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近代中國的志士仁人就一直在探尋富國強民的現代化道路。到了20世紀三十年代,由於日本加快了對華侵略的步伐,而以英法主持的國際聯盟又偏袒日本,因而中國的國際生存空間較之此前更加惡化。這就使得中國的知識界普遍産生一種民族生存的危機感,對中國的現代化寄予莫大的期望。當時的知識界普遍認為,“今日中國之國難,其性質絕非單純之軍事問題,而為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各問題之總匯”,因此,中國應徹底刷新政治制度、經濟方略、社會生活、個人生活,建設民主政治,增進行政與軍事的效率,提高國防自衛能力。由於國難日深,時不待我,他們還提出要“一年中必須立基礎,五年中必須收成效!如是方足救亡與復興也”。從1933年7月《申報月刊》出版“中國現代化問題號”特輯開始,知識界對中國現代化問題進行了多方面的討論,提出了許多自強自救的現代化方案。
如何實現中國的現代化?當時主要有三種主張:第一,發展私人資本主義,認為社會主義“只適用於貧富不均之國家,而我國乃為生産落後之國家”,因此,在中國搞現代化,第一步應設法增加財富,而“財富之增加,非實行個人主義,殆無由達其目的”,“欲使中國現代化,以採用私人資本主義為宜”。第二,大力推進工業國有化,認為“中國今日之現代化,決非私人資本所能辦到。若採個人主義的方式,我們必收個人主義的資本主義之一切惡果”,而“社會主義,其激烈的共産主義為我們所不取”,“中國現代化的方式,即是用政府的力量,行大規模的工業化,並對於私人企業隨時節制。我們稱之為受節制的資本主義。”第三,中國現代化的方式應當採取社會主義,認為要使“勞力”與“資本”站在平等的地位,“資本階級”和“勞力階級”的差別就逐漸消滅,私有財産制度亦應逐漸改革,“于不破壞社會秩序之範圍內,推進社會主義式的‘中國現代化’”。
中國知識界對現代化問題的探討,雖觀點各種各樣,對如何定義現代化也不盡一致,但在若干問題上也顯示出總體一致的傾向,頗引人注目。第一,中國面臨的殘酷的生存危機對中國知識界形成了強烈的刺激,急迫的憂患意識使中國知識界在必須儘快實現現代化上形成了廣泛的共識和強烈的要求;第二,與這種急迫的憂患意識相聯繫,是在對現代化的道路和方式的選擇上,“應著重于經濟之改造與生産力提高”的觀點明顯佔了上風,能否快速有效地提高國力、富國強民成為大多數論者選擇現代化道路的首要標準,而意識形態和政治信仰的考量只在其次。如當時有人大聲疾呼:“今後中國,若于生産方面,再不趕快順著‘現代化’的方向進展,不特無以‘足兵’,抑且無以‘足食’。我們整個的民族,將難逃漸歸淘汰萬劫不復的厄運。”
中國迫切需要現代化,這幾成中國知識界的共識。但他們在分析中國經濟發展的實際情形後指出,實現現代化是與推翻帝國主義的壓迫密切相關的,不打倒帝國主義,中國的現代化就沒有希望。當時很多論者指出,無論是中國的金融財政和交通運輸,還是中國的重工業和輕工業,無一不是在列強的壟斷操縱之下。另外,列強還憑藉一個個不平等條約,把持中國關稅,進行資本輸出,中國實際上是在一步步淪為資本主義國家的附庸。因此,有人斷言,“中國之所以落後,所以不能現代化,國際資本帝國主義者的桎梏與殘酷的侵略榨取,實為一個大因。”“要使中國振興,踏上現代化的道路,根本上應該打倒帝國主義。”
在探討三十年代知識界對中國現代化道路問題的討論時,還有一個問題值得注意,那就是知識界比較普遍地對歐美資本主義道路感到失望,對蘇聯社會主義深深嚮往。當時,知識界對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對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成功經驗給予了極大關注。他們看到蘇聯“無論是工業勞動者或是農業勞動者,他們所焦灼的,所孜孜從事的,不是個人財富的累積,而是社會主義國家之基礎的建設鞏固與世界社會主義之前途的爭取。這和資本主義下的世界對立,恰是兩個世界兩個歷史範疇”。對這一新奇的世界,中國知識界充滿了嚮往和探究的渴望。蘇聯作為相對落後的國家,此時迅速工業化,快速致富,這种經濟強勢給中國知識界極大的震動。經濟的動因促使中國知識界對蘇聯、對社會主義這種發展模式刮目相看。
光明日報2002/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