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家庭的生活習慣，對於出生在這個家庭的人來説，無疑是很重要的，一飲一食，一喜一惡，對他們的性格形成，都會有潛移默化的作用。吾輩不肖，沒有承襲父親的才華與勤奮，但是他的一些生活習慣和業餘愛好，我們兄妹倒是“繼了衣缽”。

    父親曾在《山窗小品》中説：“予生平有三事不能，一飲酒，二博弈，三猜謎。亦有三事，習之愈久而愈不稱意，一書法，二英文，三胡琴。”我要稍加解釋，他的確滴酒不飲，可是他結交的朋友，卻有不少是“鬥酒詩百篇”之人，如早年的耕仁老伯、楚萍先生、後來的友鸞、冀野、笑鴻、慧劍及寄水等父執，均是每餐必飲，每飲必要盡興。有意思的是，父親不喜酒，卻非常喜歡看朋友喝酒，看他們淺斟低酌，醉意闌珊，自己也就飄飄欲仙了。關於博弈，“博”之一道，可能與他生性淡泊相左，雖不是深惡痛絕，但總因傷財廢時，故一生“少向輸贏角逐中”。弈則不然了，他雖不能，還是喜歡的，尤其是圍棋，他買了許多棋譜，常常獨自看譜下子，棋子丁丁，一個人也自得其樂。母親逝世後，他偏憐疼愛小弟弟，小弟弟常要他陪著下象棋，而且必要他讓車、馬、炮，下起來真是“當場不讓步，父子不留情”，一老一小，枰上交鋒，殺得昏天黑地，難解難分。可能是遺傳基因之故，我們兄弟人人喜棋，但又都是一手臭棋，倘在人前，只有做觀棋不語的“君子”了。至於書法，則完全是他的自謙。父親的字，還是清逸瀟灑的，我很喜歡他那揮灑自如、骨肉均勻的行楷。

    父親一生對飲食衣著都極其隨便，自奉甚儉，如果説有什麼“奢侈”的嗜好，那就是喝茶了。他的茶是“喝”，而不是“品”，不需要美器，也不用文火細煎，是純純粹粹的“解渴”，但是茶要濃要苦。他不喝香片花茶，認為用花熏茶，茶香均無，而花香大厭，實不足取，所以只喝西湖龍井、江蘇碧螺春和家鄉六安的瓜片。他對我説：“好茶是苦中有甜意的回味，這就是上品；好詩也是苦中有甜味，兩者是一樣的。詩無回味，就不能算是詩了。”他還有個特點，濃茶不誤安睡。有的人晚間不敢喝茶，怕失眠，他與此相反，晚間他要工作，所以就更要泡一壺濃茶，睡前把茶喝盡，推枕就能安然入夢；清晨披衣起床，不吃早點，先來上濃茶一杯，這個習慣伴其終生。

    父親一生跑了不少地方，對於吃食，他向來隨便，不太考究，可是他還保留了南方人以食米飯為主的習慣，不喜歡吃麵食。北京人常説“好吃不過餃子”，他則不以為然。而母親生長于北京，特別喜歡吃餃子，故每到吃餃子時，全家都很興奮，只有父親打趣母親説：“餃子有什麼好吃的﹖不就是麵包菜嗎﹖”母親則反唇相譏：“你是個怪人！”知夫莫若妻，幾十年的共同生活，她太了解他了，説父親“怪”，確有怪處。他在飲食上有個與眾不同之處，除了一日三餐外，從不吃零食，也不喜歡吃甜食，甚至連瓜果梨桃等水果都輕易不沾，我還從未見過像他那樣不愛吃水果的人。夏天，全家人都吃西瓜，他只是在一旁高興地看，決不動一塊。除極偶爾地吃一個橘子或一條香蕉，我從來沒看他吃過別的水果。吃蔬菜就更怪了，他不吃任何一種藤蔓植物，如黃瓜、絲瓜、扁豆、豇豆等。我曾經好奇地問過他為什麼，他也説不出個所以然，只是説：“不是不吃，而是不喜歡吃藤生的植物。”這是否與他的性格有關﹖則不得而知了。説起蔬菜，我還想起一件事。母親為了調劑他的口味，特意買來了冬筍，價錢還挺昂貴。他感嘆地對我説：“事物就是以稀為貴，冬筍在北京算是山珍，是待客的佳肴。可是在我們潛山，只是窮人才吃它，孩子一看吃筍，就要哭！”他看我吃驚的樣子，又解釋説：“在北京或是飯館裏，用肉絲和香油去炒它，自然又脆又嫩。在山裏沒有別的菜，只有筍，天天吃，不用油炒只用水煮的竹筍，又麻又澀，孩子能不哭嗎﹖同是一樣的東西，在此處是美味，在彼處卻是賤食，就看你怎麼對它了。”這番意味深長的話，使我從中悟到了一些哲理。

    父親生於憂患，長于清貧，所以保留了一些“鄉下人”的習慣。他要打牙祭，總是讓母親做一碗偏肥的米粉肉或是回鍋肉，並自我解嘲地説：“這是‘五十非肉不飽’，可不是‘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高興起來，他也會到廚房露一手，炒兩個菜，像紅辣椒加豆腐幹炒牛肉絲、辣豆腐、蒸山芋圓子（山芋即白薯），這都是地道的潛山風味。我們明白，他做這些菜，其實是對家鄉的思念，並向我們灌輸不要忘掉故園之意。所以每當我們像老饕般地大啖，他便總會得意地笑起來。他不喜歡吃麵食，可是喜歡帶我們到東安市場的湖南館奇珍閣吃米粉。所謂米粉，就是用米磨成面後做成麵條似的食品。他説，自己童年時，最喜歡吃祖母做的雞湯米粉，不過江西叫它為“米線”。我想，其實父親吃米線並不在於“吃”，而是他對祖母的緬懷和對那逝去的童年的追尋吧。

    父親也喜歡吃小館，口味不分南北，江蘇館、山東館、廣東館都可以。每逢來了稿費，我們就會起鬨，讓父親請客，而他也總是含笑不語，這就等於是同意了，於是全家高高興興前往。我們喜歡跟他下小館，除了小孩子嘴饞外，也還有其他原因：一是“長知識”，在邊吃邊喝之中，他會對我們談及各地菜肴的風味及北京飯館的沿革，這就會給我們講到不少民風、民俗甚至文學典故；二是“隨心所欲”，他點了自己的菜後，就把功能表交給我們，你喜歡吃什麼就點什麼，這也算是一種“民主”吧；三是飯館的服務殷勤週到，一些熟識的小館老服務員看見父親來了，總會迎上來説一句：“張先生，您來啦！”（而不用當時流行的“同志”之稱）然後便熱情地接待我們。這些老服務員精通業務，他能看出我們是隨意小酌，還是請客做東，有時甚至不用點菜，招待我們坐下後，只説一句：“張先生，您甭管了，交給我了！”這就保證你花錢不多，又吃得盡善盡美。這種善於察言觀色又熱心週到的服務，令人佩服。飯後他們還會像送老朋友般地送父親出門，當然，父親也會心照不宣地按老規矩悄悄地加點“小費”（這在當時是不允許的）。

    吃小館還會有一種意外的收穫，那就是在這些小館中或是在去小館的路上，往往會有父親的老友或是知名人士不期而遇。我記得，有一次我和父親去吃小館，在白塔寺七路汽車站等車，忽見萬枚子叔叔和一位衣著樸素、戴著眼鏡的老者走來。萬叔叔先向父親打了招呼，又向雙方做介紹：“這位是溥儀先生，這位是張恨水先生。”二人立即握手，幾乎同聲説：“久仰，久仰！”父親又説：“溥先生，你好！”那位老者則説：“張先生，我看了您很多書，我是您的讀者！”父親笑了。我親眼看到了這位中國的末代皇帝，當時心中頓生一種歷史的滄桑之感，故至今記憶猶新。

    還有一次父親帶我到西單吃小館時，在電車上，遇見一位衣著樸素、約摸五十多歲的人，父親主動熱情地打招呼，問他身體怎麼樣等。那人則略顯拘謹地説：“還好，還好。”父親又讓他多多保重。等我們下車後，我才憋不住地問：“那位先生是誰﹖”父親回答：“顧執中。”我大吃一驚，原來他就是赫赫有名的“大右派”顧執中先生！

    提起顧執中先生，又使我想起了另外兩件事。一九五四年全國文藝界開始大規模地批判俞平伯先生的《紅樓夢研究》，文藝界許多人都表了態。二家兄在外地得知這一情況後，曾給父親寫信，請他也表個態。我看到這封信後，問他怎麼還不寫文章。當時我們很年輕，這樣做，當然是為了保護父親。而父親聽了我的話則淡淡地説：“我不知道俞平伯錯在什麼地方，我寫什麼文章，湊什麼熱鬧呢﹖”他終究一字未寫。

    １９５５年，胡風事件爆發，全國掀起了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運動，來勢兇猛。我們還是為了保護父親，勸他寫文章表個態。父親則對我們説：“我不喜歡胡風的文章，我看不懂。但是讓我去批判他，我不知該去批他什麼，還是少説為佳吧！”從此，父親在歷次運動和文藝整風中，他都以緘默對之，從不發言，也從不寫文章。其實父親的“沉默”，正是他把名和利、榮和辱看得很淡，在那樣的非常時刻，能夠“沉默”是需要勇氣的，一個患得患失的人，是很難做到這一點的。因為，有時不説話是要把利祿扔在一邊的，“不説話”正是他的老實處，也正是他的聰明處。

    以前，我們只知道父親不和別人打筆仗，通過他的緘默，使我們清楚地看到，父親決不去趕風頭，做違心的事，正是他人格魅力之所在，給了我們很大的教育，所以“文革”中，我們兄妹無一人去做落井下石之事。

    父親年紀大了，病後行動不便，母親逝世後，更是深居簡出，他的老朋友便常來看望這位“老大哥”。他們聚在一起，熱鬧非凡，笑聲、辯論聲充滿了小小的書房。他們探究古典文學中的問題，如版本、作者身世、典故來源等等，各抒己見，常有妙解。父親總是默默地聽著他們的議論，聽到會心處，便嘿嘿地笑了。我們兄妹都非常願意聽這些叔叔的高談闊論，他們各個可稱為這方面專家，所談的都是課堂上學不到的知識。尤其是他們幽默的語言，更讓人忍俊不禁。有一次我們兄妹請這幾位叔叔簽名留念，誰先誰後，總免不了一番謙讓。左笑鴻叔叔説：“大家不要客氣，誰的血壓最高誰先寫。”張友鸞叔不依了，説：“還是誰最近視誰先寫。”這下可亂了套了，我們笑得前仰後合，最後還是父親解的圍，他説：“誰的年齡最長，誰先寫。”不過我們終究也沒弄清楚，這些叔叔中到底誰的血壓最高，誰的眼睛最近視。

    六十年代初期，正是三年困難時期。這些老人來看望父親，怕給他添麻煩，總要每個人帶個菜來。聚會時，一揭開飯盒，湖北味、江蘇味、安徽味、四川味、廣東味，香味四溢，匯聚一桌，都是名家的“拿手菜”，其色香味決不在一般飯館之下。其實，當時他們又何嘗不“困難”呢！可老人們為了陪伴年邁體弱、行動不便又有喪妻之痛的父親，便都把偶爾得到的佳肴攜來共用一樂。他們給予父親的溫暖和友誼，實在是我們子女輩所不能的。

    １９６０年冬天，老人們又在我家聚會，新開的梅花正吐著幽香，窗外雪花飛舞，左笑鴻叔即席填詞，其下半闋為：

    座上七翁都健壽，懷中酒泛流霞，窗前六齣正飛花，梅開三五點，春到萬千家。

    “七翁”，即吳范寰、季迺時、張友鸞、萬枚子、左笑鴻、張友鶴和父親。除上述諸翁外，陳銘德、鄧悸惺、方奈何、施白蕪等幾位父執也常來看望父親。另外，還有幾位北京的老報人，如馬芷祥、老宣、張慎之等先生，也喜歡來我家，和父親聊聊新聞界的“舊聞”。

    老人們的聚會，本來是不定期的，後來改為月會，日期也定在其中一位的生辰。一九六五年，父親七十整壽，這些老人們與原《新民報》總經理陳銘德叔叔一道為父親祝壽，假座四川飯店。前一天，父親還特意讓我去給他買了一條領帶。是日，父親穿了西服，係了領帶，讓我陪同前往。一到飯店，幾位叔叔異口同聲地説：“恨老真漂亮”那天菜肴極其豐盛，老人們還喝了酒，飯後又都回到我家。萬枚子叔書紅集父親小説之名為賀，聯雲：

    揭春明外史，嘲金粉世家，刻畫因緣堪啼笑；

    喜新燕歸來，望滿江紅透，喚醒迷夢向八一（葉平）。

    大家都説集得巧，對得妙，字也好。父親更是含笑拱手，連聲稱謝，並且立即挂出。

    老人們戲謔的玩笑，充盈著小書房，使父親愉快地度過了七十壽辰。直至萬家燈火，老人們才興盡告辭，微醺而去，而父親的書屋裏仍留下了他們開心的笑聲、純真的友誼。

    不料此後不久，“文化大革命”開始了，老人們的聚會就自然無法繼續了……

    （摘自《我的父親張恨水》，春風文藝出版社2002年1月版）

    《書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