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賦閒時，總易回首往事，以善待來日。我這一生大致經歷了三段：上學、讀書近20年；挨整、勞動20來年；工作、教書20幾年。嘆息歲月蹉跎，愧於無所建樹。主要憾事有二：第一，書是讀了一些，卻未真正讀懂、讀熟一批經典性的原著，像飄著的浮萍，缺乏根底；第二，學是上了多年，卻未有幸遇上一位督導的嚴師，如失散的遊勇，缺乏訓練。前者似乎也與後者相關。這當然不能怨天尤人。中間那20來年，已入“另冊”，光陰流逝，固然身不由己，但不能像“屈原放逐，著《離騷》”那樣有“發憤之所為”，責任仍在自己。至於嚴師，所在學校總是有的，問題在於不能主動去拜師、求教，對嚴格要求，心存疑懼，總圖輕鬆而僥倖有成。總之，兩個方面，都有自己的惰性根源在。

    看來，從嚴要求，是我國教育思想的一個重要傳統。舊的《三字經》裏也説：“教不嚴，師之惰。”不是麼？常聽到學有所成者回憶某某嚴師刻骨銘心的指點和要求。從《論語》中看到，古代教育家孔子厭惡“巧言令色”之類，他在與弟子的循循善誘的對話中，對不正確的言行也作了嚴厲的批評。把治學與做人統一起來，正是孔子的遺風，我國傳統思想的特點。

    當然，從嚴要求，並不就是板著面孔訓人，並不等於機械劃一的訓練，也決不是用層層考試，出難題、怪題、偏題去為難學生。在師生之間，一個“嚴”字的背後，蘊含著深切的人文關懷。因此，嚴字當頭的另一面，正是一個“寬”字，或一個“活”字。可以説，在教與學的品質要求上，在教學秩序的管理上，應是嚴格的；而在個性發揮、興趣所向上，又是寬闊的。或者説，在學術水準、學術規範的要求上，是嚴格的，而學術探討、觀點爭鳴上，又是自由的。在嚴格要求的同時，應當讓學生開拓思維空間，在廣闊的天地裏活躍自如地發展。孔子是注重因材施教的，並不搞什麼填鴨式和注入式，而是主張“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和“舉一隅而三隅反”，來調動弟子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不過，話又説回來，如何處理好這個嚴與寬、嚴與活的關係，又正是我國教育史上的一個難題。長期以來，我國的教育制度都有強求一致、扼殺個性的傾向。近年來提倡素質教育，批評應試教育是切中時弊的。所謂“應試教育”，無非是指一切圍著考試轉，片面追求升學率，讓學生死記硬背教材、答案，去對付層層考試。不合理的考試的制度、內容和方法必須改革。但考試終究是一種手段，是檢驗、衡量教與學的必要環節。加強素質教育，並不意味著要忽視或放鬆考試。合理而適當的考試是可以服務於素質教育的。目前我國實行的高考，儘管有不少需要改革和改進的方面，但它又確是保證招生品質和公平競爭的一個必不可少的環節。設想一下，要是放棄或動搖了這個環節，如今社會環境下權力和金錢的左右，會把高等教育腐蝕和瓦解到何等地步！

    就我所見，目前國內的中、小學生，為了升學考試，學業負擔普遍偏重，而一旦進入大學之後，便不同程度地出現鬆散現象。考試要求不高、考場紀律不嚴的問題並不少見，“人情分”、“討好分”的情況時有發生。研究生的考試和論文答辯，缺乏學術規範、學術水準的要求，評語中往往過分拔高，只講好話，不作批評。我曾見到一門有關古代思想的課程，全班近30人期末考試的成績都在85分以上。某專業方向幾屆博士生班綜合考試的成績全是“優”。有一次去聽一門有關文化史的課。請看課間休息時我與旁邊一位學生的對話——問：“你覺得這門課怎麼樣？”答：“不錯，學得很輕鬆。”問：“內容涉及到很多方面，也不會很輕鬆吧？”答：“我説輕鬆，就是考試不難，學分好拿。”問：“怎麼考試？”答：“交一篇一千字的作業。”問：“作業好寫嗎？”答：“好寫，借別人的筆記翻一翻，就能寫出來。”問：“為什麼還要翻別人的筆記？你不是來上課了嗎？”答：“我只聽過兩次課。”顯然，教師在這些方面的降低要求和任意放鬆，並不是對學生的真正愛護，而正是對學生和教育的失職。實際上，在鬆鬆垮垮的氛圍中，是難於涌現高品質人才的。

    曾經從《作家文摘》上讀到《從清華走出的科學大師們》一文，頗有感觸。葉企孫教授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創建清華大學物理系，他很重視人文精神與科學精神相結合的教育，見賢思齊，廣納人才，團結奮進，為祖國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的物理學家，解放後為“兩彈一星”的研製作出了突出貢獻。葉企孫的物理教學的特點之一，是重視實驗，並嚴於考試。李政道在西南聯大剛讀完二年級，葉企孫就同意破格送他去美國讀博士。但是，李政道二年級的電磁學一課的成績只得83分。他的一份試卷本來差錯很小，被葉老師扣去2分。而且，葉老師認為，這份試卷只能算理論成績，全作對了，也只給60分，李政道的卷面成績應是58分。另外40分是實驗的分數，當時李的實驗只得25分。因此他這門課的總分是83分。李政道出國前的這份試卷後被保存下來，得以珍藏至今。真是一份嚴師出高徒的見證。

    這又使我想起蔡元培先生。人們説他是“有求必應”的大好人，與他接觸，有如春風化雨般地受到熏陶。但他對教師的延聘，卻嚴格地以是否“積學與熱心”為準則。他説：“延聘教員，不但是求有學問的，還要求於學問上很有研究的興趣，並能引起學生的研究興趣的。不但世界的科學取最新的學説，就是我們本國固有的材料，也要用新方法來整理它。”這裡兩次提到“興趣”，兩次用了“新”字，可見他對北大教師要求之嚴格。對於學術水準低和對教學不負責任的，則不論何人，他都按聘約合同予以解聘。權勢和私情在這裡都不起作用。同時，蔡元培主張對學生實行嚴格考試、擇優錄取的制度，打破大學被權勢者壟斷的局面，使出身貧寒而學習優秀的青年同樣獲得深造的機會。他堅持學習期間的嚴格考試與考勤，防止出現學習空氣鬆散的現象。在一次講演中，他對考試評分過松的現象深表不滿：“北大的學年考試居然沒有留級、降班的，這是北大的恥辱，它説明北大的教育是不嚴格的。”

    我們現在是不是有些把恥辱當作“榮耀”了呢？

    你遇上嚴師了麼？如果遇上了，那是你一生的幸運。

    《中華讀書報》2002年9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