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賦閒時,總易回首往事,以善待來日。我這一生大致經歷了三段:上學、讀書近20年;挨整、勞動20來年;工作、教書20幾年。嘆息歲月蹉跎,愧於無所建樹。主要憾事有二:第一,書是讀了一些,卻未真正讀懂、讀熟一批經典性的原著,像飄著的浮萍,缺乏根底;第二,學是上了多年,卻未有幸遇上一位督導的嚴師,如失散的遊勇,缺乏訓練。前者似乎也與後者相關。這當然不能怨天尤人。中間那20來年,已入“另冊”,光陰流逝,固然身不由己,但不能像“屈原放逐,著《離騷》”那樣有“發憤之所為”,責任仍在自己。至於嚴師,所在學校總是有的,問題在於不能主動去拜師、求教,對嚴格要求,心存疑懼,總圖輕鬆而僥倖有成。總之,兩個方面,都有自己的惰性根源在。
看來,從嚴要求,是我國教育思想的一個重要傳統。舊的《三字經》裏也説:“教不嚴,師之惰。”不是麼?常聽到學有所成者回憶某某嚴師刻骨銘心的指點和要求。從《論語》中看到,古代教育家孔子厭惡“巧言令色”之類,他在與弟子的循循善誘的對話中,對不正確的言行也作了嚴厲的批評。把治學與做人統一起來,正是孔子的遺風,我國傳統思想的特點。
當然,從嚴要求,並不就是板著面孔訓人,並不等於機械劃一的訓練,也決不是用層層考試,出難題、怪題、偏題去為難學生。在師生之間,一個“嚴”字的背後,蘊含著深切的人文關懷。因此,嚴字當頭的另一面,正是一個“寬”字,或一個“活”字。可以説,在教與學的品質要求上,在教學秩序的管理上,應是嚴格的;而在個性發揮、興趣所向上,又是寬闊的。或者説,在學術水準、學術規範的要求上,是嚴格的,而學術探討、觀點爭鳴上,又是自由的。在嚴格要求的同時,應當讓學生開拓思維空間,在廣闊的天地裏活躍自如地發展。孔子是注重因材施教的,並不搞什麼填鴨式和注入式,而是主張“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和“舉一隅而三隅反”,來調動弟子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不過,話又説回來,如何處理好這個嚴與寬、嚴與活的關係,又正是我國教育史上的一個難題。長期以來,我國的教育制度都有強求一致、扼殺個性的傾向。近年來提倡素質教育,批評應試教育是切中時弊的。所謂“應試教育”,無非是指一切圍著考試轉,片面追求升學率,讓學生死記硬背教材、答案,去對付層層考試。不合理的考試的制度、內容和方法必須改革。但考試終究是一種手段,是檢驗、衡量教與學的必要環節。加強素質教育,並不意味著要忽視或放鬆考試。合理而適當的考試是可以服務於素質教育的。目前我國實行的高考,儘管有不少需要改革和改進的方面,但它又確是保證招生品質和公平競爭的一個必不可少的環節。設想一下,要是放棄或動搖了這個環節,如今社會環境下權力和金錢的左右,會把高等教育腐蝕和瓦解到何等地步!
就我所見,目前國內的中、小學生,為了升學考試,學業負擔普遍偏重,而一旦進入大學之後,便不同程度地出現鬆散現象。考試要求不高、考場紀律不嚴的問題並不少見,“人情分”、“討好分”的情況時有發生。研究生的考試和論文答辯,缺乏學術規範、學術水準的要求,評語中往往過分拔高,只講好話,不作批評。我曾見到一門有關古代思想的課程,全班近30人期末考試的成績都在85分以上。某專業方向幾屆博士生班綜合考試的成績全是“優”。有一次去聽一門有關文化史的課。請看課間休息時我與旁邊一位學生的對話——問:“你覺得這門課怎麼樣?”答:“不錯,學得很輕鬆。”問:“內容涉及到很多方面,也不會很輕鬆吧?”答:“我説輕鬆,就是考試不難,學分好拿。”問:“怎麼考試?”答:“交一篇一千字的作業。”問:“作業好寫嗎?”答:“好寫,借別人的筆記翻一翻,就能寫出來。”問:“為什麼還要翻別人的筆記?你不是來上課了嗎?”答:“我只聽過兩次課。”顯然,教師在這些方面的降低要求和任意放鬆,並不是對學生的真正愛護,而正是對學生和教育的失職。實際上,在鬆鬆垮垮的氛圍中,是難於涌現高品質人才的。
曾經從《作家文摘》上讀到《從清華走出的科學大師們》一文,頗有感觸。葉企孫教授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創建清華大學物理系,他很重視人文精神與科學精神相結合的教育,見賢思齊,廣納人才,團結奮進,為祖國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的物理學家,解放後為“兩彈一星”的研製作出了突出貢獻。葉企孫的物理教學的特點之一,是重視實驗,並嚴於考試。李政道在西南聯大剛讀完二年級,葉企孫就同意破格送他去美國讀博士。但是,李政道二年級的電磁學一課的成績只得83分。他的一份試卷本來差錯很小,被葉老師扣去2分。而且,葉老師認為,這份試卷只能算理論成績,全作對了,也只給60分,李政道的卷面成績應是58分。另外40分是實驗的分數,當時李的實驗只得25分。因此他這門課的總分是83分。李政道出國前的這份試卷後被保存下來,得以珍藏至今。真是一份嚴師出高徒的見證。
這又使我想起蔡元培先生。人們説他是“有求必應”的大好人,與他接觸,有如春風化雨般地受到熏陶。但他對教師的延聘,卻嚴格地以是否“積學與熱心”為準則。他説:“延聘教員,不但是求有學問的,還要求於學問上很有研究的興趣,並能引起學生的研究興趣的。不但世界的科學取最新的學説,就是我們本國固有的材料,也要用新方法來整理它。”這裡兩次提到“興趣”,兩次用了“新”字,可見他對北大教師要求之嚴格。對於學術水準低和對教學不負責任的,則不論何人,他都按聘約合同予以解聘。權勢和私情在這裡都不起作用。同時,蔡元培主張對學生實行嚴格考試、擇優錄取的制度,打破大學被權勢者壟斷的局面,使出身貧寒而學習優秀的青年同樣獲得深造的機會。他堅持學習期間的嚴格考試與考勤,防止出現學習空氣鬆散的現象。在一次講演中,他對考試評分過松的現象深表不滿:“北大的學年考試居然沒有留級、降班的,這是北大的恥辱,它説明北大的教育是不嚴格的。”
我們現在是不是有些把恥辱當作“榮耀”了呢?
你遇上嚴師了麼?如果遇上了,那是你一生的幸運。
《中華讀書報》2002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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