餡兒餅懸在了我的嘴邊,我再沒有絲毫理由拒絕張嘴。

    那是個女鋼琴家,我接送閨女時有幸進入她的客廳,裏面裝飾佈置高貴典雅。但空氣中有淡淡的中藥氣息,配合鋼琴家高貴冷峻的面孔,給我憂鬱感傷的印象。當我滿臉微笑請求鋼琴家嚴厲地教導我家閨女時,我的心在咯噔,那一瞬間,我感覺到閨女有罪可受了。

    學鋼琴的痛苦,所有的家長都有體會。花那麼高的價錢買回家,佔那麼大一個空間,同隨手買一把廉價的二胡的期待當然不一樣。買了鋼琴不苦練不説對不起爹媽,連那人民幣也對不起。所以,打罵是必然的,直到把兒女對鋼琴的感情徹底打光了算。

    我來自鄉村,自小沒少挨打。那是很正常的。結婚後,夫妻鬥嘴,閨女她媽總喜歡説“從小到大,我爸媽沒動過我一個手指頭”。這幾乎是我欽佩城裏人的惟一原因,也是我承認他們比農村文明的重大根據。但是,為了高貴,幾乎所有的自命高貴的父母都向子女伸出過巴掌,在他們那裏,附庸高貴其實比高貴本身更重要。

    説實話,我和閨女她媽沒有因為鋼琴向閨女伸出巴掌,不是因為我們比別的爹媽手軟,只是因為家無鋼琴,不可能強迫閨女練琴。閨女學琴練琴都在鋼琴家客廳裏,強迫的擔子落在了鋼琴家的肩上。一天,我接閨女回家的路上,閨女突然説“老師打我”,並伸出手背,讓我看手背上的條紋。那是老師為了糾正閨女指形,用尺子拍打的痕跡。我看著心疼,卻要用“打是親罵是愛”來安慰閨女。

    閨女她媽不心疼,反而發自肺腑地高興。她説這説明老師在嚴格執教,沒有敷衍。其實,就是心疼也沒辦法,人家不為名不為利,把我們的閨女當成她自己的閨女來培養,我們除了歡呼打得好來打得好,除了鼓勵她再接再厲,還能説什麼呢?

    我真正心疼閨女的不是她挨打,是心疼她受壓抑。閨女那種調皮樂觀的性格很招人喜歡,就是惹人生氣也讓人哭笑不得。但鋼琴家老師不吃這一套,她的嚴厲和她客廳裏的氣息就能夠對閨女産生壓抑。除了在我面前掉兩滴眼淚,閨女不敢絲毫反抗。

    我就擔心閨女的性格産生變化。鋼琴吸引中國發燒友的惟一原因是高貴,高貴的側面就是孤僻。我不敢説鋼琴家們都是孤僻的,但我敢説在中國孩子們手中的鋼琴是孤僻的。鋼琴不學到頂級水準,就不會有表現機會,不學夠十年八年,別説頂級,連初級也談不上。十年八年的學習過程都是封閉且枯燥的,十年八年過後,除了音樂考級那幾隻曲子,什麼也不會彈。再濃厚的興趣也會被枯燥完畢。

    學鋼琴要犧牲生活犧牲樂趣,我仇恨鋼琴,就是因為它剝奪了很多中國孩子童年的快樂。在我看來,閨女以後快樂與否,與她學不學鋼琴沒有因果關係。為了一個未定的未來,犧牲閨女童年的快樂,是我和她媽的過失。依照我的意思,不管未來怎麼樣,只要她現在快樂,她就值了。

    但是,當閨女偷偷對我説,她不想學鋼琴了的時候,我還得鼓勵她學下去。我沒有任何理由答應她。快樂不是理由,中國歷來有“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的傳統。我不可能説服她媽。我只能犧牲閨女的快樂。

    我為自己找了個堂皇的理由,閨女知難而退如果得到支援,以後就會養成懼怕困難的習慣。不為鋼琴,就為了培養閨女的恒心和毅力,我也得讓她堅持下去。

    一直堅持到鋼琴九級。

    

    校慶演出,受歡迎的不是鋼琴而是口琴

    

    幾年以後,閨女上小學三年級時,學校校慶,各班出節目。閨女她媽鼓勵她上臺展示自己的鋼琴功夫。表演那天,我和她媽還有秀娟健民都去捧場。還沒輪到閨女和大胖表演,我就難過起來。

    一年級是鋼琴,二年級是鋼琴,三年級還是鋼琴……

    小紳士彈的是什麼什麼曲,小公主彈的還是什麼什麼曲。

    輪到閨女錶演了,按照她媽的叮囑,邁著高貴的貓步出場,一落座,還是什麼什麼曲。彈了不到一半,突然就離開鋼琴,跑下臺去。現場一片譁然,閨女她媽臉上很挂不住,秀娟看在眼裏,趕緊安慰她説:“沒關係,以後多練練就好了。”

    正在這時,逃走的閨女突然又跑回了演出臺,手裏拿著一把口琴,在大家驚奇的目光中,吹起了《世上只有媽媽好》。

    在全場掌聲中,閨女她媽瞪大了驚奇的眼睛。

    我並不覺得驚奇,口琴是我教閨女的。逼迫她學鋼琴破壞了我在閨女心目中的光輝形象,我用快樂的口琴彌補。在我接她回家的路上,我們父女倆就在路邊的花園裏練習。儘管我的口琴水準不夠啟蒙水準,閨女也沒怎麼練習提高,但她就一首不太熟練的《世上只有媽媽好》,在無數高水準鋼琴的襯托下,就顯出了獨特和新鮮。

    在“再來一個”的呼聲中,閨女來了情緒,對著家長群,很氣派地用手一指,高聲道:“週三,你,上來!上來!”

    老師問:“週一,週三是誰呀?”

    閨女回答道:“週三就是星期三,我學生!”

    老師一樂,也高叫起來:“請週三上場!”

    那時的我,已經身不由己,秀娟和健民兩口子領頭把我推上了臺。我很羞澀地同很自豪的閨女站在一起。閨女吹口琴,我伴唱。是《啊朋友再見》,是在彈鋼琴回家的路上,我們父女倆的保留節目。羞澀不久,縮頭縮腦就成了搖頭晃腦,感覺形體和情緒都很放鬆,感覺台下的氣氛也活躍了起來,有了開懷的笑聲。

    那以後,閨女就戰勝小鋼琴家們,成了學校的明星。

    

    鋼琴不算特長,二胡算,能出聲就行

    

    學鋼琴的最大失敗是在三年以後。閨女小學畢業,要升初中。北京市實行升學改革,廢除升學考試,實行電腦派位,就是俗話説的“大撥轟”。這樣,能不能上好中學就不是憑成績,而是憑運氣,破滅了閨女她媽要閨女上重點中學的夢想。

    好在重點中學都招收特長生:體育特長生,文藝特長生,等等。

    閨女她媽就高興了,閨女是鋼琴九級,頂天的級別,當然是特長,不容質疑。昂首挺胸跑了一圈,就垂頭喪氣了。所有的重點中學都宣稱,鋼琴不算特長,考級再高也不算。在東直門中學,接待學生家長的老師説,這年頭,誰家的孩子不會鋼琴?都特長了,學校早爆棚了。

    問什麼算特長,老師説,二胡,你孩子要會二胡,立馬就收。

    問什麼水準算會,老師説,會“多來米”就行。

    那是1998年,那以後,鋼琴在北京降溫,大街上開始見到身背民樂去上課的孩子們。民樂老師包括二胡老師,成了家教市場上的搶手貨。那之前,新新人類已經批量涌現,父母們已經痛心疾首地承認,新一代對上一代的貴族理想,根本就不屑一顧。

    (摘自《我平庸 我快樂》,廣東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版)

    《書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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