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住山西省晉中市榆次區的一對夫婦雙雙下崗後，開了一間醬肉店。儘管苦心經營，但名目繁多的各種稅費，使他們的利潤所剩無幾。４８歲的男主人説：“我有３１年工齡，下崗後做小生意養活自己就不説了，但現在是越來越交不起各種稅費，養不起自己了。”

    “戴大檐帽的、套紅袖箍的總來收錢”

    這家女主人説：“來小店的人，顧客是上帝，收費的是聖旨，誰也不敢得罪。儘管成天賠小心，人家還是找你的碴。一天下午，來了個稅收專管員，沒有調查就要把我們的地稅漲到３００塊，而且第２天一早就有個副局長帶著公安來強制執行。”

    她説，我實在忍不住發火了：“我們下崗工人不説免費了，該交的都交了，還要給我們漲，而且整個這條街上都沒有交２００塊的。”雖説最後沒漲成，可我現在一看見戴大檐帽的就緊張得要命。

    除了納稅之外，這對夫妻還向記者列舉了２００１年的主要交費項目：

    －－衛生費，每月６０元；

    －－排污費，每年至少３００元；

    －－防疫化驗費，每季度取樣一次，每個樣品化驗費４８０元；

    －－房屋租賃管理費，每年３０元，工本費１０元；

    還有一項費用是城建佔道費，每月交費一次，交費６０元，但交完費後需蓋章生效，還得再交蓋章費５元。

    為了證明自己的話，男主人找出一大撂交費單據和開店必辦的各種證件。記者數了數，其中僅正式的證照就有１０多種。他説：“別看這些證照不過是一張紙、一個本，本身也全要錢。健康合格證，一年一辦，每人６５元；衛生許可證，去年把小證換成大證，其實就是一張大紙，又收了２００多塊。組織機構代碼證每年一審，貼個花，也要再交１００多塊。”

    一些沒有正當明目的收費更是讓他們應接不暇。男主人還告訴記者：“每年到工商局審驗營業執照，他們都要我訂報刊，不訂不辦手續。沒辦法只好訂，一年１２本，又是１００塊。”記者撕開他隨手遞來的一個沒打開過的牛皮紙信封，裏面是一份印製簡陋的《晉中經濟資訊》，１０多頁紙，成本也不過幾角錢。“我到地稅局，又要訂稅務報，而且１份還不行，要２到３份，一下就要３００塊，第１個月我沒訂，把稅票壓在那裏了，第２個月去了又讓訂，後來我跟他們磨，好説歹説，總算答應我花７２塊錢訂了個便宜的《稅務公告》。”

    女主人説：“這裡頭戴大檐帽的、胳膊上套紅袖箍的總來，來了就是收錢。我們每天煮一鍋肉，周圍住戶購買力也不行，掙錢都是１毛１塊的，人家來了就得一沓沓往出給。前一段時間來了些人，發了一塊門前五包責任制的鐵牌牌，要求挂在門上，收了１２塊錢。消費者協會要讓入會，交了９０塊，後來從廣播上聽説只要３０塊。前幾天工商局還來收了１５０塊錢的微機管理費。派出所來過一回，收了２０塊錢的治安管理費。因為我們是‘坐地戶’，居委會對我們還不錯，沒有收什麼費，買點老鼠藥啥的也就算了。”

    “我們要求不高，按政策辦就行”

    這家男主人説：“我１９９９年１月辦了下崗待業證，我媳婦１９９７年買斷工齡。開了這間小店後，我聽説國家對下崗工人有政策就去找過，跑了一大圈，結果我的下崗證誰都不認，一項政策都沒有落實，該交還得交。３年多也只有去年工商局給免了一年的管理費，今年人家一換人，怎麼辦還不知道。”

    女主人説：“政策沒享受上不説，這幾年費呀稅的漲得可歷害，越來越交不起。像衛生費原來就收１０幾塊錢，去年漲到６０塊，地稅去年也比前年每月漲了差不多５０塊，而且聽説各種費還要漲。有時候收費這個月還是這個價，下個月就不知道是什麼價了。”

    她還説：“別看我們現在一年交得挺多，實際這已經是減了不少的。人家來收費，就説好話，還價，一般都能少交點。像排污費，人家一來就要１０００塊。我們就説好話，説我們這裡實在掙不下，人家看我們確實可憐，只收了３００塊。”

    中央文件明確規定，下崗職工再就業３年內免收各種行政事業性收費。這對夫妻的下崗待業證上也清楚地寫著：下崗職工自謀職業，兩年內減免應納稅，三年內免征一切行政性收費。

    但這對夫妻反映：“各種收費算下來，得有幾十種。”粗略地計算，去年一年，在免去工商行政管理費的情況下，共交納各種稅費合計約８０００元左右，其中各種行政性收費約５６００元，是稅收的２．５倍還多。

    男主人對記者説：“老老實實交費也很難。１個月３０天，１５天在外面跑著交錢。比如地稅規定每月１０號前交，遲一天要交５塊滯納金。不少地方去一次還找不到人，得去好幾次。現在不少部門又改成微機管理，還得到銀行開戶辦成卡，往銀行跑著去交，可煩瑣了。我們這個小店，雇不起幫手，不能光去交錢，還得幹活呀。”

    “給我們下崗職工一點幫助吧”

    這對夫妻每天起早貪黑，勤勤懇懇，但維持生計十分艱難，想到這些女主人含著眼淚説：“給我們下崗職工一點幫助吧。”

    據了解，男主人１９９９年１月正式辦理下崗手續之前，單位已有一年半沒有開支，到現在單位還欠他２０００多元的工資，在再就業中心也已呆滿３年，他説“何去何從，不知道。”女主人１９９４年從一家紡織廠下崗，１９９７年以９０００多塊錢買斷工齡回了家，到現在廠子還欠著她１０００多塊的工資和醫藥費，但改制後的企業已沒人認帳。

    男主人説：“自從開店，我就很少回家睡覺，成天在店裏，這條街上數我們家開得早關得晚，每天６點開門，晚上１２點關門。娃娃上２年級，我們顧不上管，沒辦法只好花３２００塊住校，老人也根本顧不上照顧。就這樣水電房租，加上這麼多的費，七交八交，剩不下多少。去年上半年還賠了錢。”

    他們還介紹，這些年來該納的稅一分不少、該交的費都交、該辦的證也都齊全，可想安心、正常經營還是很難。在小店門口右側，記者看到一個八成新的鋁合金售貨亭門窗緊閉，落滿塵土，男主人説：“這是我們原來花了３０００塊錢弄的小售貨亭，也辦了城建佔道證，交了費，可１０月１５日剛辦好，１２月２７日就下個單，要求２８號必須拆掉，我真是想不通，要麼就別讓擺，既然讓擺，還辦了手續，怎麼能説拆就得拆？我們這處小門臉房前後就拆了３次。今天辦了證了讓你們擺，明天又不讓擺了。現在實在沒辦法，只好又多租了一間房子，這一下實際就多出兩項開支，承擔起來實在困難。”

    記者在這家小店採訪了一個下午，發現只有兩個顧客光顧，一共也只賣了１０幾元錢，去掉成本，只能掙２至３元錢。　

    　新華時評：富民先裁冗員

    今日“新華視點”披露的下崗職工謀生艱難的事實，相信不唯山西省晉中市一地獨有。從媒體上大量有關“減負”的報道來看，“一毛毛地掙錢，一沓沓地交錢”，應是各地小生意人當前生存狀況的生動寫照。它説明，至今仍有一些地方拿中央政策當兒戲，把個人利益、局部利益淩駕於人民的利益、黨和國家的利益之上，不顧群眾死活亂收費、亂罰款。它再次提醒我們，機構改革仍需加大力度，轉變作風要靠剛性措施保證。

    對下崗職工再就業，中央明確規定３年內免收各種行政事業性收費，為什麼落實不了？一些地方幹部利益觀念錯位是明擺著的，這幾年也沒少批，但似乎收效不大。因為，物質決定意識，在“吃飯財政”的局面中，保工資和獎金已經成了最基本、最現實的問題，轉變作風、轉變職能再重要，也只能靠後站。

    據報道，近２０年來我國財政供養人員增長８８.７％，是同期人口增幅的３倍；我國的官民比例比世界發達國家高５－６倍。機構繁雜，“十羊九牧”，一個最大的弊端就是亂收費、亂罰款、吃拿卡要等行政歪風蔓延，社會事務多頭管理、無人服務的問題不但沒有解決，反而愈演愈烈。

    政府機構改革，是我國經濟體制轉軌的需要，目的是建立一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高效、廉潔的政府體系。這方面的成績有目共睹，但我們同時也看到，改革力度呈現出“梯次下降”狀態，越往下改革難度越大，一些地方甚至機構、冗員越改越多，一個市、縣設十多個副市長、副縣長，一個副職分管一兩個部門，還出現了“饅頭辦”、“墻體辦”之類沒事找事“辦”的機構。有的地方政府機關成了幹部們安置七大姑八大姨就業的主渠道，連學齡兒童也吃了“財政飯”。群眾把幹部隊伍的這種狀況概括為“三分之一幹，三分之一看，三分之一在搗亂”，其中“搗亂”的人除了勾心鬥角、爭名奪利之外，就是製造“工作”，巧立名目亂收費以顯政績、撈實惠。這種人不徹底減下去，人民群眾就無法安居樂業，國家經濟就無法順利發展。

    民富才有國富，國富而後能強。我國廣大人民群眾剛從溫飽線上走過來，顧全改革大局的下崗職工目前大多還在為生存而戰，離富起來還差十萬八千里。各級領導幹部理應按照中央的要求恪守為民之責，多辦利民之事；各級政府也應按照國務院的要求，給弱勢群體以特殊的援助，最起碼也應做到不加重負擔，不添亂，讓他們有精力、有能力自我發展。如果哪個地方的政府連這一點都做不到，人民就有權利借用球迷的一個詞，對它喊“下課”。

    新華社 2002-0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