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11月中國和亞細安國家宣佈啟動“中國—亞細安自由貿易區（CAFTA）”計劃以來，中國在“WTO熱”之同時，還出現一波不小的“東南亞熱”、“CAFTA熱”，概況簡述如下：

    ＊高峰推動國際溝通：

    年初以來，CAFTA成為江澤民主席訪越，朱鎔基總理政府工作報告和博鰲亞洲論壇主題演講，以及胡錦濤副主席訪問新、馬等多個場合的重要議題。

    ＊媒體推動社會和企業認同：

    4月21日、26日，5月14日、31日，《人民日報》相繼發表外經貿部長石廣生等區域合作及CAFTA專論多篇。《大公報》的CAFTA大塊分析至今已10余篇。5月下旬，《東南亞發展報告》、《來自東南亞的商機報告》幾乎同時首發。

    新華社稱，“這表明，隨著建立中國－亞細安自由貿易區目標的確立，去東南亞做生意正引起中國企業越來越濃厚的興趣。”此外，從電視臺到學術刊物，CAFTA都是熱談話題；一些地方政府網站還開設CAFTA專區，點擊率可觀。

    ＊研討會推動政界、學界、商界聯合行動：

    雖然中國及亞細安國家才著手策劃建立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從北京到廣東、廣西、雲南，各地政府和研究機構卻早已捷足先登，瞄準企業“走出去”到東南亞發展這一需要，頻頻舉行面向公司企業的報告會、專題講座和考察會。4月26日及5月16日外經貿部龍永圖副部長在廣州、北京，5月9日及6月6日周可仁副部長在上海、昆明等大型研討會上對CAFTA的闡釋，都志在吸引中國各方參與其中。

    中國的東南亞研究正在轉型

    與這幾年的“東南亞旅遊熱”不同，當前中國的“東南亞熱”是各方力量圍繞CAFTA戰略，逐步形成共識並走向聯合，將中央政府戰略轉為企業行動的社會化過程。雖然目前還處在輿論導向階段，實質性的行動尚不多見，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過程中，中國的東南亞研究界正並將起著重要推動作用。

    3年前，韓山元先生在《聯合早報》撰文《思考獨立　告別教條 我看中國的東南亞研究》（刊于1999年12月6日），稱中國的東南亞研究有了可喜轉變。

    目前看來，當時的轉型可以説是起步。現在，轉型正向廣度和深度發展，呈現研究內容經濟化、服務對象社會化的轉型——從面向政府，轉為既面向政府又面向社會市場需要；從側重研究政治安全戰略，轉為既研究政治又研究區域、産業和企業經濟合作。

    三代學人特色

    根據專業背景和社會化程度的不同，筆者把1950年代以來中國的東南亞研究團隊，大致分成三代學人：

    ＊第一代大多是歸國華僑和歷史學家。他們有在東南亞較長的親身生活經歷，通曉當地語言、歷史文化，但因冷戰時期只能在中國大陸而不能返東南亞進行現狀調查，故以文獻研究為主。現在是中國政府的東南亞政策專家、東南亞研究學術帶頭人。

    ＊第二代主要是80—90年代國際關係、世界史科班畢業。他們到東南亞進行現狀調查的機會較前輩多。作為當代中國東南亞研究團隊的主力，第二代的職業角色多元化：既做科研教學，又作政府智囊，還當企業顧問；既從政治安全戰略角度，也從市場經濟角度研究中國與東南亞的關係。

    ＊第三代是成長中的多學科人才組成的研究隊伍，不僅包括在社科院、高校從事東南亞、國際經濟等研究的青年學者，還包括在公司國際部任職的市場調研專家，專業更多元化。

    很多中國與東南亞的區域合作理論、産業分工模型，來自這些非主流的“圈外”學者。因就業機會更多，這一廣義的東南亞研究隊伍不穩定，“下海”、“跳槽”者常見，這也體現出中國的東南亞研究趨於社會化，動員了更多的人才資源。

    三代學人梯隊並存、社會需求又高漲，當前中國的東南亞研究如同中國與亞細安的關係一樣，進入歷史上最好時期。不過，與社會需要相比，研究工作仍有差距，尚不足以為企業“走出去”提供完善的服務，因而需要三代學人之間、學界與政界以及商界之間，形成聯合，通過各方的優勢互補，形成共同體，可共同保溫，將中國的“東南亞熱”持續下去。

    例如，聯合三代學人，可定性定量地把握東南亞歷史文化發展規律、投資環境、市場特徵；聯合東部地區與西部地區，可共同搭乘CAFTA“順風車”；聯合經濟學界、商界、駐外機構，可提高商人“嗅覺”，等等。

    目前，除部分駐外使館、內地商委會等少數機構向企業提供東南亞産業專題調查服務之外，中國大陸的東南亞研究仍少以微觀企業、中觀産業合作為對象。而台灣、美國等地的東南亞刊物和網站，多是研究人員面向企業、産業，深入到亞細安國家進行長期個案調查的結論，為當地企業到東南亞投資奠定了厚實的調研基礎。中國大陸各界完全有能力做得更好。

    除中國國內各方力量的聯合之外，還應與東南亞有關方面聯合。例如，在推介東南亞投資環境的電子音像讀物方面，目前公開發行的有關東南亞的專輯資料片，僅有新華社製作的少量時事報告以及大陸公司拷貝台灣版《世界旅遊系列》之中東南亞部分的幾張。

    這方面市場容量大，可做的事情很多。可通過與東南亞有關方面聯合製作、翻譯、出版等，向中國市場投放更豐富系統的東南亞音像讀物，或者向東南亞市場投放更多有關中國的音像品。

    可見，中國的“東南亞熱”能否保溫，除了要看東南亞區域經濟調整給中國企業所帶來的客觀發展機遇，還要看中國以及東南亞地區的各股東南亞研究力量是否能聯合形成一個“共同體”。畢竟，區域的整合，與區內研究力量的聯合互為條件，以學術共識為基礎。

    中國政府不應越俎代庖

    企業是未來CAFTA舞臺上的主體，政府提供經濟合作的制度環境等服務，不應越俎代庖。

    但中國的事情以往每每是“政府愛我家，甚于我愛我家”、“政府愛我廠，急於我愛我廠”，作為主體的企業往往行動遲緩于作為服務者的政府。現在的“東南亞熱”也有類似問題。政府在強化企業的“東南亞意識”，而企業卻暫時推而不動，這種“時滯”應得到容忍，以避免政府和研究機構熱、企業冷的“下冷上熱”的熱病；還要避免中國熱東南亞冷的“東冷中熱”、“南冷北熱”（亞細安在南、中國在北）的熱病。

    當前，區域的共同利益需要已很明確，區內各方力量應將中國的“東南亞熱”與東南亞的“中國熱”——例如新加坡的“搭乘中國經濟順風車”、印尼的“華文熱”、越南的“漢語熱”、“中國象棋熱”、“中國電視劇熱”、“中國書法熱”等等——協同匯合起來，趁“熱”打“鐵”，使之上升到市場調查研究、相互了解交流等行動，聯合推進雙方經貿文化交往，為實現自由貿易區打下牢固的社會基礎。 ● 李紅 中國廣西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經濟師

    新加坡《聯合早報》2002/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