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十一五”開局的第一年，河南省新野縣紀委為了貫徹落實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精神：“以科學的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為服務三農，保駕護航。聘請了縣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一百多名組成調查組深入200多個行政村上千戶農民家中，傾聽農民反映的熱點話題，並予以歸納。

關於鄉鎮改革。在城郊鄉張營村一組的村頭飯場，農民議論的話題是鄉鎮機構改革。青年農民張培説：“聽説咱們鄉分流超編人員達100多人，這些人有文化、懂政策，我打算聘請3個到俺木器加工廠當財會、管理人員。”綽號“莊家筋”的齊發平接過話茬，“俺在白河灘承包了100多畝果園正缺少林果管理員，俺把聘書送到了鄉林果站、農技站的小趙、小劉10名技術員手裏，昨天他們便來俺這裡二次上崗啦……”老黨員周老槐面對4位人大代表説：“鄉鎮機構改革是為了鞏固免交農業稅後的成果，經是好經，戲是好戲，咱農民可不能眼看著下崗的人員沒飯吃而不管不問，俺農民應拉他們一把，讓他們二次就業，使展才華呀！”

關於禮上往來。來到花陂村裏轉一轉，農民們對相互禮上往來道出了幾多苦衷。名曰鄉間小秀才的吳小光詼諧陳詞：“天上星星數不清，農村禮節數不完。孩子兒出生有‘滿月禮’、‘剃毛頭禮’；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有‘見面禮’、‘訂婚禮’、‘結婚禮’；此外，還有‘生日禮’、‘節日禮’、‘祝壽禮’、‘喪事禮’、‘建房禮’、‘喬遷禮’、‘升學禮’、‘參軍禮’。尤其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有些農戶購買了一台拖拉機，或耕牛生下一頭小牛犢，親友也要出禮賀喜……隨著禮節的名目與日俱增，禮額也在逐步升級。一般農戶每年出禮都在20次左右，有的禮金競佔去全年收入的70%。如果把十多年的禮金累計起來，也許可蓋一座小樓。中華民族素有“禮儀之邦”的美稱。這一傳統美德理當繼成。然而，凡事都必須有度，超過了一定的界線，就會走向反面，成為禍害。禮滿必為患。作為農民，一方面望禮興嘆，另一方面又在無節制地出禮、受禮。這種自相矛盾的心態，究其産生原因，除了是受‘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的封建禮教思想影響外，恐怕還與時下的‘吃喝風’、‘攀比風’以及‘窮大方’等傾向有不解之緣。迫於周圍壓力，追風流俗，硬著頭皮不得已為之，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

身為縣政協委員的花陂村青年婦女陳雪珍搭上了話茬説：“民間流傳千里送鵝毛，禮輕情意重的諺語，是很值得咱們深思的。如今在鄉村‘禮多如牛毛’的情況下，各級黨組織有必要深入廣泛地對鄉民進行移風易俗，樹立文明禮儀觀念的教育。近年來，一些地方出現的諸如禮儀電報、電話賀喜、明信片祝辭、電視點歌以及放場電影熱鬧一番的這類‘花錢不多，開心取樂，主喜客悅’的做法，很值得推廣。作為農民兄弟也當自覺醒悟，自我減負，大膽地從人情網中解脫出來，把有限的資金用於加快步伐奔小康中去。這樣，鄉民之間的交往就會趨於輕鬆、愉快、富有情調，社會文明程度就會越來越高。

關於農村技術員。白河岸邊呂莊村有十幾個農民圍在一起討論技術員的事，聽説人大代表來走訪，便湊上來七嘴八舌地議論起來：“俺村請的技術員，天天就在園子裏轉，東家菜苗有了病，處方兩張保平安，西家菜苗脫了肥，小手扶送肥棚裏邊……手把手傳技術，老老少少笑開顏。”當我來到某村，聽到的則是農民你一言他一語地牢騷：“村裏來個技術員，月工資600元，吃吃喝喝不幹事，三天兩頭不見面，今年混走幾千元，開春趕他快走遠……”

關於農民增收。農民們大多數已經意識到，增加農業收入的關鍵在於調整産業結構，初見成效的農民則信心更足。袁莊村姚玉年原來房子在村裏是最破舊的，但是去年靠日光溫室、輕質骨架大棚種西芹、西葫蘆等“洋菜”，5畝地收入4.2萬元，過春節住樓房心裏真舒坦。新甸鋪村郭正傑離開土地辦起了5萬隻養雞場、輻射帶動百個農戶發雞財。農民説：“俺認為已經看準的門路，心中有數，甘願發展。俺最討厭鄉里、村裏過多干預，強迫俺種這種那，像個緊箍咒，束縛手腳。領導為了出政績，剝奪俺經營自主權的做法，真讓俺這修地球的難以接受……”

關於農婦打工。眼下，農民外出打工的，大多是男青年和未婚女青年，假若農村姑娘當上了媳婦，便有眾多因素受到遏制不能外出打工。每隔二個月村委強迫寄回一張孕檢證明，假若在20天之內寄不來孕檢證明，家人就不能過安生日子，鄉幹找、村幹找，三天二頭催，若超過了上交時間就要對家裏人執行罰款，假若不寄孕檢證明，家裏人遭罰款的數額就會加大到幾百元。被走訪的20多名打工歸來的年輕婦女透露，有時為了孕檢，需要跑10幾個醫療孕檢點（單位），辦理一份孕檢證明佔有10多天打工時間……每一年還要回家參加一次全面檢查，年年探家，把錢花到了車費上；若不回，上交給鄉計生管理站的千元押金就會泡湯。希望您們這些人大代表替俺打工婦女呼籲，看是否有什麼好辦法，減少俺打工的諸多麻煩。

關於農村娛樂。在趙廟、東高營等十幾個偏遠鄉村走訪中，人大代表們看到“鬥地主”、“打麻將”、“推排九”、“執彀子”的小玩藝兒，雖然一毛二毛或三五分錢的小耍，算不上賭博，但卻是農村最盛興的文化娛樂活動。劉灣村裏年過70的劉老漢嘆息著説：“俺村每逢過年耍獅子、撐旱船、高抬故事、打鼓書……從小年玩到‘龍抬頭’（農曆二月初二）。如今每逢過年冷冰冰，一沒戲看二沒啥好玩的，只能用這些小耍消磨時間……”隨行的一名農民身份的縣人大代表嘆息著插言：“哎，過去村村有文化娛樂中心或文化室，每逢過年過節有組織地開展活動；現在集體沒資金，養活不起民間藝人，也無法組織開展活動，所以民間傳統文藝越來越淡漠了。”

關於隱形負擔。走村串戶，農民們稱頌多多的是：免征農業稅、糧食直補、購農機具獎勵補貼、購優良種子補貼、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對農村貧困學生實施“兩免一補”……是三皇五帝到如今從來沒有過的重金惠農之舉。但讓農民隱隱作痛的是鄉村幹部登門徵收水費、蓄禽防疫費，這些是不是合理收費，懇請人大代表們反映反映，給俺農民一個公證的説法。

關於建設新農村。“以科學的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這是第十一個五年規劃工作的中心。對此村幹部們感觸頗多，被河南省委命名為“五個好黨支部”的李湖村總支書記李秀臣説：“幾十年來，農村建設主要靠農民投資，現在建設新農村我們渴望國家來投資，只有這樣，才能縮小城鄉差別。那麼國家需要投入多少錢呢？據國家發改委産業研究所所長馬曉河的調查，按一定標準進行道路、電力、飲水、沼氣、通訊、廣播電視等建設，國家需要對每個農民投資1700元到4900元，這僅僅是基礎設施投資，還不包括教育、衛生、文化等公共事業投資。

村主任任風哲接過話茬，“我最近從河南日報上看到有篇文章，説是中央財政對農村建設欠帳太多，在計劃經濟時期，國家不僅對農村投資很少，還以農業稅和工農業産品價格“剪刀差”的形式，為城市和工業提供大量資金。城鄉差別不僅表現在基礎設施和公共事業上，更表現在收入水準上：1978年，城鄉居民每人平均收入的比例為2:5.1。改革開放以來，這個比例進一步擴大，2004年，城鄉居民每人平均收入的比例為4:1，若加上城市居民的各種福利補貼，則為5:1～6:1。難怪瑞士駐華大使回國後描述中國的印象時説，中國的城市跟歐州差不多，農村跟非州差不多。且不跟歐州的農村比，就跟中等發達的南韓的農村比，懸殊也是明顯的。南韓自上世紀70年代起，將財政收入的10%投向農村，帶動了農村的發展，2004年，南韓城鄉居民每人平均收入比例達到1:0.94。富裕的南韓農民因而有能力自費到香港大鬧WTO，以阻止歐美補貼農産品，進而影響到自己的農産品的銷售。2005年，已進入工業化中期的中國經濟走上科學發展軌道，建設新農村將是今後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公共財政的陽光普照農村大地的時代已經到來。

任風哲話音剛剛落地，一位身位縣級幹部的人大代表樂呵呵地説，建設新農村，縣委、縣政府最歡迎，只要上邊給錢，還能不會建嗎？其實呀，除了上邊給錢，自己也是能擠出一些的。比如，進行公車改革，一年能省出多少錢？電視上報道，南方的一個縣進行公車改革，一年省出1000萬元。再比如，50歲出頭的科級幹部退居二線後都成了閒人，然後再招公務員，又增加了多少工資費用？在縣級財政不能根本好轉的情況下，那就為建設新農村而節支吧！當然，根本的辦法還是發展經濟。

聽了這位縣領導的見解，李湖村幾位返鄉度假的大學生，在接受走訪座談時，作了建議性的發言，“建設新農村，需要各級財政盡最大努力去投資，而且多多益善，但不能像上世紀90年代搞‘普九’那樣讓農民出錢。國家發改委産業研究所所長馬曉河的另一項調查表明，有68%的農民表示，只要自己不出錢就支援新農村建設。因此，新農村建設必須靠政府投資，這是以民為本的執政理念所決定的。”

新野縣紀委根據農民反映的熱點、難點問題向縣委、政府、人大、政協上交了一份反映民情民意的調查報告，為四大家領導制定“十一五”規劃第一年的工作奠定了基礎。（通訊員 齊國強 劉 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