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一個大陸國家,同時也是一個海洋國家。中國大陸的東部和南部都面臨大海,有漫長的海岸線和眾多的海島。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中國沿海地區的居民,很早就從事航海活動,不斷探索海外未知的世界。由於中國人和亞洲、非洲以及歐洲廣大地區居民的共同努力,逐漸建立起一條聯結東西方的海上交通線,人們稱之為“海上絲綢之路”。眾所週知,絲綢是古代中國的特産,也是世界各國人民喜愛的商品。古代東西方的陸上和海上交通線都以絲綢命名,説明中國在東西方交往中處於一種舉足輕重的特殊地位。
與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相應,中國沿海地區出現了一批享有盛名的海港,有廣東的廣州、福建的泉州、浙江的寧波、江蘇的揚州等,它們在不同時期分別起過不同的作用。其中泉州港曾以“刺桐”一名為世界各國航海家、商人所熟知,它的興起和發展在海上絲綢之路歷史上佔有重要的篇章。
泉州地處福建東南。至遲在南北朝時期,泉州已成為對外交通的港口。南朝陳文帝(560—565年)時,來華天竺(印度)僧人真諦“泛小舶至梁安郡,更裝大舶,欲返西國”。因眾人邀請,暫時停留。不久,“發自梁安,泛舶西引,業風賦命,飄還廣州”,又為當地僧人、官員所阻,未能返國,不久病死(《續高僧傳》春一《拘那羅陀傳》)。梁安就是泉州,可知當時此處已有海舶可以出海西行。到了唐代,福建南部經濟有較大變化,人口增多,手工業進步,農田水利改善,為海外貿易的開展準備了必要的物質條件。這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唐代中期發生的“安史之亂”,導致陸上絲綢之路閉塞,中國和西方的交通,轉而以海道為主。這一轉變,推動了沿海不少港口的發展,泉州便是最突出的一處。而唐朝末年廣州為黃巢隊伍攻佔造成的巨大破壞,更為泉州港的興起提供了際遇。唐代後期詩人包何在《送泉州李使君之任》中寫道:“雲山百越路,市井十州人”。“執玉來朝遠,還珠入貢頻。”前兩句説的是泉州居民中有外國人,後兩句指出當地有外國朝貢者頻繁進出,這些朝貢者大多就是商人。五代十國時期,連續佔據泉州的王延彬、留從效、陳洪進都注意發展海外貿易,從中取利。
到了北宋前期,泉州港對外貿易已相當可觀,“有蕃舶之饒,雜貨山積。”(《宋史 杜純傳》)熙寧五年(1072年),宋神宗下詔説:“東南之利,舶商居其一。比言者請置司泉州,其法講求。”(《宋史 食貨志 互市舶法》)“司”指市舶司,管理海外貿易的專門機構。海船出海貿易並須經市舶司批准,回來要向市舶司納稅。重要的對外貿易港都設立市舶司。宋神宗要求研究泉州設置市舶司問題,説明泉州在海外貿易中已居重要地位。但是,正式在泉州設市舶司,則在哲宗元二年(1087年)。這在泉州歷史或是中國對外貿易史上都是一件大事。市舶司的設立,標誌著泉州進入我國最重要的對外貿易港的行列。設司以後,泉州港可以直接發船到海外貿易,也能接納外來的商船,因而進出口貿易便得到迅速的發展。它在海外交通方面的地位,迅速趕上廣州。“況今閩、粵,莫盛于泉州。”(《輿地紀勝》卷130《福建路 泉州府》)“若欲船泛外國賣買,則是泉州便可出洋。”(《夢梁錄》卷12《江海船艦》)。泉州城南,逐漸形成為外國商人和水手集中居住的地區。與之相應,泉州出現了不少外來宗教(伊斯蘭教、印度教等)的廟宇以及外來僑民的集中墓地。
到了元朝,泉州港更加繁榮。“泉,七閩之都會也。番貨遠物、異寶珍玩之所淵藪,殊方別域富商巨賈之所窟宅,號為天下最。其民往往機巧趨利,能喻于義者鮮矣。而近年為尤甚,蓋非自初而然也。”(吳澄:《送姜曼卿赴泉州路錄事序》,《吳文正公集》卷16)“號為天下最”説明泉州在全國海外貿易中居於領先地位。而海外貿易的發達,使當地的社會風氣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當時詩人對泉州有這樣的描寫:“厘頭赤腳半蕃商,大舶高檣多海寶。”(宗泐:《清源洞圖》,《全室外集》卷4)許多外國商人,水手隨著海船來到泉州,這個港口成為各國人雜居的海港都市。泉州遍種刺桐樹,外來商人、水手便以“刺桐”名之,這個名字當時在海上絲路所歷各處廣泛流傳。著名的外國旅行家馬可 波羅、伊本 白圖泰都盛讚泉州的繁榮。馬可 波羅説:“印度一切船舶運載香料及其他一切貴重貨物鹹蒞此港,是亦為一切蠻子(中國南方居民——引者)商人常至之港,由是商貨寶石珍珠輸入之多竟至不可思議,然後由此港轉販蠻子境內。我敢説亞歷山大或他港運載胡椒一船赴諸基督教國,乃至此刺桐港者,則有船舶百餘,所以大汗在此港徵收稅課,為額極巨。”伊本 白圖泰在這裡看到大船百數,小船千余。泉州港在當時不僅是中國第一大港,也是世界頭等海港之一。一方面是“蕃商”(外國商人)川流不息出入泉州,另一方面,泉州也是中國商人出海的首選地。元朝官方的記載説,“泉州那裏……做買賣的”前往“回回田地裏,忻都田地裏”經商(《通制條格》卷27《雜令 蒙古男女過海》)。“回回田地”即阿拉伯諸國,“忻都田地”即印度次大陸。這樣明確的記載,是以前沒有的。元朝後期,泉州商人出海經商,“其所涉異國,自高句麗外,若婆、羅斛,與凡東西諸夷,去中國無慮數十萬里。方是時,中國無事,……諸國之來王者且蔽海上而未已,中國之至彼者如東西家然。”(王彝:《泉州二義士傳》,《王常宗集》續補遺)海上絲路將中國與海外諸國連接起來,來往頻繁,有如一家。著名的地理著作《島夷志略》成書于14世紀中期,作者汪大淵是豫章(今江西南昌)人,但他長期在泉州生活隨海船出海經商。這本著作記錄了海外地名二百餘處,涉及中南半島、馬來半島、菲律賓群島、印尼群島、印度次大陸及其周圍地區、波斯灣和阿拉伯半島,以及東非和北非。此書寫成後,收在當時泉州的地方誌內,可以看成當時泉州人的航海指南,也是這一時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詳盡記錄。
元朝末年的動亂,使泉州受到很大破壞。明朝建立後,為防備倭寇,推行禁海政策,更導致泉州海外交通的衰落。鄭和下西洋,第五次“前往西洋忽魯謨斯(今伊朗霍木茲——引者)等國公幹”,曾經在泉州停留(見泉州靈山《鄭和行香碑》)。但此後就默默無聞了。16世紀以後,西方殖民者東來,傳統的海上絲路交往逐漸消失。清朝統治者長期推行的閉關鎖國政策,使人們忘記了我們祖先有過征服海洋的光輝歷史,忘記了連接東西方的海上絲綢之路,也忘記了曾經輝煌過的“刺桐”港。
20世紀以來,經過中外學者的不倦努力,證明古代外國人記載中的“刺桐”就是泉州,證明海上絲綢之路曾為東西方的經濟、文化交流作出過偉大的貢獻。1991年2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主持的“海上絲綢之路”綜合考察團在泉州進行了全面的考察,並舉行“中國與海上絲綢之路”國際學術討論會,進一步提高了泉州的知名度,激起了人們對海上絲綢之路歷史的廣泛興趣。可以相信,在改革開放的浪潮中,泉州與海上絲路歷史的研究一定會有新的更大的進展,而這方面研究的進步,又會激發我們開拓進取,去努力爭取經濟、文化建設的更大成就。(中國海外交通史研究會會長 陳高華)
光明日報2002/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