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的問題沒有解決，新的問題又涌現出來。今年5月的瀋陽領事館事件再次使兩國人民之間的感情産生倒退，兩國民眾的互不信任感增加：日本普通百姓在輿論的誤導下，認為中國人不講人權，另一方面，中國人也認為日本人無理取鬧，趁機污衊中國。這又給脆弱的中日關係蒙上陰影。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徐之先研究員在接受《21世紀環球報道》採訪時説，儘管表面上中日關係進入了一個很低潮的時期，但是從30年曆史來看，中日關係大體上發展是順利的，即使在1993年到去年這段雙方關係最困難的時期，摩擦非常尖銳，中日貿易額還是以每年100億美元的速度增長。他認為中日之間存在的諸多問題中，最關鍵的是歷史問題、台灣問題和貿易問題。

    徐之先研究員分析説，目前日本正處於歷史性的轉折時期，政治和經濟體制、機構都在進行結構性調整，政治上處於一個混亂、重新組合的狀態。社會革新勢力瓦解後，政治向保守化發展，一些右翼勢力也趁機抬頭，政治的右傾化、保守化加劇，小泉的上臺代表日本政治的全面右傾化。這種變動時期要持續5年，可能經過兩三次大選後才能穩定下來。日本經濟也處於非常不景氣的時期，必須要經過長期的結構性改革才得以扭轉，因此一些政客要轉移國民的視線，減少經濟衰退中民眾對政府的不滿。目前日本內政外交的這種現狀是導致中日關係一波三折的重要原因。

    歷史問題：持久戰

    歷史問題已成為中日之間的持久戰。尤其使鄰國反感的是，小泉打著“不設禁區的改革”的旗號兩次參拜靖國神社。1987年日本官方宣佈了首相不能參拜靖國神社，自此以後日本的首相沒有進行正式的參拜行為，小泉為了迎合右翼勢力和民族情緒，企圖突破這一禁區，通過自己的參拜使這種行為合法化。

    此外，日本國內還出現“謝罪疲勞論”，認為該道歉的都道歉過了，現在是結束戰爭道歉的時候了。目前日本的大國意識不斷膨脹，認為不斷道歉是對它的一種恥辱，竭力甩掉歷史包袱。因此，中日在歷史問題上幾乎一直處於一個僵持的狀態。

    徐之先説，小泉執政以後有兩個問題值得注意，一是強調中日關係是日本雙邊關係中最重要的關係，“希望中日關係像日美關係一樣牢固”，二是提出中國的經濟發展對日本不是威脅，自此以後日本輿論逐漸出現這種説法，甚至一些專家認為這對日本來説是一種機遇。作為撈取政治資本的一種考慮，小泉本人也希望能像原定的那樣，在今年9月底10月初訪問中國，他本人也通過多方牽線希望成行，但是他對一些歷史問題沒有交待清楚，中國政府不會同意他訪問北京。去年小泉能夠訪問北京，主要是中國出於對反恐大局的考慮邀請他訪華，當時小泉在盧溝橋作了簡單的道歉，今年他要想再來，就必須對有關的歷史問題給出合理的説法。

    台灣問題：難解的結

    徐之先説，台灣問題一直是中日之間的難以解開的結，在這一問題上日本採取了追隨美國的政策，表現出越來越濃的政治色彩。日本在台灣有非常重要的戰略和經濟利益，從國家利益考慮，日本不希望大陸與台灣和平統一，只希望兩者關係維持現狀。而日本右翼勢力的崛起也導致了“台灣幫”即親臺勢力的抬頭，他們支援台獨勢力以遏制中國的統一和強大。日本的一些政治家甚至訪問台灣，發表一些很不適當的言論，對中日關係造成了非常壞的影響。

    目前日臺關係已逐漸從民間往來走向官方交往，交往層次與級別不斷提升。日本許多政客長期以來為李登輝訪日尋找時機，最終促成訪問，至今日本國內的這股勢力仍然在涌動，積極聯合台獨勢力。日本政府也顯露出欲借台灣問題來牽制中國的傾向。不少學者認為日本在打台灣牌，如果台灣與大陸維持現狀或是“獨立”，將會一直困擾中國。日本以台灣作為對抗中國的屏障，削弱中國的競爭力量。

    經濟摩擦標誌正常化

    徐之先認為近期的中日貿易摩擦反映了保護主義問題，自民黨出於政治利益的考慮要保護國內農民的利益，然而中國對其採取了強硬的態度，使日本政府付出了不小的代價，這些爭端今後都可以在WTO有關規則下，通過經濟途徑解決。徐之先又説，目前中日的貿易摩擦是正常的，有一種觀點提出“中日經濟的摩擦標誌著中日關係的正常化”，他認為這種觀點有可取之處。過去的中日經貿關係是不正常的，在友好掩蓋下中日貿易的摩擦沒有顯現出來，很多糾紛只有通過政治途徑內部解決，而現在則是運用經濟手段解決問題。目前在國際規則下問題一下子涌現出來，所以矛盾顯得很尖銳。很多國家關係很密切但是經濟摩擦也不斷，經貿往來也一直沒有中斷過。

    中日邦交30週年鏡頭

    日本對華援助2.9萬億日元

    1979年，日本首先在西方國家中決定對華提供政府開發援助。日本政府自1979年以來已經向中國提供了總額約29000億日元（約合1551億元人民幣）的政府開發援助。政府開發援助包括日元長期低息貸款、無償資金援助和技術合作資金。其中日元貸款主要運用在運輸、電力、通信等領域為中國沿海地區、北京等主要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無償援助以及技術合作資金則主要用於保健與醫療等基本生活領域和環境領域以及培養人才方面。

    2001年日本政府首次大幅度削減政府開發援助中日元貸款部分，總額減至1614億日元，削減幅度達24.7％。日本表示，對華政府開發援助將從以前的重視基礎設施建設，轉向保護環境和生態體系以及解決內陸地區的貧困問題等領域。

    教科書1982年，在自民黨有關領導機構主導下，經過財界團體週邊組織和少數右翼組織大規模宣傳造勢之後，文部省強令各出版社對包括高中社會學科（歷史、政治、經濟等）教科書修改達600處之多，將日本軍隊對中國東北的侵略修改成“進出”，遭到了亞洲受害國家的強烈批判和反對。當年11月24日，日本文部大臣發表談話，表示今後教科書鑒定標準中增加一條新內容，即“與近鄰亞洲各國在近現代史上發生的歷史事件，要本著國際合作和國際理解的精神給予必要的考慮”。這一條被稱為“近鄰各國條款”。日本教科書每4年由文部科學省審定一次，使用4年。

    在日本，教科書問題由來已久，自50年代以來曾數起數落。日本投降後美國使日本廢除了“國定”教科書和“教育敕語”，代之以《教育基本法》和《學校教育法》。從此日本中小學教科書改為由民間出版社編寫、文部省（現文部科學省）審定的辦法出版發行。早期的教科書，出於對過去的反省，均能較客觀地記述日本的侵略及其戰爭罪行，文部省的審定也較為寬鬆。

    釣魚島爭端

    1971年6月17日，日美簽訂“歸還沖繩協定”，美國將“交由其託管”

    的釣魚諸島連同日本沖繩劃入“歸還區域”，“交還給”日本。對此，我國外交部于當年12月30日發表聲明，強烈譴責美日兩國政府公然把我國釣魚諸島劃入“歸還領域”，嚴正指出“這是對中國領土主權明目張膽的侵犯。中國人民絕對不能容忍。”

    其後，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表示，“歸還沖繩的施政權，對釣魚島的主權問題不發生任何影響”。

    鋻於日方在釣魚島問題上有不同主張，我國政府從發展中日關係出發，在堅持我一貫立場的前提下，與日方達成了此問題留待以後解決，不採取單方面行動，避免這一問題干擾兩國關係大局的諒解。

    免除戰爭賠償

    日本政府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談判時，明確表示痛感過去由於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責任並對此深刻反省。在此前提下，我國政府決定放棄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並載入1972年中日兩國簽署的《中日聯合聲明》。1978年，五屆全國

    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批准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再次以法律文件的形式確認了放棄對日戰爭賠償要求的決定。我國政府在戰爭賠償問題上的立場是明確和一貫的，即堅持《中日聯合聲明》中表明的放棄對日戰爭賠償要求的立場，並繼續履行《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所承擔的國際條約的義務。

    光華寮1967年台灣方面向京都地方法院起訴，要求愛國華僑退出日本京都大學光華寮。光華寮原為日京都大學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為中國留學生租賃的學生宿舍，1952年12月

    臺“駐日使館”同原房主簽訂買賣合同並於1961年6月以“中華民國”名義進行了房産登記。但該房産自日本戰敗後一直由我愛國華僑和留學生管理和使用，台灣方面從未參與。

    但1977年9月，京都地方法院判決，駁回原告起訴，認定光華寮所有權歸屬中華人民共和國；但同時稱原告具有“當事者能力”。台灣當局于同年10月以“中華民國”名義上訴至大阪高等法院，大阪高院將此案退回到京都地方法院重審。1986年2月，京都地方法院重新判決，沿用了大阪高等法院的主要論據，判定我愛國華僑方面敗訴。1987年2月大阪高等法院二審判決，維持原判。華僑方面于1987年3月向日本最高法院提出上訴。自1974年至今，中方多次向日方提出交涉，指出光華寮問題是事關中國政府合法權益，涉及中日兩國關係基本原則的政治案件。目前該案仍在日最高法院審理。

    日本遺棄在華化學武器

    1989年開始，我國就日本遺棄在中國的生化武器問題開始同日方進行談判。到目前為止，在中國十幾

    個省市自治區三十余處發現了日本遺棄化武。這些遺棄化武已經過半個多世紀的風雨侵蝕，銹蝕嚴重，有的已發生泄漏。時至今日，我國同日

    方舉行了4次政府談判及4次專家磋商。1997年，雙方成立聯合工作組，迄今舉行了4次工作組會議。在我推動下，日方對遺棄在華化武進行了15次現場調查。1999年7月30日，中日兩國政府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日本國政府關於銷毀中國境

    內日本遺棄化學武器的備忘錄》。中方已在外交部成立“處理日本遺棄在華化武問題辦公室”，負責歸口管理此項工作。

    日本人對華情感正在惡化

    關於日本輿論對華意見的變遷，專修大學教授、中國問題專家岡部達味指出，日本國內的代際交替迅速，而中國對日政策的調整有失遲緩，他説，以歷史牌為中心的中國對日政策，不符合戰後出生者居多的時代。

    慶典貼近日本文化

    9月25日，《21世紀環球報道》記者在東京日本記者俱樂部採訪了一名剛剛于9月22日出席北京“友好交流大會”慶典的日本人，他興奮地用電腦給記者演示在人民大會堂拍攝的照片，連聲説中國的進步很了不起。

    當晚，新大谷飯店門口車水馬龍，戒備森嚴。《21世紀環球報道》記者看到，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和羽田孜、自民黨幹事長山崎拓、社民黨黨魁土井多賀子、保守黨黨魁野田毅、共産黨委員長志位和夫等日本政界要人陸續步入宴會大廳。為出席中日邦交正常化30週年慶典，小泉首相特意調整日程，從歐洲趕回東京。出席者中，還有日本內閣5名大臣以及許多政府次官。據中國駐日使館工作人員對《21世紀環球報道》記者透露，這是駐日使館開館後舉辦的最大規模的活動，中日各界出席者超過2000名，其中僅國會議員即超過100名。以往，中國駐日使館國慶招待會及其他大型慶典均在使館本館舉行，今年，為舉辦這一慶祝建國53週年暨中日邦交正常化30週年慶典，中國駐日使館特意租下東京新大谷飯店大型宴會廳。

    出席慶典的人都注意到，男女兩位司儀分別為中國駐日使館新聞參贊黃星原與日本NHK著名播音員久保純子。聘請日本女性做大使館慶典司儀，這在以前是無法想像的。其實這也反映了中國駐日使館的政策性變化，即儘量塑造一個貼近日本社會、文化的形象。

    “反中”、“嫌中”情緒抬頭

    儘管中日雙方都在努力改善雙邊關係，但雙方的互信並未得到加強，日本《讀賣新聞》9月11日發表的調查結果也印證了記者的印象。這項調查表明，儘管58.7％的人對於日中恢復邦交正常化30年來的兩國關係給予積極的評價，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對中國的信任程度大幅度下降。對中國的信賴程度，1988年為76％、1992年61％、1995年57％、1996年46％。而據今年的調查，表示信任的只有38.3％，而不信任或不太信任的竟有55.3％。

    1998年11月，江澤民主席作為國家元首首次正式訪問日本，兩國發表聯合聲明。但是，《讀賣新聞》認為，江主席在其各次講演中反覆談及歷史認識問題，導致日本各界的不滿。最近，拓殖大學國際開發學部長渡邊利夫説，“中國對小泉首相參拜靖國神社、日本教科書的干預，以及強制抓走逃入日駐瀋陽領館北朝鮮逃亡者，造成日本人對華感情惡化。”

    有的日本輿論認為，中國現領導層，其人生重要階段是在日本侵華、國破家亡的民族危機之中度過的，因此他們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有特殊的警惕。

    關於日本輿論對華意見的變遷，專修大學教授、中國問題專家岡部達味指出，日本國內的代際交替迅速，而中國對日政策的調整有失遲緩，他説，以歷史牌為中心的中國對日政策，不符合戰後出生者居多的時代。

    日本右翼認為，歷史上歐美曾對亞非國家進行過侵略，他們沒有謝罪，美國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侵略過越南，也沒有謝罪，為什麼偏讓日本謝罪？右翼理論家認為，近代以後日本發動的歷次戰爭都是為了抵抗歐美帝國主義的侵略。現在，日本還有一種意見，認為中國外交與美國發展關係，而對日本則追究歷史問題。因此産生“反中”、“嫌中”的情緒。

    “靖國神社問題就是供奉甲級戰犯問題。”保守黨黨魁、社團法人日中協會會長野田毅説，他對中國領導人常説，“每當發生歷史問題，日本人的‘嫌中’感情就會增加，這對兩國絕不是有益的。請中方也要照顧不讓日中整體關係惡化。”

    對此前經濟企劃廳長官宮崎勇則認為，參拜靖國神社雖説是個人的宗教觀的問題，但是如果考慮到憲法與國外的感情，首相參拜並不是可取的行為。

    中國是日本經濟發展的威脅？

    曾有記者問日中協會理事長白西紳一郎，目前維繫日中關係的紐帶是什麼？當時他不假思索回答道，“經濟”。但是，這種純粹的經濟利益關係現在也受到挑戰。

    自去年以來，兩國農産品貿易糾紛一直不斷，最近日本修改衛生食品法，允許對特定國家或地區的食品採取禁止進口措施。日本對中國的冷凍菠菜等蔬菜採取了嚴格的檢疫措施。中國對外經濟貿易部認為，日本是“借食品安全為名實行貿易保護主義”。而厚生省表示，“只要沒有向日本明確説明採取何種防止再次發生的預防措施，即可實施禁止進口措施。”

    根據上述《讀賣新聞》的調查，關於中國經濟發展對日本的影響，26.0％的意見認為是正面的，而36.6％的意見認為是負面的，另有29.0％的意見認為正負影響相當。

    如何對待日本的中國威脅論，有的中國學者分析，這是“上坡下坡”的問題。即面對中國國際地位的增強與日本經濟衰退，因此日本某些人心態不夠平衡所致。

    早稻田大學教授天兒慧則認為，中國不應該是日本的威脅。因為，即使2010年中國的GDP實現倍增計劃，也僅是現在日本經濟的一半。他指出，日本媒體關於中國産品席捲全球的議論過於誇張。日本對華外交的基礎，應該建立在與中國構築共存結構、消除“中國威脅論”的基礎之上。

    冷戰之後，中日缺乏共同目標

    日本有人認為，中日關係的淡漠化，與中日兩國當前缺乏共同的目標與紐帶不無關係。他們認為，恢復邦交正常化之前，中國堅持反帝原則。而當時，日本全國掀起歸還沖繩運動。日本許多懷有對美國日美安保條約不滿的人都嚮往中國。因為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國家雖然一窮二白，但是，國家是獨立的，國土上沒有外國的一兵一卒，而日本國土則遍佈美軍基地。毛澤東曾對日本來訪的朋友説，美帝國主義是中日兩國人民共同的敵人。對此，日本左翼甚至右翼都能與中共的政策發生共鳴。

    恢復邦交後的前10年，中日關係因為存在反霸的共同目標，其他問題如國家體制的差異、日美安保等等問題都沒有暴露出來。因為反霸的需要，中國政府對日美安保條約並未特別反對。但是，冷戰之後，失去反霸這一共同目標，中日兩國雙方沒有找到新的共同目標。

    周恩來遺留外交資源已喪失

    此外，有分析家指出，關於中日關係的淡漠化，與中國對日外交資源的缺失有關。必須承認，我們現在已經沒有戰後對日外交的“資源”。老一代外交家如周恩來給中日關係留下了一筆巨大的遺産：對戰犯的改造。這些人返回日本後成立了“中歸聯”，對促進邦交正常化的實現與日本社會的發展做出了貢獻。但是，這些人大多數已經隱退或去世。再者，我們也缺乏如廖承志、孫平化、趙樸初那樣的“知日家”。此外，我們民間外交的力度不夠。

    在日本，許多人仍對中國一些前領導人留有良好的記憶，認為他們十分誠摯。現在，兩國領導人沒有這樣的個人關係。他們當時與日本首相建立了良好的個人關係。反觀現在，兩國領導人之間的個人交流顯然不如從前。

    另外，隨著國家工作重心越來越轉向經濟建設，中國對非經濟類的日本民間團體、知識界、輿論界等無法一一給予關照。

    中日交好，文教交流先行

    某一亞洲國家學者曾對《21世紀環球報道》記者指出，很多中國的日本研究，都是接受國外資助之後進行的，其結果是中國學者的研究納入國外研究計劃的軌道，結果是中國學者研究的主體性無法保障。

    迄今為止，日本向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留學生提供了不少國費獎學金，這對促進周邊國家對日本的理解做出了有益的貢獻。有人建議，為了促進中日文化教育的交流，中國應該增加對日教育獎學金的名額，鼓勵日本青年理解中國。

    ——21世紀環球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