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週知，住房條件是影響人們生活水準的一個重要因素，當人們的溫飽問題得到解決後，改善住房條件也就變成最為重要的事情。

    在中國取消了傳統的福利分房之後，在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開始向“小康”邁進的時候，房子越來越成為人們生活中的重中之重。然而，如果按照人們收入與房價的比例來計算，中國的房價是世界上房價最高的國家之一，這也是中國住房問題受到特別關注的重要原因。中國人的家族觀念比較強，他們對房子有著特殊的感情和需要。改革給中國帶來的變化反映在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中，其中，中國“房”的變化從某個角度見證了改革對提高人們生活水準所發揮的實實在在的作用。

    在中國的一些大城市，房地産改革使人們的生活環境得到顯著改善，北京大學的黃道林（音）先生回憶起過去這幾十年中家裏生活條件的變化時深有感觸。

    黃先生已經工作了三十多年，兩年之前，他和他的家人搬進了一套寬敞的公寓式住宅，這所住宅位於北京西北部的中關村高科技園區。已經60多歲的黃先生告訴《海峽時報》的記者，等了這麼多年，他和他的妻子終於可以在舒適的房子中度過退休後的時光了。黃先生之所以這麼高興不僅僅是因為遷入新居，還因為他所受到的關懷。黃先生的新居面積為124平方米，市場價格為90萬元人民幣，但是作為對他幾十年來辛勤工作的獎勵，黃先生只付出大約市場價格的四分之一就擁有了這所房子。搬入新的公寓，回想過去的歲月，黃先生不禁感觸萬千。1968年，黃先生與新婚的妻子住在一間面積狹小、只能被勉強稱作“家”的學生宿舍中，在那個年代，這一點也不奇怪，中國的許多人都不得不擠在陰暗的公共住房中。

    在20世紀90年代初——也就是中國房地産改革前——所有的城鎮居民都可以通過住房登記享受公共住房機構或者工作單位的福利分房，但是，這些房子面積狹小，條件也比較簡陋，人們的生活水準受到了很大影響。然而，在那個年代，人們不得不擠在狹小的房子中，一家人擠在一個房間的情況十分普遍，房間裏沒有廚房和盥洗室，人們不得不和其他人共同使用公用的廚房和盥洗室，這為人們的生活帶來很多不便。

    1968年，黃先生結婚了，他分到了一間學生宿舍作為臨時的住所。大女兒出生後，黃先生一家人搬到了另外一處住所，新的住所也只有一間房子。幾個月之後，他和中國其他幾百萬知識分子被下放到農村，體驗農民的生活。兩年之後，黃先生從鄉村回到北京，其後他和家人遷居數次，雖然在這段時間中，黃先生有了第二個女兒，但是每個新家都無一例外的只有一間屋子。

    即使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實行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後，黃先生一家四口人住過的最大的房子也不過是一間22平方米的屋子。20世紀90年代，為了發展中國的房地産業，中國開始進行住房改革。

    隨著住房改革的不斷深入，人們感受到了越來越多的好處合實惠。與千千萬萬中國人一樣，黃先生一家人的居住條件也開始發生根本的變化。1992年底，黃先生一家人住進了70平米的三居室單元住宅。20世紀90年代中期，教育部響應房地産改革的大潮，開始在北京大學大規模修修建住宅樓。根據黃先生的工作級別和30多年的工作業績，他得到了一套單元住宅，黃先生一家人的生活條件得到了進一步的改善，用他的話説，房地産改革勢在必行。

    1999年，中國取消了實行了幾十年的福利分房制度，包括公務員在內所有人都必須購買住房。但是，為了實現從福利房到商品房的過渡，人們在購房時會享受一定的優惠待遇。以黃先生為例，他以每平方米1800多元價格買下了現在所住的房子，這個價格只是市場價格的四分之一。黃先生和他的妻子的月收入為4000元。黃先生用自己的經歷講述了中國房地産改革對改善人們生活所起到的作用，可以説，住房條件的改善使中國人的生活條件得到了根本的改善，中國的房地産改革是一次成功的改革。

    在人們高高興興的住進屬於自己的單元住宅的同時，新生的中國房地産市場也出現了一些問題。雖然房地産市場的開放滿足了中國各大城市大部分居民的需求，但是，一些城市中由於豪華住宅供大於求而造成了精品住宅閒置的現象，另外，購房對一些收入較低的居民來説並不容易。

    20世紀90年代早期和末期的房地産熱使中國出現了豪華住宅無人問津而低價住宅供不應求的現象。王府井大街是北京東部的購物中心，在這裡，一些豪華住宅的價格高達每平米兩萬元人民幣。為了改變房地産市場這種供求不平衡的狀況，中國政府決定對房地産市場進行適當引導，使中低收入人群的購房需求得到更好的滿足。此外，在北京等歷史悠久的城市，如何在開發房地産的同時又不破壞獨具特色傳統人文景觀——比如四合院——也是一個問題。為了滿足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求，北京市政府開始實行經濟適用房政策，新政策執行後，北京出現了大量的低價住房，同時，北京高級住宅的價格有所回落，為了達到資源的合理配置，北京市政府將限制高級住宅項目的動工。

    中國網2003年4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