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各大主流媒體最近都顯著報道了經歷侵華日軍細菌戰的180名中國受害者或家屬在東京索賠敗訴的消息,並且對東京地方法院的判決表示不滿,這在過去是極為罕見的。
二次大戰期間,侵華日軍在湖南常德、浙江義烏等地多次發動細菌戰,造成無數中國人傷亡。1997年,來自浙江、湖南的180名細菌戰受害者,向日本東京地方法院正式提起訴訟。
8月27日,法院對這一訴訟案一審判決,認定日本731部隊在中國發動細菌戰殺害中國人民這一事實,卻駁回中國原告向日本政府提出賠禮道歉和賠償損失的要求。
包括《解放軍報》和中央電視臺在內的大媒體不僅不顧“敏感”,報道了索賠失敗的消息,還對日本法院的“不公正判決”表示不滿。
在以往,中國公民向日本索取與侵華戰爭有關的賠償的案件幾乎不可能登上中國的主要媒體。
中國與日本在30年前恢復邦交正常化時,當時的周恩來總理宣佈不要求日本做戰爭賠償。此後,人們普遍認為,中國政府為了維護對日關係,始終不願人民向日本政府要求戰爭賠償。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法教授朱文奇説,據他所知,政府過去對這類民間對日索賠案有“三不”政策:不支援,不介入,不評論。
現在,“三不”政策是否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朱文奇表示無法知道。不過,細菌戰索賠案的原告團團長、浙江婦女王選曾向包括朱文奇在內的很多人抱怨説,索賠團得不到中國政府的支援。
從中國外交部發言人8月28日就此訴訟案判決發表的簡短談話看,中國官方確實很“謹慎”地避免直接對索賠行為表示支援。官方更重視的是日本須承認侵略戰爭這一“事實”。
外交部發言人説:“我們注意到了這一判決。二戰期間,侵華日軍以慘無人道的手段,大量實驗和使用細菌化學武器,殘害中國人民,這是鐵的事實。日方應採取對歷史和現實負責的態度,正確認識和對待這段歷史。”
那麼,中國媒體為什麼突出報道這一索賠案?
朱文奇列舉了很多種可能原因,其中之一是:日本最近越來越囂張,其領導人不僅參拜靖國神社,還搞戰爭博物館,美化戰犯,因此可能中國政府認為有必要讓媒體踢踢日本的屁股。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文化研究室主任崔世廣也持相似看法。他説,日本近年來出了一批右翼政客,不承認歷史,“做了許多損害中國人民感情的事”。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0週年,兩國原本都要大事慶祝。不過,由於小泉純一郎首相在“歷史問題”上惹惱了北京,他的訪華計劃被冷冷拒絕了。於是,中日政府間的“不愉快”關係為索賠案提供了報道空間。
專家:中國政府應支援民間索賠
不過,更重要的因素可能是來自於中國人民和媒體越來越受到國際潮流的啟發和人道主義精神的感召。
熟悉中日問題的崔世廣説,他未曾見過中國政府的公開言論有支援民間索賠的,但民間索賠近年來已經是“國際慣例”,例如,德國就對納粹受害者先後支付了710億馬克。
崔世廣指出,當前國際法的訴訟主體已經漸漸從“國家”轉向重視“個人”,更突出“人道主義精神”。
過去幾年曾在“前南斯拉伕國際刑事法庭”擔任聯合國檢察官的朱文奇教授説,中國民間有索賠的權利,當初周恩來宣佈國家放棄索賠時並沒有提到民間索賠問題。
朱文奇指出,法庭的判決等於已經承認日本的細菌戰違反戰爭法、違反1925年的國際公約、違反1939年禁止使用細菌武器的國際法,是一種戰爭罪,而國際公約早已確定,戰爭罪沒有所謂法律時效問題,不論事隔多久,都可起訴。
他認為,不能因為中國政府放棄對日索賠,中國人民就失去向日本政府索賠的權利;也不能因為中國政府放棄索賠,就表示它失去支援民間索賠的法律地位。
“中國政府放棄的只是國對國的戰爭賠償要求,而不是具體到民間個人的索賠要求也都放棄。”
朱文奇説:“中國政府應該支援民間向日本索賠。”
“這不僅是政府有保護公民的義務,而且是關係到國際法律的‘公正’和‘正義’精神。”
他説,中國政府如果繼續無所作為,從法律角度講,中國老百姓甚至可依《行政訴訟法》告自己的政府“不作為”。
新加坡《聯合早報》2002/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