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相應，中國沿海地區出現了一批享有盛名的海港，有廣東的廣州、福建的泉州、浙江的寧波、江蘇的揚州等，它們在不同時期分別起過不同的作用。其中泉州港曾以“刺桐”一名為世界各國航海家、商人所熟知，它的興起和發展在海上絲綢之路歷史上佔有重要的篇章。

    泉州地處福建東南。至遲在南北朝時期，泉州已成為對外交通的港口。南朝陳文帝（560—565年）時，來華天竺（印度）僧人真諦“泛小舶至梁安郡，更裝大舶，欲返西國”。因眾人邀請，暫時停留。不久，“發自梁安，泛舶西引，業風賦命，飄還廣州”，又為當地僧人、官員所阻，未能返國，不久病死（《續高僧傳》春一《拘那羅陀傳》）。梁安就是泉州，可知當時此處已有海舶可以出海西行。到了唐代，福建南部經濟有較大變化，人口增多，手工業進步，農田水利改善，為海外貿易的開展準備了必要的物質條件。這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唐代中期發生的“安史之亂”，導致陸上絲綢之路閉塞，中國和西方的交通，轉而以海道為主。這一轉變，推動了沿海不少港口的發展，泉州便是最突出的一處。而唐朝末年廣州為黃巢隊伍攻佔造成的巨大破壞，更為泉州港的興起提供了際遇。唐代後期詩人包何在《送泉州李使君之任》中寫道：“雲山百越路，市井十州人”。“執玉來朝遠，還珠入貢頻。”前兩句説的是泉州居民中有外國人，後兩句指出當地有外國朝貢者頻繁進出，這些朝貢者大多就是商人。五代十國時期，連續佔據泉州的王延彬、留從效、陳洪進都注意發展海外貿易，從中取利。

    到了北宋前期，泉州港對外貿易已相當可觀，“有蕃舶之饒，雜貨山積。”（《宋史杜純傳》）熙寧五年（1072年），宋神宗下詔説：“東南之利，舶商居其一。比言者請置司泉州，其法講求。”（《宋史食貨志互市舶法》）“司”指市舶司，管理海外貿易的專門機構。海船出海貿易並須經市舶司批准，回來要向市舶司納稅。重要的對外貿易港都設立市舶司。宋神宗要求研究泉州設置市舶司問題，説明泉州在海外貿易中已居重要地位。但是，正式在泉州設市舶司，則在哲宗元二年（1087年）。這在泉州歷史或是中國對外貿易史上都是一件大事。市舶司的設立，標誌著泉州進入我國最重要的對外貿易港的行列。設司以後，泉州港可以直接發船到海外貿易，也能接納外來的商船，因而進出口貿易便得到迅速的發展。它在海外交通方面的地位，迅速趕上廣州。“況今閩、粵，莫盛于泉州。”（《輿地紀勝》卷130《福建路泉州府》）“若欲船泛外國賣買，則是泉州便可出洋。”（《夢梁錄》卷12《江海船艦》）。泉州城南，逐漸形成為外國商人和水手集中居住的地區。與之相應，泉州出現了不少外來宗教（伊斯蘭教、印度教等）的廟宇以及外來僑民的集中墓地。

    到了元朝，泉州港更加繁榮。“泉，七閩之都會也。番貨遠物、異寶珍玩之所淵藪，殊方別域富商巨賈之所窟宅，號為天下最。其民往往機巧趨利，能喻于義者鮮矣。而近年為尤甚，蓋非自初而然也。”（吳澄：《送姜曼卿赴泉州路錄事序》，《吳文正公集》卷16）“號為天下最”説明泉州在全國海外貿易中居於領先地位。而海外貿易的發達，使當地的社會風氣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當時詩人對泉州有這樣的描寫：“厘頭赤腳半蕃商，大舶高檣多海寶。”（宗泐：《清源洞圖》，《全室外集》卷4）許多外國商人，水手隨著海船來到泉州，這個港口成為各國人雜居的海港都市。泉州遍種刺桐樹，外來商人、水手便以“刺桐”名之，這個名字當時在海上絲路所歷各處廣泛流傳。著名的外國旅行家馬可波羅、伊本白圖泰都盛讚泉州的繁榮。馬可波羅説：“印度一切船舶運載香料及其他一切貴重貨物鹹蒞此港，是亦為一切蠻子（中國南方居民——引者）商人常至之港，由是商貨寶石珍珠輸入之多竟至不可思議，然後由此港轉販蠻子境內。我敢説亞歷山大或他港運載胡椒一船赴諸基督教國，乃至此刺桐港者，則有船舶百餘，所以大汗在此港徵收稅課，為額極巨。”伊本白圖泰在這裡看到大船百數，小船千余。泉州港在當時不僅是中國第一大港，也是世界頭等海港之一。一方面是“蕃商”（外國商人）川流不息出入泉州，另一方面，泉州也是中國商人出海的首選地。元朝官方的記載説，“泉州那裏……做買賣的”前往“回回田地裏，忻都田地裏”經商（《通制條格》卷27《雜令蒙古男女過海》）。“回回田地”即阿拉伯諸國，“忻都田地”即印度次大陸。這樣明確的記載，是以前沒有的。元朝後期，泉州商人出海經商，“其所涉異國，自高句麗外，若婆、羅斛，與凡東西諸夷，去中國無慮數十萬里。方是時，中國無事，……諸國之來王者且蔽海上而未已，中國之至彼者如東西家然。”（王彝：《泉州二義士傳》，《王常宗集》續補遺）海上絲路將中國與海外諸國連接起來，來往頻繁，有如一家。著名的地理著作《島夷志略》成書于14世紀中期，作者汪大淵是豫章（今江西南昌）人，但他長期在泉州生活隨海船出海經商。這本著作記錄了海外地名二百餘處，涉及中南半島、馬來半島、菲律賓群島、印尼群島、印度次大陸及其周圍地區、波斯灣和阿拉伯半島，以及東非和北非。此書寫成後，收在當時泉州的地方誌內，可以看成當時泉州人的航海指南，也是這一時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詳盡記錄。

    元朝末年的動亂，使泉州受到很大破壞。明朝建立後，為防備倭寇，推行禁海政策，更導致泉州海外交通的衰落。鄭和下西洋，第五次“前往西洋忽魯謨斯（今伊朗霍木茲——引者）等國公幹”，曾經在泉州停留（見泉州靈山《鄭和行香碑》）。但此後就默默無聞了。16世紀以後，西方殖民者東來，傳統的海上絲路交往逐漸消失。清朝統治者長期推行的閉關鎖國政策，使人們忘記了我們祖先有過征服海洋的光輝歷史，忘記了連接東西方的海上絲綢之路，也忘記了曾經輝煌過的“刺桐”港。

    20世紀以來，經過中外學者的不倦努力，證明古代外國人記載中的“刺桐”就是泉州，證明海上絲綢之路曾為東西方的經濟、文化交流作出過偉大的貢獻。1991年2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主持的“海上絲綢之路”綜合考察團在泉州進行了全面的考察，並舉行“中國與海上絲綢之路”國際學術討論會，進一步提高了泉州的知名度，激起了人們對海上絲綢之路歷史的廣泛興趣。可以相信，在改革開放的浪潮中，泉州與海上絲路歷史的研究一定會有新的更大的進展，而這方面研究的進步，又會激發我們開拓進取，去努力爭取經濟、文化建設的更大成就。（中國海外交通史研究會會長　陳高華）

    光明日報2002/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