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問題本是生活小事，對知識分子來説，過得去就行了，沒有什麼很高的要求。但就我的情況而言，從1946年秋到1996年夏的五十年間，由於住房問題，曾多次引起情緒波動，喜怒哀樂，酸甜苦辣，可謂備嘗之矣。因此在這裡記上一筆。

    1946年秋，我從美國回到故都北平，此時國民黨的統治代替了日本侵略者的殖民統治，接收大員大鬧五子登科，弄得烏煙瘴氣。回到燕京大學，也是滿目瘡痍，雖然湖光塔影依舊，但整個氣氛已和30年代我們離開時大不一樣了。出國時曾經與洪先生約定，回國後到母校服務，去國文係教日本語言文學方面的課程，我履行了當初的諾言。按燕京的規定，教授、副教授要開三門課，我除了教初、高級兩門日語外，還就當時研究的佛典翻譯文學也開出了一門課。

    因為在哈佛大學教了兩年日語，我想回到燕京理應是正教授，而學校只肯給我副教授名義，心裏自然不大高興。但轉念一想，這倒也無所謂，無非是再等幾年罷了。最讓我惱火的事，是關於住房問題。校方根本沒有打算給我分配住房，而只是勸我暫時不要接家眷，當時分給我鏡春園平房的一小間廂房，沒有暖氣，冬天還得找工友生火，有一次差點釀成火災。好容易熬過去一個冬天。後來我發現有的單身教員住在男生宿舍裏，於是就去與學校交涉，徵得同意，我就住進了男生宿捨得二樓，但同時學校有關人員也告訴我，這不是長久之計。

    我現在手頭偶然保存下來一封1947年1月11日寫的家信，那是過完新年從天津返回北平以後所寫。一開頭是這樣説的：

    外面狂風怒號，屋裏冰清鬼冷，這次第正不知閨中人如何自遣也？自從過年返校後，暖氣管己完全罷工，毫無暖意。晚上睡覺要穿毛衣、戴圍巾，一被二毯之外，皮袍、絨線衣也得蓋上，津中想尚不至此？

    當時因為許多教員都沒有回來，燕京空房很多，燕南園、燕東園，以至於朗潤園等地，不少小樓或平房都空著。既然學校暫時不給我房，我就自己作了一番調查。調查的結果，覺得其他房子太大，只有水塔下原來夏仁德住的那處平房比較適合我們，所以希望學校能夠把那套房分配給我。

    1947年寒假回天津，3月初回到北平，現在我手頭還保存著3月3日回平後寫給天津家裏的信，裏面説：

    果不出所料，二樓那間屋已有人住。去找陸志韋，他説註冊尚未截止，辦事手續方面不能給我房，要等幾天註冊截止方能定。又説學校的政策是不主張教員住學生宿捨得。我於是與他大辯論，勸他“這個年頭應該通融通融”。結果這幾天還得另想辦法。今晚擬去老二處，就住在那兒，明天到翁（獨健）或林（耀華）家去住。（簡直有似喪家之犬。）陸頭兒（一方面不給我房，一方面又）力邀我去他家住，我覺得太生，不方便。他説：“照這樣經濟情形，你太太今年也許還不能搬來。”他又説：“洪先生下年大概回不來，（你這房子問題）要等陳觀勝回來才能定，”天曉得他來不來！

    多年以後，我才知道，當時燕京有一股反對洪先生的勢力，對洪先生的學生和洪先生請來的人都故意為難，我只是其中之一。

    當時我兄弟王玉良在清華外文系任教，外文系主任陳福田先生通過他來請我去清華。説好給教授名義，更重要的是有房子。我決定去清華。主要原因是有房子；離陳先生比較近，可以常向他請教，還可以協助他做一些工作。當時陳先生身邊有汪（上竹下錢）同志幫助他搞研究，王永興同志幫助他教課，陳慶華同志幫助他讀報紙，而我呢，就幫助他了解日本學術界的情況。陳先生向來注意日本的東方學。八年抗戰，與日本完全隔絕，即便是北平的清華、燕京，對日本學術界情況也很隔膜，只有偽北大積累了這八年間日本東方學方面的雜誌。我利用每個星期去城裏兼課的機會，順便去北大翻閱這八年間的日本雜誌，只要看到我覺得陳先生會感興趣的文章，就借回來念給他聽。也算是對陳先生盡了綿薄之力吧。

    在清華的五年，我的住房問題解決得最好，房內日照充足，每天都沐浴在陽光中。1952年院係調整，我被分配到北大工作。原在城裏沙灘的北大遷到西郊，佔據了海淀燕京大學的校址。當時校方分配住房的工作還是做得比較細緻合理，比如説，北大的老教授住進燕京大學比較好的住宅，中年教授住稍微次一點但有暖氣或者是中關園沒有暖氣的一百平方米左右的房子，更年輕的教員則住五十平方米左右的平房。分配給我的是燕東園24號北面。

    燕東園的小樓一般是由兩家分住，分割時有幾種辦法，一種是上下分的，一種是左右分的，這都比較公平。只有南北分的一種最不合理，因為分在北面的幾間房都是背陰的，終年不見陽光，而燕東園24號北面就是如此。北面的房屋不但朝向不好，而且暖氣片也比南面的房屋要少一半。頭一個冬天，我們冷得要死，而南邊還熱得要開窗。我們請求住在南面的李汝棋老教授把他們的暖氣片分一半給我們，李教授慨然同意，這樣我們住的屋才稍微暖和一點，我應該為此感謝李汝祺老教授的好意，但另有一件事卻讓我對他很抱歉。當時教師家中都沒有電話，因為我在民盟做一些工作，所以學校專為我安了一部電話，這部電話放在我們平常工作的那間大屋子裏，當時李太太曾向我提出，是否可以在墻上挖一個洞，把電話放在那裏，這樣兩家都可以使用，但我沒有同意。我想，這間屋子是我們的工作場所，如果兩家都在那裏接電話，勢必影響工作；此外，當時還有一種錯誤的想法，認為電話是一種政治待遇，學校給我安電話，是因為我在民盟工作，不宜讓人分享。於是就拒絕了李太太的建議。而今想起來，感到十分歉疚。

    燕東園24號朝北的這一面，不僅僅是四間房都不見陽光，而且樓梯也特別糟糕，不是木製而是用水泥砌的，既險且窄，簡直讓人無法立足。這是當初燕京洋人住的時候供傭人上下的後樓梯。幸虧我們當時年輕力壯，而且剛剛經過政治學習，政治熱情很高，我那時手裏拿著東西，不用扶墻上的扶手也能上下樓。有一次系主任翦伯讚先生來看我，我指著樓梯對他説，要是我將來死在樓上，恐怕搬都搬不下來。他笑著説，不會的，將來總會調整的。可是直到翦伯讚先生去世後多年，我的住房也仍未得到調整。

    到了70年代，我已經年逾花甲，再不能像從前那樣毫無障礙地上下樓了，感到住房成為問題。特別是到了冬天，北面非常冷，晚上看電視時需要裹著棉被才能熬過去。樓梯的危險性後來也日益顯示出來，我的外孫曾從樓梯上滾下來，臉上縫了好幾針，我的兒媳也兩次抱著孫子從樓上摔下來。當時我雖然很想挪動，但北大房子非常緊張，歷史系有的教師一家三代四口人還住在一間屋裏，我心想，在這種情況下，我做系主任的怎麼好張口再要房子呢？所以始終沒有向學校提出。後來別人都説我太傻了，如果當時提出來的話，很可能會得到解決。

    此後又等了好幾年，學校説，有一所公寓可以給我們。那裏住著三家人，其中兩家願意搬走，另一家提出，必須在同一座樓裏分一間房才能遷出。於是又等了好久。直到1995年10月10日，我們才告別了燕東園。我從39歲的青壯年在這裡住到82歲的老年，這43年居住背陰房屋的結果，就是我們夫婦倆因長年不見陽光而缺鈣，四條腿的股骨頭都骨折過，還饒上一條小腿和一隻手腕。

    （摘自《鑽石婚雜記》，週一良著，生活讀書三聯書店2002年5月出版。）

    《中華讀書報》2002年9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