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的全國人大會議上，地方各級代表除了要對政府上年各項工作進行審議外，一個越來越重要的任務就是要把握國家經濟政策的脈搏，在自力更生開發本地優勢資源的基礎上，尋求更多的國家財政支援與更快的經濟發展。

    身為全國人大代表的莫時仁説：“計劃經濟下出現的‘嗷嗷待哺’型地方政府在今天已沒有出路。加入世貿組織後越來越開放的市場環境使各個省份都感到經濟發展的壓力。主動出擊，多上一些項目，多爭取一些資金支援本是無可厚非的。不過，發展最終還得靠自己。”

    根據財政部長項懷誠公佈的２００２年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今年全國財政支出安排２１１１３億元，雖然比上年執行數增加２２６９億元，漲幅達１２％，不過，這仍無法填補各地經濟建設的資金缺口。專家預計，在各省市之間，仍然會出現激烈的項目、資金爭奪戰。

    作為全國唯一一個沒有平原的西部省份，“封閉”一直是貴州的特色，儘管經濟發展落後，當地政府同中央的關係一直被形容為“不喊不到，不送不要，不吵也不鬧”。不過，這並沒有妨礙最近５年來，貴州的經濟增長速度持續高於國家平均水準，城鎮與農村的每人平均年收入去年分別達到了５４００元和１４１１元。一大批基礎設施建設在貴州興起，當地人更是把西部大開發政策稱為走向富裕的“精神支柱”。

    對於西部開發政策及資金的利用，貴州省政府有其獨特的理解：當西部有１２個省（區）均面臨同樣的困難、爭取同一筆資金時，勝出的關鍵就在於當地政府能否具備超前意識，圍繞國家的産業政策多準備一些新的項目，並把原有的項目實施好，確保以較小的投入創造出較大的産出。

    人們普遍認為，中央政府始終把轉變政府職能、提高領導幹部素質看作是重中之重。現在，無論是一度處在改革開放最前沿的廣東還是曾經落後封閉的西部邊陲，“服務於民”的意識早已成為共識。

    莫時仁説：“政府的職能不再是干預企業的生産和經營，而是要改善社會環境和生産生活條件，並以此來降低生産成本，增強各個産業的競爭能力。這樣，我們就有了用好國家財政支援的基礎。”

    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各地政府都在積極發展基礎設施建設、加大退耕還林還草力度、改善當地生態環境。在本次人大會議上，有關加強對社會弱勢群體的扶持以及對市場經濟秩序的維護和整頓又成為新的熱點。

    人大代表、重慶市委書記賀國強認為：“隨著經濟改革的不斷推進，中國的地方政府將越來越關注對社會整體發展平臺的構建，它帶來的將是整個社會經濟運作成本的降低。”

    當然，２０年的改革開放也造成了地區經濟發展的嚴重不平衡，造成了各地政府在觀念和能力上的差異。當廣東省省長盧瑞華預言該省經濟發展有望在幾年內超過所有東南亞國家時，西部省區還在為山區人民的脫貧致富大傷腦筋。

    對此，莫時仁説，“存在差距並不可怕，關鍵是這種差距不能過大。值得慶倖的是，地方政府‘等、靠、要’的時代終於過去了。”

    來自浙江的人大代表鄭尚金把正在發生的一切作了歸納。他説：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關鍵在於政府“入世”，“擺在各級地方政府面前的將是一場鏖戰，主戰場就是政府職能的轉換以及對市場秩序的規範。”

    新華社 2002-0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