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每天早晨醒來，我就體驗一次極度的快樂，那就是成為達利的快樂。我問自己，真奇怪，這個達利，今天他要做出什麼了不起的事情呢？”這個讓自己快樂的達利在中國之行中好像沒有像他那樣讓觀眾也快樂起來。

    達利的作品無法和他的行為分開，他帶給自己和他人的主題與表演這雙重驚奇組合成了真正的達利。

    達利在中國的這個展覽是由達利基金會和丹麥聯合集團共同策劃，專為中國市場而定做的超大型展覽。隨著資訊、新聞、電影、戲劇及其他藝術交流的日益頻繁，藝術展覽都得在獨特、有感染力的展示方式上花費腦筋。達利展更不同一般地要求展覽形式的花哨，否則對不住達利的形象。展覽方因此嘗試著讓我們大家能主動、互動地理解畫家及其創作，還請到了深層心理研究和訓練中心的成員和教授，設計更符合達利雙重名聲的秀場。據説在國外有成功的例子，1979年在巴黎展覽兩個月，觀眾超過84萬;西班牙80萬;在東京還延遲撤展一個月，觀眾量達55萬。

    中華世紀壇藝術館舉行開幕典禮之前，達利在廣州的反響就讓人對這個展覽有所期待。可是熱鬧之中，《羊城晚報》上一篇《達利從廣州滾出去》的文章提醒人想起了2000年中國美術館達利展時的情景，那時也是一片“達利來了”的媒體聲音，後來tom網的吳鴻拿《別了，薩爾瓦多達利》的文章與之對應。當時他是有感於北京展出的達利作品只是一個系列的鋼筆畫插圖，放在格外隆重的展覽中，顯得十分平庸。由於缺少了那幾張已成為他“註冊商標”的畫作的到場，整個展覽與達利的盛名似乎聯繫不到一起。那一年達利是作為西班牙首相訪華的“先遣官”，扮演的是“文化大使”角色。剩下給觀眾的好像是，一種表白我們身份的符號和民眾文化脫貧的認證書。

    達利是另類現實的支援者和表演者。他的作品誕生在一個反傳統觀念的時代，後來和他吵翻了的超現實主義作家布勒東曾誇他“靠他的偏執狂批判方法授予了超現實主義第一流的武器”。他用這個武器製作的最後讓布勒東們也討厭了的作品，這些作品涉及藝術各個領域——繪畫、雕塑、詩歌、電影、攝影，以及建築設計、傢具設計、首飾設計、芭蕾、玻璃、肥皂，雖然他最終的聲譽被定義在超現實主義畫家中，他用這個武器在其他領域表現的非專業的刺激也是體會那個時代裏那個達利的必要部分。就連他設計的珠寶也將許多他繪畫中和他夢境中的形象運用其中，使一些極尋常的寶石、胸針、耳環、項鍊帶上達利夢幻的光芒。連同他説話不講理，還有在英國講演時穿上能把他憋死的深海潛水服之類的表演，讓他成了最著名的秀場製造者。

    也許他的個性是被電視和印刷品放大了的，要忽視他卻變得困難了。可是來到中國的達利總與他的原始含義有些錯位，前年來到中國的達利畫了些鋼筆畫插圖，15元的門票説明他是個溫和的文化使者。我們不僅知道了只有偏執狂才能成功，也知道達利的名字在布勒東憤怒的拆字遊戲中會變成“渴望美元”，就如同那次他去銀行拿著諾埃爾子爵那張29000法郎的支票去取錢，銀行出納員伸手要取他手裏簽完字的支票時，他頓時做驚恐狀:不，把錢給我時，我再給支票。誰都會像加拉那樣問他，人家要這支票有什麼用呢？達利的理由是怕人家會吃了那張支票，至於為什麼要那樣，達利的答覆是要是他處在那個人的位置上肯定會吃了它的。今年的達利在號稱10億元人民幣的保險單和全球衛星定位系統的擁扶和監視下，派頭十足又小心翼翼地來了。50元門票之後，觀眾可能會學著達利的口氣説:“真奇怪，這個達利，今天他要做出什麼了不起的事情呢？”

    今年達利中國展上以達利的鬍子作開場白，在現場設置幾個相對封閉的空間，分別展示達利生活創作的三個主題:夢境、宗教和女性。但新聞跟蹤的是一件7.2米高的戶外大型青銅雕塑作品《太空象》和5.3米高的青銅作品《挂鐘》。此外，主要的支援就是所謂的互動展示。第一件互動裝置是一個類似跳舞機的東西，一個電視螢幕連著一個觸摸屏，底下是腳踏板。走上去的觀眾按動觸摸屏，自己的臉出現在電視螢幕上，隨著自己的操作，螢幕裏的臉會扭曲變形。“女性”部分陳列著《梅維斯的唇形沙發》等傢具作品，佈置互動設備，展覽中的講解裝置也需有人給出動力，達利才開始時斷時續講解自己的畫。著名的《時間的永恒》中一塊熔化的表可能在某一個神志昏迷的時刻反覆出現在人的頭腦中，去反映這個過程是可能的。在互動中，觀眾先是看到正常的表，用手觸摸它時，它就會慢慢變形、融化。

    互動部分就像是“帶功報告”，是為了利用現代影視、電腦技術，佈置和設制一些帶有夢幻氛圍的場面，以增加趣味和感受達利的瘋癲，也是向觀眾展示達利藝術有代表性的幾百件繪畫、雕塑、黃金、青銅、玻璃製品和傢具的方便手法。但是在玩了一圈多媒體遊戲之後，你會發現既沒有看到作為超現實主義大師的畫家——因為沒有一幅像樣的大作品，佔作品主要部分的是版畫，這些作品更適合小型細琢磨型的展覽，如此耀眼的展覽上，這些作品前觀眾甚少。而且所謂耀眼也和達利關係不大，因為那些互動設置讓人體會到的不像那個總會給人意外打擊的達利秀。

    達利展覽協議的方方面面

    實習記者陳李娟

    達利真是世界的達利，他到哪都能掙到錢。但事實上，中華世紀壇藝術館和達利基金會之間的跨國合作卻因為這一點而增加了幾分困難。

    就像世界各地有很多畢加索基金會一樣，全世界也有很多達利基金會。這個達利基金會的主席拉維是達利生前私交甚好的朋友，他的這家基金會在世界享有不錯的聲譽，因為他近水樓臺先得月地收藏了不少達利的作品。這個基金會已經在世界各地舉辦了很多次關於達利的成功展覽，包括在巴黎蓬皮杜藝術中心、東京三越博物館、倫敦海達德畫廊等著名藝術展覽地的展覽，門票大概是10美元。

    這樣的藝術展覽，一般都有國際統一模式，即由一家基金會提供展品，由藝術展覽公司對展覽進行包裝，與展出國的藝術展覽館合作完成。這次對達利藝術品展覽進行包裝的是丹麥聯合展覽集團，該集團以包裝展覽的互動部分而著稱。而這次中國達利展覽剛開始就顯示了它困難重重的一面——由於基金會成員們中沒有一個人到過中國，對中國幾乎沒有什麼概念，雙方更沒有任何的合作經驗，使他們有很大的戒心，竭盡所能對對方進行調查，忙著進行“財産公證”。雙方談了將近一年，合同22次易稿，才達成合作。

    從一開始，雙方就因為合同的種種細節爭論不休，連合同書用什麼文字都在爭論之列，基金會一邊跟中方談判，一邊就接著律師電話不放，不惜付給律師高額費用。這還是小小的開始，到了選擇仲裁機構時候，世紀壇覺得，既然是到中國來，出了問題應該在北京法院進行裁決，而對方覺得既然是自己的東西，要由自己所在國的法院擔任仲裁。最後只好採取折中的辦法選擇第三國，由英國的一個國際仲裁機構進行裁決，好比找到了居委會。

    兩方的合作且行且止，家長親戚集體操心。甚至連基金會主席的夫人都參與進來，她在瑞士滑雪的時候忽然想起給世紀壇的王昱東打了個電話，王昱東很鄭重地問她有什麼要求，她説就是打過來看看是不是真有這麼個人。

    談判深入到運輸問題，基金會提出要按照國際慣例採用國際藝術品物流公司，但因為這次展覽不僅要在國際間運輸，還要在中國的各城市間運輸，藝術館堅持要用本土運輸公司。最後基金會讓步，選擇了中國遠洋運輸公司。達利的畫是通過航空運輸，雕像等通過海運，物流公司為每艘船和飛機都採用了全球衛星定位系統跟蹤。

    對展品的安全，基金會也有嚴格規定，保安的能力甚至周邊派出所警察的援助反應速度都在他們要求之內。而藝術館的警衛系統恐怕會讓大家覺得有戲劇效果，跟《偷天陷阱》中描述的一樣，藝術品展覽中白天有特勤人員，安裝自動報警系統，24小時監視設備，晚上還會使用紅外線布控。但是紅外線可不是澤塔瓊斯用體操動作可以穿越的那些線，紅外線是圓錐型，像探照燈一樣，根本無法穿越，現實總是比電影更嚴謹。

    直到2002年春節，才真正簽定合同，結束了漫長的協商期。但展覽方透露，展期可能不會延至預期時間，因為“票房”和投入不太相稱。

    《三聯生活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