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印度,印象最深的就是寺廟林立。無論城市還是鄉村,只要人稍微多一點的地方就有寺廟,香火旺盛,熱鬧喧囂,教徒虔誠。
去印度之前,我一直把印度看作是一個雖然經濟落後但非常穩定的國家,原因有二:一、印度號稱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二、印度是佛教發源地,想來也應該是世界上最大的佛教國家。佛教講究寬容、慈悲,與人為善,提倡減低慾望,人們之間的衝突相對就會減少,社會矛盾相對緩和。此外,甘地提倡的“非暴力運動”,也是我所欣賞的。但在印度呆了十多天,觀察和討論了有關印度宗教的問題後,我改變了看法。朋友問我,我説:印度存在的問題恐怕不比我們少,尤其宗教問題,是一個火藥桶,隨時可能爆炸。果然,説完這話不到一個月,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地區就爆發大規模宗教衝突,自2月27日開始,700多人喪生,至今尚未完全平息。
剛到印度時,我最大的一個震驚就是佛教在印度的徹底衰落。表面看,印度到處都是寺廟,香火旺盛,每個寺廟似乎都充斥信徒,從早到晚黑鴉鴉的人頭聚集。我想當然地以為這裡和泰國等國一樣,佛教興盛,佛教信徒甚多,所以寺廟興旺。但走的地方多了,發現有的寺廟人頭攢動,擁擠不堪,小孩子在其中鑽來鑽去,熱鬧異常,有的寺廟卻冷冷清清,門可羅雀,甚至房屋墻角都開始出現裂縫,地面都開始長草了。我開始留心,發現這一現象還很普遍,終於忍不住問陪同的印度朋友。他告訴我,那些熱鬧非凡的寺廟是印度教的,而那些破落寂靜的寺廟是佛教的,有些佛教寺廟甚至已經完全荒廢了,久無人跡。我大吃一驚,第一次知道佛教在印度已如此衰落。在當今的印度,印度教為第一大教,教徒佔總人口的83%,伊斯蘭教為第二大教,信徒佔總人口的12%,其次是錫克教徒。佛教徒僅為1%。近年來,基督教在印度的發展勢頭很猛,估計也已超過佛教。佛教宣揚的“無為”、“殺戒”、非暴力等,未能成為宗教衝突異常激烈的印度社會的主流。據印度朋友介紹,由於佛教主張退讓,不殺生,早期一些其他教派為驅趕佛教徒,就將割了脖子、滴著血的雞扔進佛教寺廟裏,雞流著血四處亂竄,佛教信徒一見血就亂了,後來守廟的僧人也只好躲開了,就這樣,其他宗教乘虛而入。
印度最大的宗教衝突自然來自印度教與伊斯蘭教之間。説起來,印度的宗教衝突真是一部不堪回首、令人寒心的血與淚交織的歷史。印度的宗教矛盾是長期以來形成的糾纏不清的一個難解的結,連聖雄甘地這樣的偉人也毫無辦法,最終被極端印度教徒刺殺。1947年的印巴分治將此矛盾推到極點。1947年,英國殖民主義在印度民族獨立成為大勢所趨之時,只好退出印度,但它在退出之前捅了印度最後一刀子,倉促地造成印巴分立,即分裂為一個以印度教徒為主的印度和一個以穆斯林教徒為主的巴基斯坦。據當時統計,短短幾個月內,宗教衝突導致100多萬人死亡,十多萬婦女遭劫持或強姦,1200萬人逃亡。現在的估計則是1.12億人被迫移民,死亡人數大約1000萬左右。宗教衝突從此更加激烈,埋下根深蒂固的仇恨、猜忌與不信任。1984年,印度總理英迪拉 甘地被錫克教徒所殺,又是大規模的仇殺與報復,成千上萬人無辜喪生。宗教矛盾似乎毫無商榷、緩解的可能,宗教衝突陷入冤冤相報的惡性迴圈之中。印度著名政治家尼赫魯説過:“除非在自由的基礎上,印度或其他各處都不會有和平可言的。”
就説這次古吉拉特邦爆發的大騷亂吧,其實不僅跟宗教,跟政治也很有關係。這次騷亂的起因是所謂“寺廟之爭”。10年前,宗教聖地阿約迪亞曾有一座建於16世紀的巴布裏清真寺。但在印度教中,巴布裏清真寺的地基被認為是印度教大神羅摩印度教最高神毗濕奴的化身,據説出生在1萬年前的誕生地,印度教稱這是400年前穆斯林佔領者強行拆掉原先的羅摩廟建成的。因此,這座清真寺必須拆掉以重新蓋一座羅摩廟。穆斯林們則認為羅摩只是傳説中的人物,誕生地之説無從查考,而清真寺已有400多年曆史,因此不能拆掉。但由於印度教徒人多勢眾,加之政治黨派插手,1992年10月30日,印度教徒強行進入巴布裏清真寺,用錘子和鎬頭搗毀了這座有著464年曆史的古寺,導致大規模的宗教衝突,2000多人死亡。
1994年1月7日,阿拉哈巴德高等法院判定這一有爭議的地基及其周圍土地共約27公頃暫歸政府接管,誰也不能動用。印度高等法院做出了“維護阿約迪亞現狀”的裁決,印度政府也禁止任何一方在阿約迪亞修建寺廟。教派衝突暫時得到平息,但爭議時斷時續。實際上,目前印度聯合政府中的主要黨派印度人民黨就是當時主張在阿約迪亞建羅摩廟,並提出“印度是印度教徒的印度”,“要印度斯坦的非印度教人民接受印度教文化和語言,學會敬畏印度教”,因而贏得印度教徒的支援,逐漸起家的。因此,人民黨執政後,印度教組織要求人民黨兌現當初的諾言。人民黨此時為執政黨,知道此事不能冒失,否則會釀成國家分裂,故採取安撫加拖延的辦法。
2000年12月6日,印度總理瓦傑帕伊向全國宣佈:“重建羅摩廟是愛國主義的表現,這項工作還將繼續下去。”此言一齣,宗教衝突又掀波瀾。印度教徒再次躍躍欲試,聯合政府內部其他黨派則因瓦傑帕伊不遵守執政加盟時“擱置建廟日程”的協議棄他而去,反對黨指責如此政策將禍國殃民。另一方面,激進的印度教徒也因羅摩廟遲遲未建而對政府極端不滿。“世界印度教大會”公開指責印度人民黨領導“當年利用了羅摩廟問題奪取中央政權,而現在又逃避過去的承諾,阻止志願者前往建廟”。今年年初,“世界印度教大會”又開始向政府發難,要求同意在有爭議的清真寺遺址旁邊建造羅摩廟。“世界印度教大會”還選定了印度教節日“濕婆之夜”之後的黃道吉日——3月15日為建廟的日子,並號召全體印度教徒“到阿約迪亞去”。2月24日,大批印度教志願者開始前往阿約迪亞。2月27日,從阿約迪亞乘火車返回的印度教徒在古吉拉特邦遭襲,57人喪生,古吉拉特邦教派騷亂驟起,700多人死亡,並引發全國性的社會危機。政府只好將此事交由法院裁決。3月13日,印度最高法院宣佈不允許在政府已經接管的土地上舉行任何形式的宗教儀式的法令,徹底打破了“世印會”想在靠近有爭議地基的地方舉行儀式的企圖。但是印度教徒並不甘心,以集體自殺相要挾。為緩和越來越緊張的氣氛,打破僵局,14日,北方邦政府提出一個變通的建議,即讓“世印會”在離政府接管的土地1公里多的地方舉行一個象徵性的聖柱移交儀式。15日上午,印度政府採取了妥協的辦法,同意“世印會”舉行象徵性的聖柱移交儀式。15日下午,“世印會”在重兵包圍之中較為平靜地舉行了這一讓人們擔心已久的儀式。總理辦公室一高級官員出席了儀式,並接受了兩根雕刻好的大理石聖柱。“聖柱移交儀式”舉行之後,印度朝野對這一結果都採取了認可的態度。但對於政府出面接受聖柱一事,印度主要的反對黨都表示反對,認為這是政府向教派勢力屈服,有可能帶來嚴重的後果。主要的穆斯林組織“全印巴布裏行動委員會”對“世印會”沒有在有爭議的地基上舉行儀式錶示滿意,認為是“正義”的勝利。“世印會”領導也認為是自己的勝利,因為政府接受了聖柱就等於承認了他們可以在有爭議的地基上建廟。但瓦傑帕伊總理聲明説,聖柱只有在法院將來作出對“世印會”有利的判決後才能使用,“法院是最後的權威”。顯然,局勢只是暫時得到控制,隱患並未清除。徹底的和平遙遙無期。
在印度,我常常陷入一種悲哀與矛盾之中。宗教給印度帶來的究竟是福是禍,真是一時難以説清。一方面,宗教給印度帶來了和諧安定。印度人因為信教,大部分人物質生活需求都極端簡單,甚至過著苦行僧似的生活,包括一些大人物、知識分子,他們視精神生活為最大享受,視其他一切為身外之物,甚至視金錢為糞土。這樣的自我滿足的人生觀,無疑為人口眾多而資源相對有限的印度提供了某種帶來穩定的意識形態基礎。鼓勵民眾追求精神滿足、鄙棄物質要求,使得印度在僅相當於中國1/3的土地上幾千年來生生不息,很少對外擴展掠奪,謀求霸權,雖然這樣的人生觀因為過於壓制消費也可能牽累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一種宗教一旦走到極端,容不得其他不同信仰者時,宗教又會帶來極端可怕的後果。雖然印度有過甘地這樣的智者的企盼,“印度的文化,既不完全是印度教的,伊斯蘭教的,也不是任何其他別的教的;它是一切宗教的融合物”,但在如此水火不相容的宗教矛盾中,甘地的“非暴力主義”實際上不過是一種美好的幻想,甘地自己也承認:這是“一個喜馬拉雅山般的錯誤”。
我還是喜歡那些普通的印度人,那些在數不清的林立的寺廟裏認真地跪拜、祈禱的人們,以及在日常生活中恪守嚴謹的生活與紀律的人們。他們的那種虔誠、堅定、節制和艱苦樸素,在我們身邊是很難見到了。比如甘地,他面對英國人威脅禁運物資時説:“我們寧願赤身裸體也不穿英國人的衣服。”他帶頭紡紗、自製衣服,現在,印度農村不少人還習慣穿自己制做的服裝,用自己制做的肥皂等日用品。還有印度的共産黨,他們現在已在兩個邦執政。他們的一些要求在我們看來不可思議。印度共産黨居然有這樣的紀律,凡抽煙喝酒亂搞女人的不得入黨,入了黨的一旦發現即予處分甚至開除。普通的印度人,也多是些反感物質追求,信守古老而原始的日常生活的苦修者。所以,印度的生態主義、反全球化勢頭之猛,在全世界都是比較強烈的。他們從心底厭惡追求吃喝玩樂的現代化生活方式,他們只吃素,只強調心靈的和諧和生態的平衡。他們在全球化的潮流中是一群異見者,他們獨立的堅決的不合群的姿態,在這個日益渾渾噩噩、得過且過的平面化的世界上顯得是那樣突出。
(摘自《南風窗》2002年4期下)
《書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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