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金訪華演講掀起了熱潮，讓我回溯起另一位科學大師，愛因斯坦翁。上世紀二十年代他曾訪華，結果卻是弘一法師説的戲劇性“悲欣交集”。欣，是説他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消息，不是在地球別的地方，而正是在中國上海聽到的，應該是大喜；悲，是當年沒有中國人請他作科學演講，沒有鮮花和掌聲；他悄悄地來了，又悄悄地走了，不帶走一絲東方的雲彩……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有一批世界級的知識精英相繼訪華，其中就有杜威、羅素和愛翁。愛翁那時已經在狹義相對論的基礎上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創導了廣義相對論，斷言時空在大品質面前是彎曲的。1919年，天文學家愛丁頓通過天文觀察測量證實了這一點，愛翁一夜間成了全球最出名的公眾人物。中國人那時對相對論懂得到底多少？有一則笑話。有一位記者問愛丁頓，世界上懂得相對論的是不是只有三個人？愛丁頓笑而不答。記者問為什麼沉默，愛丁頓説：我正在想那第三個人是誰吶？那第三者很可能不是中國人。不過，在北京，特別是北京大學，卻掀起了學習相對論的熱潮。這同1921年英國哲學家羅素在北大的演講又有莫大關係，演講由語言學家趙元任擔任翻譯，曾轟動中國學術界。其中，羅素就專門提到了最新的物理學——相對論。

    巨手推動愛翁訪華的是蔡元培先生，北大校長，事情得從1920年説起。當時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長訪問德國，給蔡先生打來電報，説愛翁有意思訪華，問北大是否能接待。蔡先生馬上復電錶示歡迎。第二年春天，蔡先生正好出國考察，就乘機專程拜訪了愛翁，以親自表達歡迎他訪華的熱情。愛翁説他希望訪華，但什麼時候説不定。蔡先生是同夏元，同去的。夏先生是清末民初大學者，夏曾佑的公子，留學美國和德國的物理學家，也是北大理科學長（理學院院長），還是中國宣傳相對論不遺餘力的一人。

    到第二年情況又有了轉機。1922年3月我國駐德公使致電蔡先生説，日本政府邀請愛翁在秋天去講學，他願意同時訪華講演半個月，特別詢問中方提供的條件如何？對這次絕好機會，蔡先生自然不會再失之交臂。他馬上復電公使表示歡迎愛翁來華，而且提出：負擔愛翁一行在中國境內的旅費，“並致送酬金每月一千元（相噹噹時中國大學教授月工資的三倍多）”。不久，又有了正面消息。北大教授朱家驊從德國轉來愛翁的一封信，對於一年前之所以不能訪華的原因，在時間和經濟上作了説明。現在日本請他和夫人愛爾莎去，而且報酬豐厚，他再到北京兩星期就好安排了。愛翁最後還強調説，希望雙方能夠商定一個圓滿的協議，以便他這次能親眼看到“東亞文明的搖籃”。由此可見，從小遵循西方辦事規矩的愛翁是想簽定一個協議，以便對雙方都有所規範和約束。6月下旬，我駐德公使館又轉來愛翁一封信。信上明確説，非常願意于本年冬季到貴國北京大學演講兩星期。同時他再次提出酬金問題，並在上次蔡先生所許諾的基礎上提了具體條件：一是一千銀元要改為美金1，000；二是東京至北京、北京至香港旅費，暨北京飯店開銷，均按兩人合計。作為比較，可看看愛翁1932年去美國普林斯頓所要求的年薪，只是3，000美元（後來，美方主動改成15，000美元）。

    那麼，蔡先生做了什麼回應？收到上面第二封信後，他馬上向駐德公使表示：“條件照辦，請代訂定。”8月間，我駐德公使來信説，已將上述意見通知了愛翁，他也明確表示願意在1923年新年之際來華訪問。到這時候，大家都以為愛翁肯定不久就可來北京了。愛翁會在日本逗留一個月左右，來中國應該是1922年12月中旬。為了歡迎愛翁到來，北京大學從那年11月下旬到12月中旬舉辦了一系列科學專題講座。演講者囊括了中國科學界的一時俊彥，如夏元、丁西林、何育傑、文元模、張競生等人。其中，夏元還和一些學者熱情宣傳相對論，他就在當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相對論淺釋》等書……

    可是，愛翁卻並沒有來到望眼欲穿的北京，永遠沒來……

    那麼，愛翁到底是到過中國沒有呢？他來了，而且來了兩次，但都不是事先約定的北京，而是上海。第一次是乘船去日本經過上海，時間是1922年11月13日。愛翁路過上海時間很短，但是對於他卻抵得上悠悠千年。因為，從瑞典駐上海領館傳來正式通知：1921年度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將授給他！在日本講學後，愛翁又在1923年元旦前一天到達上海。當時上海猶太人有份英文報紙《以色列信使報》（Israel’sMessenger），對愛翁夫婦抵滬以及逗留作了報道，還附有他的畫像。他在上海的活動幾乎全由猶太人包辦，1923年元旦日出席猶太協會的茶會，下午還應猶太青年會的邀請，在上海“工部局”大廳演講相對論……猶太人社團對於本民族傑出科學家表現出奇的熱忱，這理所當然。可是，當然的主人中國人呢？

    實際上，為了歡迎愛翁到來，一個宣傳相對論的熱潮也已經在上海掀起。耐人尋味的是，主要不是上海科學界，而是出版巨頭商務印書館一馬當先。商務印書館先在《東方雜誌》出版了《愛因斯坦專號》，1923年元旦又在報上刊登了歡迎廣告，還列出了已經或即將出版的關於相對論的書籍。《申報》等各大報也都刊登了鴻鵠將至的消息……上海科學界呢？當時上海有中國科學社，出版《科學》等雜誌。講到科學家，中國第一批向西方學習的科學家，如胡氏三兄弟等人，也都在上海。再説到大學，復旦、交大、同濟、震旦……比肩接踵而在。教授和大學生都幹什麼去了？愛翁真的來到了上海，卻不見有中國人和他接觸的消息。中國人，包括科學家，好像都作了一次好煞龍的葉公、西洋景的看客了。於是，當時上海的中文報紙只好寫寫報道，説外國人如何如何利用中國的地方、招待一個明明是訪問中國的大科學家了。更叫人大惑不解的是，對愛翁前往北大講學一事，這些報紙只字不提。這裡，我想講一下世界其他幾個城市歡迎愛翁的場面，作為比較。奧斯陸（1920年）：“他的演講超乎尋常地受到公眾和報紙的歡迎”；哥本哈根（1920年）：“幾天來，各派報紙紛紛長篇大論發表文章和訪談，強調這位‘當今最著名物理學家’的巨大意義”；維也納（1921年）：“聽眾處於一種奇妙莫名的興奮狀態之中，他們不在乎聽懂了多少，只願感覺到自己同奇跡靠近了一點兒”；巴黎（1922年）：“簡直轟動一時，法蘭西首都的知識界人士絕對不會放棄這麼一個絕好機會”；東京（1922年）：“他抵達車站時簡直萬人空巷……天長節那天，人們不再理會舉辦宴會的皇后太子和公主王孫，大家注目的中心是愛因斯坦”……歡迎愛翁，就是歡迎科學；而中國的冷落，也就是科學無情地冷落了中國，同時又在呼喚一個大爆炸似的時空轉換！

    那麼，事實的真相到底如何？為什麼愛翁已經到了上海，卻又悄悄地走了？已經踏上中國土地，卻又為什麼不去真正領略“東亞文明的搖籃”？

    實際上，在愛翁訪日期間，同蔡先生和夏先生都有書信往返。但是，雙方都中了三個自己或別人設計的人性怪圈。第一，中國人缺乏契約觀念。中國方面實際上已經同意愛翁的經濟要求，但卻認為雙方聯繫既然都是通過使館級官員，應該看成事實上已經敲定。而愛翁則認為你既然請的是我，那雙方就應該簽定契約性質的東西。否則，我就認為你不是玩真的，也不會再主動提起。這點，在愛翁後來給中方的信裏也曾點明。這種疏忽在中外私人交往裏也屢見不鮮，不是愛翁一個例子。第二，有人特別是日本人的阻撓。正當愛翁在日本講學遊覽、同時也在等著中國方面的書面肯定時，日本人就乘機讒言，説北大經費困難，等正式聘書恐怕是等不到的了。這點，在愛翁給夏先生的信裏就有暗示。日本人謀我已久，武裝是明火，文化是陰損；第三，中國人的自卑心理。其實愛翁能來上海也是好事，上海既然在他沒有來之前就已經大張旗鼓，他來了之後，為什麼沒有人理直氣壯提出單獨邀請？或者積極參加到別人為愛翁舉辦的活動中去？中國人和整個中國的缺席，恐怕是一些人的心理狀態在作怪，寫寫空頭文章可以，來真格的卻害怕自己沒有同第一流科學面對面的水準。當然，這只是我的一種猜測，把來前的鬧猛和既來的冷落相比較而得出的印象。當然，最重要的還是，中國那時是禁錮在另一個時空果殼啊！

    好在雙方都是睿智豁達之士，後來通過書信徹底講清楚了個中原委和誤會遺憾。最令人感動的，要算負責發端又要善後的蔡元培先生了。他事後説：“當我們在科學上有所貢獻，並引起世界關注的時候，我相信愛因斯坦會專程前來訪問的。因此大家千萬不要懊喪，而應該互相勉勵。”婉轉深厚而目光如炬，好像預見到了今天的宇宙新開，鬥換星移。愛翁早已長眠，不能重來。但是，他的繼承人和發揚者霍金來了。愛翁和霍金所研究的，都是時間一百五十億年（宇宙的年齡）、空間七千五百萬光年（宇宙的尺寸）的大尺度，我們連想像都感到窒息。但是，霍金來訪，作科學演講，還放棄了遠比愛翁當年要高得多的演講費，卻真實切膚地讓我們體會到了，偉大祖國是經過了多麼無際無朋的時空跨越。

    有誰要體驗一下愛翁和霍金的時空尺度嗎？這不就是！

    文匯報2002/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