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項名為「夏商周斷代工程」的中國古文明史研究課題,在一九九五年列入中國「九五」國家建設計劃之中,二○○○年底公佈初步研究成果,但只隔了兩天,美國「紐約時報」就刊載了一篇題為「中國,古代歷史引發現代懷疑」的新聞報導。
報導引述美國歷史學家夏含夷(Edward L.S haughnessy)的批評説,這是一種沙文主義的願望,企圖把中國歷史記載前推到西元前三千年,把中國推到和埃及一樣的水準上。他認為,這與其説是學術上的衝動,還不如説是一種政治和民族主義上的衝動。
「遠東經濟評論」對此也刊載一篇評論説,大陸把夏朝列為中國神聖歷史的證據,其意義等同於日本在一九三○年代吹噓自己歷史,而日本當年的吹噓,是為了替發動二次世界大戰造勢,中共發動此項工程的目的因此非常值得懷疑。
「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組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李學勤在北京接受訪問時表示,這項工程的推動,源起于中國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現名「國家科學技術部」)主任宋健有一次到埃及的博物館訪問,發現國外古文明的歷史陳述,都有一份國際公認的年表,但中國則無。一九九五年九月宋健回到北京之後,就提出運用科技整合的方式,做一個年代學研究的計劃。於是,大陸在一九九六年春成立了一個專家組,由中國政府提供經費,共二百餘名大陸各類專家參與研究,課題並正式列入中國「九五」計劃。
依據原始的研究動機,李學勤認為,中國古史的確切年代,目前只能上溯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西元前八四一年,再往前的紀年,或學者間彼此歧異,或多闕失,難以考證,所以「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研究目標,要從西元前八四一年往前推,首先要對西周各王提出比較準確的年代,其次要對商代後期提出比較準確的年代,商代前期提出比較詳細的年代框架,至於西方史學界仍質疑是否確實存在的中國夏代,也要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大陸學者的思路其實很單純,如果説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自稱擁有五千年的悠久歷史,那麼五千年中只有二千八百年的年代可考,未免説不過去,因此有必要進行「夏商周斷代工程」,把年代問題盡可能説個清楚。
但外界的批評集中于兩個方面,其一,由官方出資來做這種學術研究,將失去它的公正客觀性,例如「遠東經濟評論」就報導説,外國考古學家不能參加工程,因為他們是夏王朝是否存在的最大懷疑者,不僅如此,大陸一些對夏持懷疑態度的學者,甚至對夏的疆域和王名試圖提出質疑的學者,在經過一系列的工作報告會議之後,也消聲匿跡了。其次,外界也質疑中國是民族主義心態在背後作祟,企圖藉此張揚中國的悠久文明。
對於外界的質疑,李學勤有解釋、也有反駁。他説,由於「夏商周斷代工程」屬於「九五」計劃,經費由政府支援,所以沒有和台灣、香港或其他國家學者的合作,但也曾安排多次交流的機會。他舉例説,他們和台灣中研院歷史研究所就有很多次的交換意見,雖然不是正式合作,還是做了不少事。至於政府出資是否合適的問題,李學勤認為,這是全世界各國都在做的事,台灣國科會的存在就是一個例證。
李學勤表示,外界産生這種質疑,他完全可以理解,因為大陸所有走過文化大革命年代的學者,對政府如何「指導」學術研究,都已經有深刻的體會。但他保證説,「夏商周斷代工程」提出的階段性成果,是一個完全開放的東西,等到所有報告正式對外公開之後,對不對都可以討論,錯了可以批評,中國不會把這些階段性成果列進中、小學教科書中。
對於「夏商周斷代工程」與「民族主義」的關聯,李學勤就表示不解。他説,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民族主義」變成一個不好的詞,他還記得小時候看的美國課本,封面是一面美國國旗,上面還寫著「向我們的國旗致敬」;再説,去年「九一一」發生過後,美國紐約到處插滿國旗,這不也是「民族主義」嗎?
但他強調説,科學是科學,民族主義是民族主義,民族主義不能影響科學的研究;同樣的,科學也不能干預民族主義。李學勤説,看「夏商周斷代工程」提出的結果就可以發現,他們完全根據證據來説話,不會刻意拉長中國文明歷史,當然也沒必要刻意縮短,他們提出的年代,有些比過去的説法還晚。
「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全部論文資料,李學勤表示,目前有一些環節還需要修正,今年已經來不及出版,預計明年公開發行。但一本「夏商周斷代工程一九九六-二○○○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已經在二○○○年底出版。根據這份報告,大陸學者將夏朝定在西元前二 ○七○到一六○○年,商朝前期在西元前一六 ○○至一三○○年,武王克殷(商紂王)在西元前一○四六年,西周在西元前一○四六到七七一年。大陸媒體據此宣揚説,中國歷史紀年因此向前推進了一千二百多年。
李學勤解釋説,他們的工作,並不是把中國歷史拉長,西周及盤庚遷于殷都已經擁有確實的存在證據,他們只是希望在歷史上能給一定證據的「數字」上下手。至於西方仍有疑義的中國夏朝,李學勤表示,大陸參與研究的多數(非全部)學者都認為,豫西、晉南一帶的二里頭文化就是夏文化遺址。他也引用台灣學者王國維的話説,如果《史記》的《殷本紀》是真的,難到《夏本紀》就不是真的?
在研究方法問題上,李學勤重點介紹了「天文曆史學」的應用。例如古本《竹書紀年》載:「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鄭」,其中的「天再旦」就是天亮了兩次的奇異天象,大陸學者認為,這是日出之際發生了一次日蝕造成,而「鄭」的地理位置在西安附近的華縣或鳳翔,大陸天文學者因此根據數學方法,對西元前一千年到八百四十年間的日蝕進行全面測算,得出西元前八九九年四月二十一日的日蝕可以在西周鄭地造成天再旦現象,並且是唯一的一次。
對於下一步工作,李學勤表示,馬上展開更大的研究項目比較困難,不只因為經費的問題,要組織十幾個學科幾百名學者共同參與研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他們想利用三年的緩衝期,先做「中國文明的起源及早期發展的預備研究」,作為未來繼續進行中國古文明研究的基礎工作。
——鳳凰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