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臨高縣城最繁華街區的豪莊酒樓，雖説只有11個包廂、30多張餐桌，卻是這個貧困縣裏規模最大的一家酒樓。經理符亞清今年40多歲，是縣政協常委，天生一副“笑佛”相，鎮裏人親熱地稱他“阿清”。

    可成天開口笑的阿清心裏卻很苦。他告訴記者：“公家單位在我這裡吃喝記賬不付款都快百萬元了，這欠賬有的快8年了，真難收啊。為撐門面我已在親朋好友處借了幾十萬元。”

    兩屆鎮政府欠下吃喝賬36萬元，阿清説：“這最大的債主是我的‘父母官’，我對她最氣又最無奈。”

    阿清説：“從1994年開始，臨城鎮政府就在我的酒樓定點吃喝，大部分是記賬。當時鎮委書記兼鎮長是林道祖。到1996年初，已欠款22萬多元。我多次討賬，可他們以經濟困難為藉口不給錢。1996年6月林道祖升任縣政協副主席，張萬康接任鎮委書記，鄧善紅任鎮長。吃喝點仍定在我的酒樓。我多次向張、鄧兩人要求解決上屆領導遺留的債務，他們口口聲聲説上屆的債一定要解決，以後在酒樓吃喝都會及時付款。可是到1998年5月，張、鄧兩人調走時，上屆領導欠的錢不但沒還，他們這一屆又欠下13萬多元。其後調來的鎮委書記冼世景轉移了吃喝點，我多次向他催要，到今天沒有還一分錢。”

    記者走訪了臨城鎮三屆鎮委書記核實情況。

    臨高縣政協副主席林道祖説：“我1990年到臨城鎮任鎮委書記兼鎮長，到任時鎮上沒有一分錢，但大小會議開了要吃飯，接待上級檢查也不能怠慢，沒有錢就欠賬。我和幾位副職6年時間共簽了22萬元的欠帳單，其中我個人簽名的有6萬元。離任時本想把這筆欠賬還掉，但調令來了走得太倉促。那時，鎮企業辦公室下屬公司擴建臨城商場，出售了20多間商品房，可以收回60多萬元。調走前，我在交接工作時，把豪莊酒樓的債務也作了交待。現在五六年過去了，賬還挂著。真不好意思。”説到這裡，林道祖很有些氣憤地説：“新官要理舊賬，那是政府的賬，不是我個人的賬！”

    “每個月都有省、縣領導來檢查，有時一天好幾批，工作還沒談完，吃飯時間就到了，為了工作不落後，我們欠賬也得吃。”

    臨高縣建設與國土環資局局長張萬康説：“我1996年6月至1998年5月任臨城鎮委書記，到任就背上了470多萬元的債務。當時鎮機關有29人可以在酒樓簽單吃喝。為節支，我制定了招待費“審批卡”，一支筆審批，幾位副職有200元以下的建議報銷權。1997年底，縣上發文，鄉鎮經費要有書記與鎮長聯名審批才能開支。此後，一些吃喝賬，不管吃沒吃，鎮長簽了我跟著簽，有人説，這是黑貓吃了白貓來背名。”談到這裡，張萬康有些憂慮地説：“我們對招待費還是管得較嚴的，一般一桌客的標準最高500元。問題是，縣上幾十個部門可以檢查我們的工作，每個月都有省、縣領導來檢查，有時一天好幾批，特別是縣級部門來檢查，上午11時前後、下午4時後才來，工作還沒談完，吃飯時間就到了，為了工作不落後，我們欠賬也得吃。2年多時間，我任鎮委書記期間報銷和欠下的吃喝費共40多萬元，其中豪莊酒樓13萬元。”

    現任臨城鎮鎮委書記冼世景對吃喝款很無奈，他説確實沒錢還賬。他告訴記者：“我是1998年6月到臨城鎮任書記兼鎮長的。現在別説還前任的吃喝賬，就是把幹部職工的工資維持下去都困難得很。11月才發了9月的工資，10月的還沒有著落。我們每年工作經費15萬元，我東拼西湊，這幾年還幫前任還了不少老賬。比如，補發了1997年兩個月的工資97萬元，還零散債務13萬元。今年日子難過，全鎮80多位五保戶老人，還欠兩個月生活補助費3萬多元，不知到什麼地方去找。”

    鎮政府拿出10畝土地抵頂“吃喝債”，阿清説：“一塊地賣兩次，不知官員們是真糊塗還是陷阱，我又貼進去12萬元。”

    阿清説：“這些年來，我每年納稅在10萬元左右，年年被評為縣納稅先進個人。跟私人打交道我留著心眼，但跟政府打交道就放鬆了警惕。1996年3月底，鎮長鄧善紅代表鎮政府和我協商，決定把縣城美臺路口鎮農科所10畝地出讓給我，每畝地出讓金2．1萬元，共計21萬元。這樣，鎮政府就可以抵銷吃喝款11萬元，我再付給他們10萬元，就兩不欠了。於是，4月9日我交了10萬元現金給鎮政府企業辦，算作購買土地款。其後，鎮政府又幫我申請，得到臨高縣政府批復，同意使用這10畝地興建職工住宅與公司辦公樓。哪知當我到縣國土局辦理土地使用證時，國土局的同志説，這塊地早已被鎮政府出讓給了鎮農工貿公司，而這家公司又拿著這塊地的土地使用權證到銀行去辦了抵押貸款。這無疑給我當頭一盆涼水，鎮政府的土地竟‘一女二嫁’。他們解釋説，這裡面肯定有誤會，一定幫我把土地搞到手，這年12月又分兩次騙我交了10畝地的耕地佔用稅2．67萬元。”

    記者走訪了當事人。林道祖説：“那是1995年底，鎮農工貿公司寫了一份利用鎮農科所200畝土地搞蛋鴨養殖的可行性報告。這個報告提出把其中靠近公路40畝地辦理土地抵押手續去銀行貸款解決蛋鴨養殖經費問題。我派鎮辦公室主任去辦理抵押手續，給銀行的是複印件。土地一分都沒有動，還荒在那裏，縣國土局可以把土地證辦給符亞清。”

    張萬康説：“事情沒有那麼簡單。用10畝地抵頂符亞清的吃喝賬，是鎮長鄧善紅操辦的。那時我剛到，沒管事。鄧善紅他們並不知道鎮農工貿公司用那塊地去銀行辦了抵押貸款，這事沒經過鎮委、鎮政府集體討論，是林道祖個人決定的。當鄧善紅再把那塊40畝地中的10畝地抵頂給符亞清時，鎮委書記林道祖也不知道，那是兩屆班子交接期間，管理混亂，所以發生了‘一女嫁二夫’的怪事。”

    臨高縣國土局局長王學啟説：“同意臨城鎮用集體土地抵頂吃喝債，沒有道理，我們堅決不給辦證。原因很簡單，其一，這宗土地是集體土地，是全鎮人民共有的財産，不是鎮政府一小部分人所有；其二，這塊地已作了一次抵押，一塊地不能出讓兩次。”

    縣法院幫助追回30多萬元欠賬，阿清説：“我很感激法院，但法院的10多萬元吃喝賬誰又能幫我討回來。”

    阿清1996年就是縣政協常委，久居縣城，耳聽八方，對怎樣收回欠款也動了一些腦筋。他對臨城鎮政府沒有辦法，對其他欠款幾萬元和十多萬元的單位，倒是通過縣法院收回了30多萬元。臨高縣法院院長林鶴年對幫助符亞清收回欠款很是自豪。他説：“法院頂住了來自各方面的壓力，通過協議調解和凍結銀行賬戶、拍賣單位財産等方式幫助‘豪莊’追回了縣外貿公司、扶貧公司、市政建設指揮部和企業局等10多家單位的吃喝賬。縣煙酒公司欠‘豪莊’5萬多元，上訴法院後，我們拍賣了該公司的一個倉庫場地抵債；在審理縣糧食局的欠款時，發現一位副局長簽了3000多元的欠款，沒有單位一把手簽名，也沒有辦公室同志簽名，我們就認定是他個人欠款，判決從其工資中扣回欠款，最近已扣回1000多元。”

    阿清告訴記者，縣法院替我收回30多萬元欠款，我很感激，但是林院長也欠我的吃喝賬10多萬元，誰又能幫助我收回來？他説：“縣法院是1994年開始在我酒樓招待客人和會議用餐，只記賬不給錢，欠款最多時達24萬元。1999年以來，我多次到府追款，他們都説沒錢，停止了在我酒樓用餐。可是近一兩年來他們單位大搞建設花了那麼多錢，為什麼就沒有錢付我的吃喝賬呢？”還有些欠賬，阿清不願公開。（新華社記者金敏、王英誠）

    評論

    政府豈能吃“白飯”

    海南省臨高縣豪莊酒樓的經理符亞清，雖然有一張“笑佛”臉，但碰上了三屆吃飯不給錢的政府，一欠就是8年，累計近百萬元，成了“老闆遇見官，有理説不清”，弄得他經常笑不起來。

    一個不講信用的政府，怎麼能夠取信於民？

    其實，這種政府吃企業的事在別的地方也有，只不過符經理遇上的更具故事性罷了。

    道理當然在符經理這邊了，政府大吃大喝本身就屬腐敗行為，更何況不給人家錢就更錯了，這叫違法。

    但臨城鎮政府吃白飯的“深遠意義”不僅在於此，還在於政府帶頭破壞了當地的市場秩序。試想，這樣惡劣的政府行為，誰還敢在這裡投資辦企業、發展經濟呢？政府吃飯不給錢，這影響有多壞呀！

    發展經濟，要有一個很好的投資和經營環境，就是人們常説的軟環境。軟環境主要指的是部門和人的辦事作風和效率，這當中起關鍵作用的就是領導幹部。要是都像臨城鎮政府的一些領導那樣，上百萬元地白吃人家企業，企業豈不叫他們給吃垮了嗎？

    當然，臨城鎮政府也承認吃了人家豪莊酒樓的飯，欠了人家的錢，也不是不想還，是因為連幹部的工資也發不出來，沒錢還。這是他們的苦衷，細究起來也不能全賴他們，這裡有個“環境污染”問題。上級部門來人檢查工作，有時候專在“飯口”上來，不招待他們吃飯不行；召開會議不聚餐也不行。怎麼辦呢？只好賒人家飯吃了。他們也曾制定了吃飯審批制度，但還是剎不住這股吃喝風。

    看來，吃喝之風已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了，這當中有拉關係、謀官謀利的因素，有環境所迫不得已為之的因素，也有形式主義的因素，還有機構臃腫、人浮於事的因素等等，必須來一個綜合治理，否則很難徹底糾正。

    黨的十五屆六中全會提出，各級幹部要做到“八個堅持八個反對”，其中有一條是：堅持清正廉潔，反對以權謀私。政府吃飯不給錢的行為就是以權謀私。我們殷切地希望類似臨城鎮政府這樣白吃企業的部門和領導，收起那張吃白飯的大口，遵守一個最簡單的道理，吃飯要給錢，説話要算數，辦事要合法。

    新華社 2001-12-17（記者陳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