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讀到一篇文章，説大馮是才子。

    還有一家出版社，將他，和另三位五短身材的作家捆在一起，出了一套才子文叢。

    大馮是才子嘛？他願意當這個才子嘛？我一直懸疑，未敢斷定。

    大馮有才，千真萬確。在中國當下還能喘氣的作家中間，除了“作家”這個身份外，能挎上“畫家”身份，還能挎上半拉或四分之一拉“收藏家”身份者，找得出第二個嗎？如果説會寫文章，會畫畫，就是才子的話，中國的才子也就太多了些。若以舊小説中，或舊戲曲裏的概念來解讀才子的話，大馮好像還不太夠條件，嘛(天津話)？道理很簡單，才子要有一點點酸，迎風掉淚，對月傷風，我從來沒見過大馮有皺過眉頭的時候。

    他基本上是個樂觀主義者。

    另外，他個子太高。身高的人，適宜當生猛騎士，不宜當多情種子。也怪了，中國作家的身高，平均偏矮，越有名氣的作家，也越矮。大馮是惟一的例外，他最高，名氣照樣挺大。

    由於身高的緣故，他在作家圈子裏，如羊群裏的駱駝，比較突出。大家都坐在那裏，不顯，一站起來，他馬上鶴立雞群。所以，他要往小轎車裏擠，比常人要困難一點。有一次，他與甲，還有乙，去看丙。這個丙，當時處境不佳，聰明人都躲之不迭。甲看完了丙，走出來，便急著要離開，以為大馮已經把兩支長腿塞進車裏去了，便“啪”地要關門，其實，他還沒有坐穩，手扶著車門正在使勁。真玄，差點軋斷了他的手指。

    所以，我認為大馮做不了中國式的才子。因為才子，身量不能太高，由於中國的佳人通常都比較袖珍。雖然他寫過一篇小説，題曰：《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但是，電線桿和門墩，捍麵杖和毛筆，要談戀愛的話，那視覺效果究竟是不會太好的，不過，那篇小説的結尾，高女人不在了，可矮丈夫打傘還習慣性地舉得高一點，寫得很感傷，也很惆悵。去年，我為一家出版社選50年的短篇小説，用了他的這篇代表作。

    大馮很現代，與傳統概念裏的中國才子，就是和梅蘭芳配戲的俞振飛那樣的小生，幾乎沒有共同之處。在舊社會，要做一個地道的才子，也不容易。除了吟詩作對，琴棋書畫，吹拉彈唱，猜枚行令，樣樣在行外，還要有在後花園勾搭小姐的特異功能。大馮若是想當一回張君瑞的話，他人高馬大，還沒有把梯子放在鶯鶯家的西廂墻外，就會被值班室的打更的發現了，誰讓他目標明顯呢？

    儘管如此，大馮有大馮的風流。作家不風流，是不行的，從古到今，不風流的作家能寫出有靈性的作品嗎？但風流，品種類別檔次成色也是各各不一的，不一定非得跟小姐眉目傳情不可才叫風流，阮籍一醉不起，嵇康臨刑撫琴，陶潛南山採菊，謝客登山覽水，那也是一種風流。

    大馮的風流，有一點名士派頭。

    名士風流和才子風流的區別在哪呢？才子做出這樣或那樣的舉止，以引起人對他的注意為目的。名士做出這樣或那樣的行為，是以引起別人關注他所關注的事物為目的。才子以情色勝，他的風流，多為自己；名士以聲氣壯，他的風流，倒意在公眾。才子看重他這個人及心儀愛慕的幾位女子，怎樣怎樣，名士更看重他想做的事以及社會效果，如何如何。才子愛哼，時作無病呻吟，名士愛吼，經常處於亢奮之中。所以，才子常常搔首弄姿，顧影自憐，老覺得自己是弱者，老尋求別人(尤其是女人，尤其是年輕漂亮的女人)同情，而名士則狂狷不羈，好作大語，恨不能對誰都不買賬。

    這樣，就對大馮老關心天津原先租界地的洋樓，得機會就喊，得功夫就叫，有所了解了。就知道他一會兒忙敦煌，一會兒忙楊柳青，一會兒又掏換幾件不知是真是假的古董，風風火火，露出一臉幸福笑容的所以然了。這種名士風流，與和他同綁在一套文叢裏的才子們，老是抱怨盜版侵權，老是發愁陽萎不舉的風流有所不同，也就顯而易見了。

    他的小説，寫得很好。他的關於文化的思考，關於藝術的見解方面的文章，也很有見地。他的水墨畫，工筆畫，也足夠征服我這樣完全外行的眼睛。他的收藏，堆滿了好幾間屋子，每一件，他都認為了不得；我也相信了不得；至於真的了不得，還是假的了不得，那是無所謂的。因為在我看來，收藏是一種感情的堆積，是一種能量的宣泄，或者也可以説是一種信仰，信仰，就不必要求百分之百。

    收藏者，其實更像一個趕路的行腳僧，不停地尋覓，終於到了目的地，得到了他想要的東西，獲得了滿足，坐一坐，歇一歇，然後再厘定新的目標，接著再前進。所以，真品所得到的滿足，和尚未確定為贗品的贗品，所能給予的滿足，是同樣的。即使，確定為膺品，到了手裏，也會因為付出的代價，及其亂真度，和贗品自身的年代價值，而珍惜不已的。

    我之所以説他是“半拉”，或“四分之一拉”的收藏家，因為真正的收藏家(收破爛者除外)，收字畫者，不玩陶瓷，即使玩瓷者，也只能專心致志於某一個古窯，因為人的精力總是有限的。而大馮則是對他能夠涉獵的區域，無不興趣盎然地，大搖大擺地走進去。

    説到底，他終究還是個作家。

    有時候，擠在他那凝縮著歷史和地理的藏室裏，看著他那張滿足的臉，像是喝了二兩花雕以後，比所有的藏品更令人陶醉。看他小心翼翼地捧著那些古董，對懂的、半懂的、不懂的參觀者講些什麼的時候，我發現，他説到這些石頭，泥胎，木器，陶罐，就仿佛講述他自己的故事似的。於是，頓時間悟到了，我愛，故我在，愛，才是最終的一切。

    我見過大馮畫過的一幅畫，是用中國水墨畫的風格，畫出來的德國科隆大教堂，我想，這很足以説明問題，他正是這樣一個很中國傳統但又受到西風熏染的文人。或許，這就是驥才的“才”，得以與眾不同的地方了。如果，只會趴在洋鬼子腳前做跟屁蟲，大氣也不敢出；如果，只會趴在老祖宗牌位前做孫子，頭也不敢抬起，我敢肯定，絕不會有大出息。

    於是，不禁想起上個世紀初葉，魯迅先生在北京當教育部僉事，白天逛琉璃廠，晚上，伏在紹興會館的燈下，一筆一劃抄寫《嵇康集》。這種努力，與他後來寫《阿Q正傳》，其實應該沒有什麼必然的聯繫。然而，正是這樣一個弘大的民族文化背景下，才使他的文字，直到21世紀的中國，仍有其旺盛的生命力。

    我之所以提到這位大師，看來，也正是驥才兄正在做的，和我們今天還在喘氣的作家，一個值得奮鬥的方向吧！

    《南方日報》2002年9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