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讀胡繩和初識胡繩

    五十多年前初讀胡繩，我還是個中學生。讀到的是先在《中學生》雜誌上連載的歷史文章，後來收入《開明青年叢書》，書名叫《二千年間》。我至今還記得，可見印象之深。胡繩那時是中國共産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公開出版的報紙的編委和作者，不便用本名在《中學生》上發表文章，用的筆名是“蒲韌”，《二千年間》也仍舊。所以嚴格説，那時我只是初讀“蒲韌”而不知“胡繩”。

    知道蒲韌即胡繩，並且讀到胡繩的其他著作，那是我上大學以後。我們的大學生活，真是如火如荼。反美反蔣，罷課遊行，基本的還是學習。還通過組織讀書會呀，辦小圖書室呀，朋友間借閱呀，自己聯絡起來，學習課堂裏學習不到的新知識。而給我們這些新知識的書籍，我至今記得的中國學者所寫的，哲學方面，有艾思奇的《大眾哲學》，胡繩的《辯證法唯物論入門》和《怎樣搞通思想方法》，歷史方面，有範文瀾的《中國近代史》和《中國通史簡編》，胡繩的《二千年間》和《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等。至於胡繩的文章，有《魯迅思想發展的道路》，還有收在《方生未死之間》這本小冊子中的，不過題目已經記不起來了。

    胡繩後來同我們談黨史的時候，對於三十年代在上海所開展的馬克思主義的通俗宣傳的成績和效果，認為應該給予足夠的估計。我想，這也應該延伸到四十年代。建國以後，形勢根本不同了，宣傳和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條件根本改變了，這種宣傳和學習取得了過去根本不能取得的巨大成效。這是不待説的。是不是也有一些過去的好的傳統，後來沒有注意充分加以發揚呢﹖名家不棄，願意寫通俗作品（甚至可以説，因為認真寫出了好的通俗作品而成為名家）；寫作富於個人風格，對讀者有吸引力。這兩條，看來都是值得發揚的。現在，教科書、學術書多（只要品質高，那是好事），而通俗書少了；在通俗書中，隨便請人編寫的、集體編寫的多，有原創性的有個人寫作風格的少了。所以，提起《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這樣的書來，至今有人還稱讚不已。這本書，儘管在史料的運用上限于當時的條件不能不顯得粗簡了一點，但其史識的清新，文筆的流暢，不説無與倫比，也要説是成就很高的。後來，胡繩寫了《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其篇幅和內容，史料和分析，都已大大超過《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但前者還是不能代替後者，金衝及同志同我説，他很重視前者但更喜愛後者。這個觀感，不知道金同胡繩講過沒有，恐怕胡繩也會同意的吧。

    一九五二年我到中宣部科學衛生處工作，有機會認識了胡喬木、周揚、胡繩、于光遠這些著名理論家。胡繩那時是中宣部三位副秘書長之一。一九五四年，他兼任科學處處長，于光遠任副處長。一段時間，我們還編在一個黨小組裏。有一次胡繩同我們小組的同志談到在延安整風之後在重慶黨內整風的時候，董老（必武）怎樣批評了《方生未死之間》的黨員作者，包括喬冠華、胡繩這些人，説他自己怎樣受到教育。胡繩這樣的領導主動同我們這樣的青年談起自己過去受到過的批評，這件事給我的印像是較為深刻的。他顯然是想用自己的經歷來教育我們年輕的黨員。

    胡繩的不悔和困惑

    胡繩講到自己的過去，有兩段話是人們常愛引用的，一段是關於不悔，一段是關於困惑：

    回顧過去的寫作生涯，我一生所寫的文章，雖然有一些可以説有或多或少的學術性，但是總的説來，無一篇不是和當時的政治相關的（自然這裡説的政治是在比較廣的意義上説的）。可以説是“純學術性”的文章幾乎沒有。對此我並不後悔。

    這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不悔，是一個關注當時政治的革命職業者的不悔。不惟不悔，如果還有再一次機會，他還會做這個選擇。

    並不是每一個曾經是馬克思主義者的人都有這份執著，都是這樣不悔的。

    然而，馬克思主義者又並不諱言自己走過曲折的路，有過各種困惑和迷惘。

    胡繩八十自壽，偷得數語，戲作一銘，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載。七十八十，稍知天命。廿一世紀，略窺門庭。九十無望，嗚呼尚饗。”

    前三句與孔夫子的話完全一樣。不過，胡繩“志於學”，是學馬克思主義。三十歲寫出《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這樣一本至今還站得住的馬克思主義歷史著作，應該算是“立”起來了吧。 　

    接下去就不同了。孔夫子是“四十而不惑”，胡繩則是“四十而惑”。胡繩四十歲那一年，正是大躍進、大煉鋼鐵、大辦人民公社的一九五八年。面對大躍進而惑，對於胡繩，那是必然的。比較費解的是“惑而不解垂三十載”。這三十載，從哪算到哪呢﹖所以，人們不大引用這句話，以為或者是筆誤，或者是算錯。甚至不提這篇銘文。我覺得還是照引，以存其真。也許是筆誤，也許是另有深意，比如想説困惑不自一九五八年開始，也不在一九七八年結束，或者想説別的什麼，讀者可以自己領會。總之，胡繩用他在建國後逐漸陷入很深的、長期的困惑之中，來説明他在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九年這三十年中作品較少的原因。

    當然，原因不止這一個，形勢變化，做不成寫作專業戶了，參與的集體寫作多了。重要的還是：

    “從一九五七年以後，我越來越感到在我的寫作生活中從來沒有遇到過的矛盾。似乎我的寫作在不是很小的程度上是為了適應某種潮流，而不是寫出自己內心深處的東西。我內心深處究竟有什麼，自己並不十分清楚，但我覺得自己的頭腦和現行的潮流有所牴牾。現在看來，這種矛盾産生於我不適應黨在思想理論領域內的‘左’的指導思想。但當時我並不能辨識這種‘左’的指導思想。正因為我不理解它，所以陷入越來越深的矛盾。為順應當時的潮流，我寫過若干與實際不符合、在理論上站不住的文章。寫作這樣的文章，不能使我擺脫而只能加深這種矛盾。由於這種矛盾，我在寫作的方向和目標上感到茫然。這樣，寫作就越來越少，而且在‘文化大革命’爆發前幾年中完全放棄了寫作，恰好在這時我患了一種無以名之，名之曰‘疲勞綜合症’的較長期的病。”

    這樣一篇獨白，表明胡繩把他的心交給了讀者。

    當然，他把自己多次犯過錯誤，有時感到的迷惘和困惑，歸咎於功力不夠，悟道不深，“所以我覺得，對我在政治上和理論學術上的追求和我選擇的路，無需後悔”。

    這就是胡繩的不悔和困惑的命運交響曲。

    困惑是覺醒的前奏。“天命難知頻破惑，塵凡多變敢求真。”這是胡繩八十自壽的一首詩中的一聯。求真破惑，漸知天命，胡繩就是這樣走過那二三十年，走向自己的“七十八十”，走向國家的改革開放，即所謂“老遇明時倍旺神”（《八十自壽詩》）的。

    前面講到胡繩的不悔，“如果還有再一次機會，他還會做這個選擇”。這是就根本方向，就投身現實政治和確定社會主義目標而言的。要是就社會主義的模式和方法而言，那就一定要有別的選擇了。胡繩紀念田家英的文章中，介紹了五十年代末田對他説過的一句給他留下很深印象的話：“如果可以重新從頭搞社會主義，我將用另一種方法來搞。”要搞社會主義，這是不悔的；對於什麼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那是要重新認識、重新選擇的。“重新從頭搞”，是虛擬的幻想。從總結經驗中重新認識、重新選擇，則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改革的現實。如果拒絕這種重新認識、重新選擇，那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的執著，而是抱殘守缺者的冥頑了。

    一九六二年下半年開始胡繩幾乎每天低燒，從一九六三年起，只能脫離工作休息，幾個醫院檢查，查不出病因。恰好喬木也是無名低燒，在秀才班子裏，這也是一樁巧合。有一次，在一個小會上，康生出語驚人：“喬木，胡繩，我看都沒有病！”是説他們沒病裝病，還是説他們無病呻吟，或者是説他們的病是精神因素，説有就有，就無就無﹖不得而知。

    胡繩説，“經過一段時間休息，我的病也就慢慢好了。當我剛剛準備重新開始工作時，就遇到了‘文化大革命’。”一篇《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我不知道參加毛澤東在杭州的談話，是不是胡繩重新工作的開始，如果是，那他這個開始，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開始。毛澤東找了五個人：陳伯達、田家英、胡繩、艾思奇和關鋒。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他們一到，毛澤東就同他們簡單地談了一下，説是要提倡讀馬列著作，因此要選擇出版幾本書，每本書上都要有中國人寫的序，要他們考慮一下先出版哪幾本和如何寫序言的問題。那時姚文元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表已經十天，談話中並沒有提到。毛澤東説，過幾天再約這幾個人談一次。一等，就等了整整一個月。這期間毛澤東突然到上海召開了一次中央會議，那就是對羅瑞卿進行錯誤批判的會。這第二次談話，還是原來的主題，不過他海闊天空，還談到了中國古代的幾次戰爭，談到了中美關係，也談到了學術理論界的事，談到《海瑞罷官》，其中有這樣的話：戚本禹的文章很好，但是沒有點名，姚文元的文章點了名，但是沒有打中要害，要害問題在“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我們也罷了彭德懷的官。

    後來這要害在“罷官”，成了一樁公案：關鋒揭發，在整理杭州談話紀要時，他要寫進去這句關於“要害”的話，而田家英、胡繩不贊成。這就成了他們“隱瞞和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一大罪狀！

    胡繩在紀念田家英的文章中説，這件事同田家英之死可能有點關係。而事實是，提出要整理這次談話紀要的正是田家英。他作為中辦副主任，認為談話中的重要內容應當送中央同志看看。他認為《海瑞罷官》不過是附帶提到，和其他許多附帶提到的話一樣，不必整理進紀要裏。胡繩同意這個意見，參加整理紀要的三人之一的關鋒，是執筆者，當時並沒有提出異議，就照辦了。搞好紀要後一天，關鋒向田、胡提出過“不寫上這幾句話行不行”。田、胡都沒有理這個問題，關鋒也沒有再説什麼。

    但這件事也説明田和胡，對毛澤東在準備發動“文化大革命”缺乏敏感。

    序幕雖已揭開，山風時時颳起，但是山雨還沒來。

    於是，胡繩、許立群一起到四川三線參觀遊覽或曰視察去了。

    《胡繩詩存》中有一首詩，寫于一九九四年，憶這次出遊。詩曰：“卅載金牛訪舊鄉，草深樹密雜花香。當時那識風濤惡，猶試龍家抄手湯。”詩末附一小注：“余于一九六六年初與許立群同志到成都，宿金牛壩賓館。時為‘文革’風浪將起之時，而余等懵然不知也。”

    （摘自《黨史札記》，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版）

    《書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