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讀到一篇文章,説大馮是才子。
還有一家出版社,將他,和另三位五短身材的作家捆在一起,出了一套才子文叢。
大馮是才子嘛?他願意當這個才子嘛?我一直懸疑,未敢斷定。
大馮有才,千真萬確。在中國當下還能喘氣的作家中間,除了“作家”這個身份外,能挎上“畫家”身份,還能挎上半拉或四分之一拉“收藏家”身份者,找得出第二個嗎?如果説會寫文章,會畫畫,就是才子的話,中國的才子也就太多了些。若以舊小説中,或舊戲曲裏的概念來解讀才子的話,大馮好像還不太夠條件,嘛(天津話)?道理很簡單,才子要有一點點酸,迎風掉淚,對月傷風,我從來沒見過大馮有皺過眉頭的時候。
他基本上是個樂觀主義者。
另外,他個子太高。身高的人,適宜當生猛騎士,不宜當多情種子。也怪了,中國作家的身高,平均偏矮,越有名氣的作家,也越矮。大馮是惟一的例外,他最高,名氣照樣挺大。
由於身高的緣故,他在作家圈子裏,如羊群裏的駱駝,比較突出。大家都坐在那裏,不顯,一站起來,他馬上鶴立雞群。所以,他要往小轎車裏擠,比常人要困難一點。有一次,他與甲,還有乙,去看丙。這個丙,當時處境不佳,聰明人都躲之不迭。甲看完了丙,走出來,便急著要離開,以為大馮已經把兩支長腿塞進車裏去了,便“啪”地要關門,其實,他還沒有坐穩,手扶著車門正在使勁。真玄,差點軋斷了他的手指。
所以,我認為大馮做不了中國式的才子。因為才子,身量不能太高,由於中國的佳人通常都比較袖珍。雖然他寫過一篇小説,題曰:《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但是,電線桿和門墩,捍麵杖和毛筆,要談戀愛的話,那視覺效果究竟是不會太好的,不過,那篇小説的結尾,高女人不在了,可矮丈夫打傘還習慣性地舉得高一點,寫得很感傷,也很惆悵。去年,我為一家出版社選50年的短篇小説,用了他的這篇代表作。
大馮很現代,與傳統概念裏的中國才子,就是和梅蘭芳配戲的俞振飛那樣的小生,幾乎沒有共同之處。在舊社會,要做一個地道的才子,也不容易。除了吟詩作對,琴棋書畫,吹拉彈唱,猜枚行令,樣樣在行外,還要有在後花園勾搭小姐的特異功能。大馮若是想當一回張君瑞的話,他人高馬大,還沒有把梯子放在鶯鶯家的西廂墻外,就會被值班室的打更的發現了,誰讓他目標明顯呢?
儘管如此,大馮有大馮的風流。作家不風流,是不行的,從古到今,不風流的作家能寫出有靈性的作品嗎?但風流,品種類別檔次成色也是各各不一的,不一定非得跟小姐眉目傳情不可才叫風流,阮籍一醉不起,嵇康臨刑撫琴,陶潛南山採菊,謝客登山覽水,那也是一種風流。
大馮的風流,有一點名士派頭。
名士風流和才子風流的區別在哪呢?才子做出這樣或那樣的舉止,以引起人對他的注意為目的。名士做出這樣或那樣的行為,是以引起別人關注他所關注的事物為目的。才子以情色勝,他的風流,多為自己;名士以聲氣壯,他的風流,倒意在公眾。才子看重他這個人及心儀愛慕的幾位女子,怎樣怎樣,名士更看重他想做的事以及社會效果,如何如何。才子愛哼,時作無病呻吟,名士愛吼,經常處於亢奮之中。所以,才子常常搔首弄姿,顧影自憐,老覺得自己是弱者,老尋求別人(尤其是女人,尤其是年輕漂亮的女人)同情,而名士則狂狷不羈,好作大語,恨不能對誰都不買賬。
這樣,就對大馮老關心天津原先租界地的洋樓,得機會就喊,得功夫就叫,有所了解了。就知道他一會兒忙敦煌,一會兒忙楊柳青,一會兒又掏換幾件不知是真是假的古董,風風火火,露出一臉幸福笑容的所以然了。這種名士風流,與和他同綁在一套文叢裏的才子們,老是抱怨盜版侵權,老是發愁陽萎不舉的風流有所不同,也就顯而易見了。
他的小説,寫得很好。他的關於文化的思考,關於藝術的見解方面的文章,也很有見地。他的水墨畫,工筆畫,也足夠征服我這樣完全外行的眼睛。他的收藏,堆滿了好幾間屋子,每一件,他都認為了不得;我也相信了不得;至於真的了不得,還是假的了不得,那是無所謂的。因為在我看來,收藏是一種感情的堆積,是一種能量的宣泄,或者也可以説是一種信仰,信仰,就不必要求百分之百。
收藏者,其實更像一個趕路的行腳僧,不停地尋覓,終於到了目的地,得到了他想要的東西,獲得了滿足,坐一坐,歇一歇,然後再厘定新的目標,接著再前進。所以,真品所得到的滿足,和尚未確定為贗品的贗品,所能給予的滿足,是同樣的。即使,確定為膺品,到了手裏,也會因為付出的代價,及其亂真度,和贗品自身的年代價值,而珍惜不已的。
我之所以説他是“半拉”,或“四分之一拉”的收藏家,因為真正的收藏家(收破爛者除外),收字畫者,不玩陶瓷,即使玩瓷者,也只能專心致志於某一個古窯,因為人的精力總是有限的。而大馮則是對他能夠涉獵的區域,無不興趣盎然地,大搖大擺地走進去。
説到底,他終究還是個作家。
有時候,擠在他那凝縮著歷史和地理的藏室裏,看著他那張滿足的臉,像是喝了二兩花雕以後,比所有的藏品更令人陶醉。看他小心翼翼地捧著那些古董,對懂的、半懂的、不懂的參觀者講些什麼的時候,我發現,他説到這些石頭,泥胎,木器,陶罐,就仿佛講述他自己的故事似的。於是,頓時間悟到了,我愛,故我在,愛,才是最終的一切。
我見過大馮畫過的一幅畫,是用中國水墨畫的風格,畫出來的德國科隆大教堂,我想,這很足以説明問題,他正是這樣一個很中國傳統但又受到西風熏染的文人。或許,這就是驥才的“才”,得以與眾不同的地方了。如果,只會趴在洋鬼子腳前做跟屁蟲,大氣也不敢出;如果,只會趴在老祖宗牌位前做孫子,頭也不敢抬起,我敢肯定,絕不會有大出息。
於是,不禁想起上個世紀初葉,魯迅先生在北京當教育部僉事,白天逛琉璃廠,晚上,伏在紹興會館的燈下,一筆一劃抄寫《嵇康集》。這種努力,與他後來寫《阿Q正傳》,其實應該沒有什麼必然的聯繫。然而,正是這樣一個弘大的民族文化背景下,才使他的文字,直到21世紀的中國,仍有其旺盛的生命力。
我之所以提到這位大師,看來,也正是驥才兄正在做的,和我們今天還在喘氣的作家,一個值得奮鬥的方向吧!
《南方日報》2002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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