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家庭的生活習慣,對於出生在這個家庭的人來説,無疑是很重要的,一飲一食,一喜一惡,對他們的性格形成,都會有潛移默化的作用。吾輩不肖,沒有承襲父親的才華與勤奮,但是他的一些生活習慣和業餘愛好,我們兄妹倒是“繼了衣缽”。
父親曾在《山窗小品》中説:“予生平有三事不能,一飲酒,二博弈,三猜謎。亦有三事,習之愈久而愈不稱意,一書法,二英文,三胡琴。”我要稍加解釋,他的確滴酒不飲,可是他結交的朋友,卻有不少是“鬥酒詩百篇”之人,如早年的耕仁老伯、楚萍先生、後來的友鸞、冀野、笑鴻、慧劍及寄水等父執,均是每餐必飲,每飲必要盡興。有意思的是,父親不喜酒,卻非常喜歡看朋友喝酒,看他們淺斟低酌,醉意闌珊,自己也就飄飄欲仙了。關於博弈,“博”之一道,可能與他生性淡泊相左,雖不是深惡痛絕,但總因傷財廢時,故一生“少向輸贏角逐中”。弈則不然了,他雖不能,還是喜歡的,尤其是圍棋,他買了許多棋譜,常常獨自看譜下子,棋子丁丁,一個人也自得其樂。母親逝世後,他偏憐疼愛小弟弟,小弟弟常要他陪著下象棋,而且必要他讓車、馬、炮,下起來真是“當場不讓步,父子不留情”,一老一小,枰上交鋒,殺得昏天黑地,難解難分。可能是遺傳基因之故,我們兄弟人人喜棋,但又都是一手臭棋,倘在人前,只有做觀棋不語的“君子”了。至於書法,則完全是他的自謙。父親的字,還是清逸瀟灑的,我很喜歡他那揮灑自如、骨肉均勻的行楷。
父親一生對飲食衣著都極其隨便,自奉甚儉,如果説有什麼“奢侈”的嗜好,那就是喝茶了。他的茶是“喝”,而不是“品”,不需要美器,也不用文火細煎,是純純粹粹的“解渴”,但是茶要濃要苦。他不喝香片花茶,認為用花熏茶,茶香均無,而花香大厭,實不足取,所以只喝西湖龍井、江蘇碧螺春和家鄉六安的瓜片。他對我説:“好茶是苦中有甜意的回味,這就是上品;好詩也是苦中有甜味,兩者是一樣的。詩無回味,就不能算是詩了。”他還有個特點,濃茶不誤安睡。有的人晚間不敢喝茶,怕失眠,他與此相反,晚間他要工作,所以就更要泡一壺濃茶,睡前把茶喝盡,推枕就能安然入夢;清晨披衣起床,不吃早點,先來上濃茶一杯,這個習慣伴其終生。
父親一生跑了不少地方,對於吃食,他向來隨便,不太考究,可是他還保留了南方人以食米飯為主的習慣,不喜歡吃麵食。北京人常説“好吃不過餃子”,他則不以為然。而母親生長于北京,特別喜歡吃餃子,故每到吃餃子時,全家都很興奮,只有父親打趣母親説:“餃子有什麼好吃的﹖不就是麵包菜嗎﹖”母親則反唇相譏:“你是個怪人!”知夫莫若妻,幾十年的共同生活,她太了解他了,説父親“怪”,確有怪處。他在飲食上有個與眾不同之處,除了一日三餐外,從不吃零食,也不喜歡吃甜食,甚至連瓜果梨桃等水果都輕易不沾,我還從未見過像他那樣不愛吃水果的人。夏天,全家人都吃西瓜,他只是在一旁高興地看,決不動一塊。除極偶爾地吃一個橘子或一條香蕉,我從來沒看他吃過別的水果。吃蔬菜就更怪了,他不吃任何一種藤蔓植物,如黃瓜、絲瓜、扁豆、豇豆等。我曾經好奇地問過他為什麼,他也説不出個所以然,只是説:“不是不吃,而是不喜歡吃藤生的植物。”這是否與他的性格有關﹖則不得而知了。説起蔬菜,我還想起一件事。母親為了調劑他的口味,特意買來了冬筍,價錢還挺昂貴。他感嘆地對我説:“事物就是以稀為貴,冬筍在北京算是山珍,是待客的佳肴。可是在我們潛山,只是窮人才吃它,孩子一看吃筍,就要哭!”他看我吃驚的樣子,又解釋説:“在北京或是飯館裏,用肉絲和香油去炒它,自然又脆又嫩。在山裏沒有別的菜,只有筍,天天吃,不用油炒只用水煮的竹筍,又麻又澀,孩子能不哭嗎﹖同是一樣的東西,在此處是美味,在彼處卻是賤食,就看你怎麼對它了。”這番意味深長的話,使我從中悟到了一些哲理。
父親生於憂患,長于清貧,所以保留了一些“鄉下人”的習慣。他要打牙祭,總是讓母親做一碗偏肥的米粉肉或是回鍋肉,並自我解嘲地説:“這是‘五十非肉不飽’,可不是‘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高興起來,他也會到廚房露一手,炒兩個菜,像紅辣椒加豆腐幹炒牛肉絲、辣豆腐、蒸山芋圓子(山芋即白薯),這都是地道的潛山風味。我們明白,他做這些菜,其實是對家鄉的思念,並向我們灌輸不要忘掉故園之意。所以每當我們像老饕般地大啖,他便總會得意地笑起來。他不喜歡吃麵食,可是喜歡帶我們到東安市場的湖南館奇珍閣吃米粉。所謂米粉,就是用米磨成面後做成麵條似的食品。他説,自己童年時,最喜歡吃祖母做的雞湯米粉,不過江西叫它為“米線”。我想,其實父親吃米線並不在於“吃”,而是他對祖母的緬懷和對那逝去的童年的追尋吧。
父親也喜歡吃小館,口味不分南北,江蘇館、山東館、廣東館都可以。每逢來了稿費,我們就會起鬨,讓父親請客,而他也總是含笑不語,這就等於是同意了,於是全家高高興興前往。我們喜歡跟他下小館,除了小孩子嘴饞外,也還有其他原因:一是“長知識”,在邊吃邊喝之中,他會對我們談及各地菜肴的風味及北京飯館的沿革,這就會給我們講到不少民風、民俗甚至文學典故;二是“隨心所欲”,他點了自己的菜後,就把功能表交給我們,你喜歡吃什麼就點什麼,這也算是一種“民主”吧;三是飯館的服務殷勤週到,一些熟識的小館老服務員看見父親來了,總會迎上來説一句:“張先生,您來啦!”(而不用當時流行的“同志”之稱)然後便熱情地接待我們。這些老服務員精通業務,他能看出我們是隨意小酌,還是請客做東,有時甚至不用點菜,招待我們坐下後,只説一句:“張先生,您甭管了,交給我了!”這就保證你花錢不多,又吃得盡善盡美。這種善於察言觀色又熱心週到的服務,令人佩服。飯後他們還會像送老朋友般地送父親出門,當然,父親也會心照不宣地按老規矩悄悄地加點“小費”(這在當時是不允許的)。
吃小館還會有一種意外的收穫,那就是在這些小館中或是在去小館的路上,往往會有父親的老友或是知名人士不期而遇。我記得,有一次我和父親去吃小館,在白塔寺七路汽車站等車,忽見萬枚子叔叔和一位衣著樸素、戴著眼鏡的老者走來。萬叔叔先向父親打了招呼,又向雙方做介紹:“這位是溥儀先生,這位是張恨水先生。”二人立即握手,幾乎同聲説:“久仰,久仰!”父親又説:“溥先生,你好!”那位老者則説:“張先生,我看了您很多書,我是您的讀者!”父親笑了。我親眼看到了這位中國的末代皇帝,當時心中頓生一種歷史的滄桑之感,故至今記憶猶新。
還有一次父親帶我到西單吃小館時,在電車上,遇見一位衣著樸素、約摸五十多歲的人,父親主動熱情地打招呼,問他身體怎麼樣等。那人則略顯拘謹地説:“還好,還好。”父親又讓他多多保重。等我們下車後,我才憋不住地問:“那位先生是誰﹖”父親回答:“顧執中。”我大吃一驚,原來他就是赫赫有名的“大右派”顧執中先生!
提起顧執中先生,又使我想起了另外兩件事。一九五四年全國文藝界開始大規模地批判俞平伯先生的《紅樓夢研究》,文藝界許多人都表了態。二家兄在外地得知這一情況後,曾給父親寫信,請他也表個態。我看到這封信後,問他怎麼還不寫文章。當時我們很年輕,這樣做,當然是為了保護父親。而父親聽了我的話則淡淡地説:“我不知道俞平伯錯在什麼地方,我寫什麼文章,湊什麼熱鬧呢﹖”他終究一字未寫。
1955年,胡風事件爆發,全國掀起了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運動,來勢兇猛。我們還是為了保護父親,勸他寫文章表個態。父親則對我們説:“我不喜歡胡風的文章,我看不懂。但是讓我去批判他,我不知該去批他什麼,還是少説為佳吧!”從此,父親在歷次運動和文藝整風中,他都以緘默對之,從不發言,也從不寫文章。其實父親的“沉默”,正是他把名和利、榮和辱看得很淡,在那樣的非常時刻,能夠“沉默”是需要勇氣的,一個患得患失的人,是很難做到這一點的。因為,有時不説話是要把利祿扔在一邊的,“不説話”正是他的老實處,也正是他的聰明處。
以前,我們只知道父親不和別人打筆仗,通過他的緘默,使我們清楚地看到,父親決不去趕風頭,做違心的事,正是他人格魅力之所在,給了我們很大的教育,所以“文革”中,我們兄妹無一人去做落井下石之事。
父親年紀大了,病後行動不便,母親逝世後,更是深居簡出,他的老朋友便常來看望這位“老大哥”。他們聚在一起,熱鬧非凡,笑聲、辯論聲充滿了小小的書房。他們探究古典文學中的問題,如版本、作者身世、典故來源等等,各抒己見,常有妙解。父親總是默默地聽著他們的議論,聽到會心處,便嘿嘿地笑了。我們兄妹都非常願意聽這些叔叔的高談闊論,他們各個可稱為這方面專家,所談的都是課堂上學不到的知識。尤其是他們幽默的語言,更讓人忍俊不禁。有一次我們兄妹請這幾位叔叔簽名留念,誰先誰後,總免不了一番謙讓。左笑鴻叔叔説:“大家不要客氣,誰的血壓最高誰先寫。”張友鸞叔不依了,説:“還是誰最近視誰先寫。”這下可亂了套了,我們笑得前仰後合,最後還是父親解的圍,他説:“誰的年齡最長,誰先寫。”不過我們終究也沒弄清楚,這些叔叔中到底誰的血壓最高,誰的眼睛最近視。
六十年代初期,正是三年困難時期。這些老人來看望父親,怕給他添麻煩,總要每個人帶個菜來。聚會時,一揭開飯盒,湖北味、江蘇味、安徽味、四川味、廣東味,香味四溢,匯聚一桌,都是名家的“拿手菜”,其色香味決不在一般飯館之下。其實,當時他們又何嘗不“困難”呢!可老人們為了陪伴年邁體弱、行動不便又有喪妻之痛的父親,便都把偶爾得到的佳肴攜來共用一樂。他們給予父親的溫暖和友誼,實在是我們子女輩所不能的。
1960年冬天,老人們又在我家聚會,新開的梅花正吐著幽香,窗外雪花飛舞,左笑鴻叔即席填詞,其下半闋為:
座上七翁都健壽,懷中酒泛流霞,窗前六齣正飛花,梅開三五點,春到萬千家。
“七翁”,即吳范寰、季迺時、張友鸞、萬枚子、左笑鴻、張友鶴和父親。除上述諸翁外,陳銘德、鄧悸惺、方奈何、施白蕪等幾位父執也常來看望父親。另外,還有幾位北京的老報人,如馬芷祥、老宣、張慎之等先生,也喜歡來我家,和父親聊聊新聞界的“舊聞”。
老人們的聚會,本來是不定期的,後來改為月會,日期也定在其中一位的生辰。一九六五年,父親七十整壽,這些老人們與原《新民報》總經理陳銘德叔叔一道為父親祝壽,假座四川飯店。前一天,父親還特意讓我去給他買了一條領帶。是日,父親穿了西服,係了領帶,讓我陪同前往。一到飯店,幾位叔叔異口同聲地説:“恨老真漂亮”那天菜肴極其豐盛,老人們還喝了酒,飯後又都回到我家。萬枚子叔書紅集父親小説之名為賀,聯雲:
揭春明外史,嘲金粉世家,刻畫因緣堪啼笑;
喜新燕歸來,望滿江紅透,喚醒迷夢向八一(葉平)。
大家都説集得巧,對得妙,字也好。父親更是含笑拱手,連聲稱謝,並且立即挂出。
老人們戲謔的玩笑,充盈著小書房,使父親愉快地度過了七十壽辰。直至萬家燈火,老人們才興盡告辭,微醺而去,而父親的書屋裏仍留下了他們開心的笑聲、純真的友誼。
不料此後不久,“文化大革命”開始了,老人們的聚會就自然無法繼續了……
(摘自《我的父親張恨水》,春風文藝出版社2002年1月版)
《書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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