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一期的《亞洲週刊》説，最近北京高層出訪頻繁，不只是美國圖謀日亟下爭取生存的“國際佈局之旅”；在美國單邊主義招致公憤的此刻，北京高層的出訪還是一種具有新視野的外交出擊，這是在替多極世界催生。

    有關文章説，近月來，北京高層出訪頻繁。繼2月江澤民訪問越南、朱鎔基訪問印度、李鵬訪問日本，現在江澤民到德國、尼日利亞、利比亞、突尼西亞、伊朗五國訪問；朱鎔基則訪問土耳其、埃及、肯亞。緊接著，還有胡錦濤訪馬來西亞、新加坡和美國，以及溫家寶訪日本。如此高頻率、高密度的領導層出訪，在同級大國裏絕無僅有。

    文章認為，這一方面固然反映中國作為新興大國，它的國際地位與角色日益重要；但我們寧願稱這些訪問行動是中國面對美國圖謀日亟，爭取生存與發展空間的“國際佈局之旅”。因此，每個高層人物的出訪，都不是國際間的禮儀活動，而是一場場的外交硬仗。

    文章在列舉了美國對中國的種種威脅跡象之後説，中國儘管經濟發展前景樂觀，長久生存安全卻日益受威脅。美國正大力擴軍，2003年的軍事預算高達3690億美元（約6716億新元），幾乎是全球其他國家的總和，其主要假想敵即是中國。

    面對這圖謀日亟的態勢，中國當然不可能也不應該走回上世紀50和60年代的鎖國之路。於是，最佳的選擇就是讓亞洲形勢繼續穩定。這不只有利中國往後的發展，使人民能過更好的生活，也是中國對亞洲其他國家的義務。拓展國際空間成為當務之急，讓美國的單邊主義在國際社會壓力下受到節制。

    外交上“見招拆招”

    文章分析了從2月迄今北京的重要轉折。今年1月及2月間，美國以“反恐”為名，在亞洲擴大其軍事圍堵圈，除拉攏印度外，也借進入菲律賓，意圖再進駐越南金蘭灣的前俄國海軍基地。面對這樣的圖謀與進逼，江澤民訪問越南、朱鎔基訪問印度，除了加強彼此經貿合作外，其政略和戰略目標也就不言而喻了。這是外交上的見招拆招。

    但只有這種被動的見招拆招，仍抵擋不住持續的圖謀。在美國單邊主義招致世人公憤的此刻，江澤民和朱鎔基的德國、中東及非洲伊斯蘭國家之行，其意義和2月的訪問已大大不同。以歐洲而言，它自1999年起成了中國最大外資來源之一，超過美國和日本，對中國經濟貢獻極大。歐洲對中國沒有政治軍事野心，儘管它基於自身價值，對中國諸多批評，但這種指責無借題生事的企圖，因而歐洲是中國的朋友，甚至是極好的夥伴與諍友。這種角色使得歐盟在當今國際社會，成了舉足輕重的公正第三者和制衡者。歐盟反對美國入侵伊拉克，指責美國偏袒以色列，使得美國不得不有所顧忌。這顯示中國與歐盟具有極佳的合作條件。

    文章還極力稱頌江澤民和朱鎔基分訪中東及北非等回教國家，認為在目前回教國家被美國單邊主義妖魔化、因而漸趨覺醒團結的此刻，中國高層的訪問，極具雪中送炭之情誼。自美國的阿富汗戰爭之後，回教國家內部已出現巨大變化，阿聯集體反對美國入侵伊拉克，並全體支援巴勒斯坦人；伊朗和伊拉克之間以前被挑撥而造成的仇恨，已漸化解。回教國家需要更多盟友的支援。

    因此，江朱二人的出訪，已不單是見招拆招，而是具新視野的外交出擊，是在替多極世界催生，當世界變得多極而相互折衷，不但對世界有益，對中國也有利。——《亞洲週刊》

    《南方週末》——四月：中國外交的春天之旅

    進入4月，中國高層領導人的一系列密集出訪，引起了世界的矚目。

    既尋常又不尋常

    4月8日至22日，國家主席江澤民依次出訪了德國、利比亞、尼日利亞、突尼西亞與伊朗等5個國家；在其行程近半之際，政府總理朱鎔基即啟程前往土耳其、埃及、肯亞3國訪問；隨即是國家副主席胡錦濤于4月23日前往馬來西亞和新加坡訪問，並在訪問完這兩個東南亞近鄰之後，于27日開始其令人矚目的美國之行；而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也將前往歐洲，重點是訪問英國。加上4月初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李鵬的日本之行，在短短1個月內，中國高層的5位重要領導人相繼出訪，對象國遍及亞、非、歐、美四大洲。

    就此問題，本報記者採訪了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的閻學通、龐中英，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的金燦榮與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的王福春4位專家學者。他們基本認為國家領導人的這一系列重要訪問，並沒有非常特別之處。因為按慣例，中國每年都會有兩次高層頻繁出訪的高潮：一次是4月到5月，另一次則在9月到11月間，形成中國的“春秋外交”。

    而近來的這一系列出訪活動，與在中國海南舉辦的博鰲亞洲論壇，構成了今年中國的春季外交。

    然而，如此密集的出訪，加上其特定的背景和時機，仍然引起了國際社會的興趣與關注。諸多分析人士撰文，猜測中國這一外交攻勢背後的戰略考慮與佈局。基於當前複雜的國際形勢與中美關係，以及即將召開的中國共産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有不少境外媒體認為，這些外交動作包含有某些中國國內政治生活的因素，以及尋求同頻頻挑釁中國的美國進行抗衡的考慮。

    “那種認為中國外交有濃重的針對美國色彩的看法，其實是太過於以美國為中心來看待國際關係與外交了。”金燦榮研究員説，“此次高層出訪，其實還是中國一貫的全方位外交的表現。”

    金燦榮認為，這次高層出訪引人矚目，有這樣一個不被注意的國際背景：“911”事件之後，國際社會的多邊協調和交往比較頻繁，而單個國家的傳統外交活動則相對沉寂了一段時間。中國目前只是恢復了這種正常的外交活動，但在這種背景下，就顯得有些活躍了，難免會引發某些猜測與誤讀。

    事實上，每年3月，中國重要的國內政治活動——人大、政協“兩會”召開，在此之前與期間，外交活動會被耽擱而積壓下來，及至“兩會”結束，進入4月，國家領導人自然要抽出一些時間與精力來處理外事。

    另一方面，“兩會”在內政外交方面形成的新政策、新方針，也需要及時與他國交流溝通，通過外交“通知”世界。

    當然，中國領導人今春的出訪對象，顯然經過了一番論證與選擇，反映的是中國對目前國際局勢、中美關係、周邊態勢等一系列相關問題的綜合思考。

    論證新的國際局勢

    2002年，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在新春賀詞中以“三個整體、三個局部”歸納對當前國際局勢的看法———“世界整體和平，局部戰爭；整體和緩，局部緊張；整體穩定，局部動蕩”。

    國際局勢于中國不容樂觀

    王福春教授認為，1996年臺海危機之後，中國高層與學界開始放棄關於冷戰結束後中國迎來建國以來最好時機的樂觀認識，對於1996年美日加強安保同盟關係、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1998年南亞核子試驗、1999年科索沃危機與北約導彈襲擊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事件、2001年中美撞機事件和“911”事件以及反恐戰爭，都進行了謹慎的評估，得出的結論顯然不會太樂觀。

    尤其是美國在阿富汗的戰爭迅速進入尾聲之後，國際局勢有了新一輪的變化：美國單極力量的優勢進一步擴大，將反恐範圍與事態擴大化的意圖也進一步增強；中東地區巴以衝突持續惡化……

    很顯然，對於目前的國際形勢，中國高層領導人會形成自己的觀點與判斷，這些觀點與判斷，需要通過外交活動同其他國家的領導人交流溝通，在交流溝通中不斷進行印證與修正，在無法形成共識時各自保留存異，在一致之處共同表達聲音。而這樣的交流印證，就需要出訪儘量多的不同類型國家，聽取儘量多樣的分析與觀點。

    江澤民出訪首站為何選擇德國？

    所以，中國領導人此次出訪的國家中，有對國際局勢最有影響力的美國，有地區性重要國家德國、英國、埃及，有第三世界發展國家尼日利亞、肯亞，有周邊重要鄰國日本、馬來西亞，還有被美國視為敵人的利比亞與伊朗。

    在論證國際局勢中形成的共識，中國領導人會表達為中國的相關立場和主張。比如江澤民主席同伊朗領導人發表聲明，反對美國軍事力量在中亞駐留；朱鎔基總理在埃及表示，巴以問題應該儘快得到緩和和解決。

    國家主席江澤民在這次出訪中選擇德國作為首站，表達了中國對歐洲的重視。德國統一後，在歐洲的地位上升，成為歐盟第一大國。而且，德國歷史上曾經分裂，中國一直支援德國統一，顯然會在台灣問題上比較理解中國的心情與態度。所以，江澤民主席在德國波茨坦

    重提歷史，縱論台灣問題與中國的統一。

    二戰末期的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國發表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確認了將台灣歸還中國的《開羅宣言》。

    因此，中國這一輪的春季外交因為高密度而顯得不同尋常，反映了中國領導人對國際局勢有了不少新的分析和判斷。

    另一方面，與去年中俄兩國的頻繁接觸相對應，中國高層的此番出訪中沒有俄羅斯的內容，説明中國已經認知到同俄羅斯相關的國際局勢新變化。俄國借助反恐之機迅速向美國靠攏，通過對美國進入中亞（阿富汗）甚至高加索地區（喬治亞）、退出《反導條約》的默認，以及同北約的接近，向歐美表明，俄羅斯已經放棄了不現實的“帝國野心”以及回歸西方的決心。

    “可以説，美國與俄羅斯現在已經在戰略上達成了某種諒解。”王福春教授指出，“俄羅斯將來在國際事務上要採取徹底韜光養晦的孤立主義，中國失去了可以遮擋的一個重要國家。這對中國是不利的。”

    所以，中國的高層領導人已經意識到，應該在傳統的全方位外交戰略上下功夫，要與儘量多的國家交朋友，才能夠盡可能多地為自己的發展任務創造條件。此次春季外交展示的正是這樣的一個特點。

    審視近期中美關係

    在美國獨大的國際格局下，國際關係在某種程度上日益分為兩個層次：一是各國同美國的關係，另一為其他國家之間的關係。不能否認的是，中國高層的此次集體出訪，有相當的檢討中美關係的成分。

    布希對華政策有何不同？

    在“911”事件與反恐戰爭爆發後，尤其是在今年美國總統布希訪華後，中國原本期待中美關係會進入到一個和緩穩定的階段。但布希訪華回國後，連續在台灣問題上做出不友善的動作，試探中國的底線；並且在《核態勢評估報告》中將中國列為核打擊的頭號目標；而美軍駐阿富汗司令在最近召開記者招待會時，提到了60多個支援美國反恐的國家，其中居然沒有中國。這些事件實際上清楚顯示出，美國目前在一定程度上是反恐與對中國設防並行。

    龐中英教授指出：“與克林頓政府時期‘接觸加遏制’的對華政策相反，布希的對華政策是‘遏制加接觸’———先遏制，再接觸，要把中國的所有勢頭都壓下去後，再按照美國的條件同中國接觸。這在台灣問題上體現得尤其突出。”所以，單一個台灣問題就使得中美關係的前景不是十分樂觀。

    胡錦濤訪美的使命？

    “面對這樣的中美關係，中國要採取一些措施加以影響與塑造。”

    金燦榮研究員認為，中國的對美策略包括三個方面：

    一是與美國保持正面交往，利用美國國內政治多樣化的特徵對美做工作，爭取對華友好勢力，避免中美對抗。

    二是以廣泛的多邊外交去牽制美國的單邊主義：中、日、韓與東盟國家的“10＋3”會談，上海合作組織以及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就是這個方向的表現。將自己的聲音放在這些組織中進行表達，是一種外交上的智慧。

    第三個方面則是加強自己的國力。

    中國高層的這次春季出訪，總體來説，就是前兩種對美策略的貫徹。

    也許只是巧合，胡錦濤作為中國年輕一代的領導人，在這輪外交佈局中承擔前往美國進行廣泛接觸溝通的使命，就具有了某些象徵意義———對於將來，中國高層仍然著眼于中美兩國互相了解、合作與友好。因此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國的所有這些外交舉動，在本質上都是防禦性的、內向性的，並不針對哪個國家。

    江澤民訪問利比亞和伊朗目的何在？

    針對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出訪利比亞和伊朗這兩個被美國視為敵國的國家，有境外媒體分析説中國有意借此向美國顯示不滿與對抗。對此，閻學通教授表示不贊同，他認為，從國家利益來講，中國不願與美國對抗，從國家實力來講，中國還沒有實力同美國對抗。

    閻學通認為，中國領導人出訪利比亞與伊朗，並不表示中國在尋求抗衡美國。事實上，就算借助這兩個國家，中國也平衡不了中美關係。“中國此前一直認為通過自己的努力改善與美國的關係是有希望的，所以在同被美國視為敵國的國家交往時比較謹慎。但現在看來，即便中國有努力改善中美關係的意願，也未必能夠改善得了中美關係。這樣中國就不得不考慮，如果同美國改善關係的把握不大，卻又因此影響了同其他國家的往來，顯然會兩面落空。”

    對於美國將伊朗稱為“邪惡軸心”，將利比亞稱為“流氓國家”，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孔泉在2月7日有一個低調的表態：“我們不贊同在國際關係中使用這種説法。”而法國總統希拉克的表態則要嚴厲得多。“邪惡軸心”並非國際公認，只是美國人看待國際關係的一種模式。中國作為獨立自主的大國，無疑不應該受這種模式太大的影響。中國國家主席出訪利比亞和伊朗，顯然表達了中國的這種見解與立場，但“不能因此就説中國是在同美國尋求對抗”。

    金燦榮研究員認為，跟這兩個國家交往，是中國一貫的全方位外交內容，美國將它們列為“流氓國家”，是要尋找敵人，而中國與美國不同，並不想樹敵。

    重視周邊環境

    周邊國家一直是中國外交的一個重點。中國國內建設的順利進行，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周邊環境的穩定與友善；而在將來國際經濟領域的競爭中，東南亞國家也只能相互倚重，以地區為依託。

    近年來，中國同東南亞國家的關係發展良好，彼此的經濟合作在“10＋3”的框架內展開，並將在中國－東盟貿易自由區的機制內得到提升。中越之間則順利達成了北部灣的海域劃分，搬開了發展雙方關係的一個障礙。

    對於同東南亞國家重要而良性的關係，中國自然是要持續經營的。胡錦濤副主席在訪美之前，前往馬來西亞與新加坡訪問，就是要表達中國對東南亞鄰國的重視。

    “中日友好”暗流洶湧

    日本是中國的重鄰，而今年又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0週年，對日關係也理所當然要成為中國今年外交的重頭戲。

    但是，在中美關係的影響下，中日關係也出現陰影。首先是李鵬在訪日期間，就有小澤一郎跳出來説日本也可以變成核國家；其次是小泉突然參拜靖國神社，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在給中國臉色看，因為小泉前往海南參加博鰲論壇時，向中國政府總理提出希望中國允許日本在中國經濟專屬區海域內打撈“神秘沉船”，卻遭到拒絕。

    “我們能夠看到，其實日本對待中國的態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緊跟著美國的對華政策走的，目前也不是十分樂觀。中日友好的背後，其實暗流洶湧。”龐中英教授説。

    對於日本，中國顯然也在考慮兩手策略：一方面，在必要的時候仍然應該對之進行敲打。尤其是在歷史問題上，中國日益同南韓採取協調步驟，對日本的出軌行為提出抗議與警告。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在訪問德國期間，明確提出支援德國申請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這不僅是中國加強中德關係、增強聯合國安理會發言權與國際能量的外交努力，同時至少還在客觀上迫使同樣在申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的日本謹慎處理日中關係。

    但中國很顯然非常重視同日本的關係，不願意在中日邦交正常化30週年之際看到中日關係發生嚴重倒退。繼李鵬訪問日本之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書記處書記、中央組織部部長曾慶紅率領中共友好代表團又于4月25日赴日本大分縣進行正式友好訪問。

    關注中東地區

    在國家主席江澤民出訪的5個國家中，利比亞、突尼西亞、伊朗是阿拉伯伊斯蘭國家，另外，伊斯蘭教在尼日利亞也是佔統治地位的宗教，穆斯林佔總人口的47％。政府總理朱鎔基出訪的埃及是阿拉伯世界的領頭羊，土耳其則是中東重要的非阿拉伯伊斯蘭教國家。

    這未必是表明中國在試圖同伊斯蘭世界建立密切關係，但顯然表達了中國對目前伊斯蘭世界中出現的緊張態勢的關注，特別是惡性迴圈不已的巴以衝突。這是符合中國自身利益的。

    中國同阿拉伯世界有著傳統的友誼，對於巴以問題的關注，包含有道義上的同情與支援。這些出訪活動雖然不能起到斡旋調停的作用，但前往相關國家交換意見、表達主張與期待，也是中國樹立自己愛好、維護和平形象的場合與機會。訪問阿拉伯國家，關注巴以衝突，其實還有一個中國期待的弦外之音：希望中東問題能夠回歸到聯合國的解決軌道上來。

    另外，中國目前正在實現石油資源來源的多樣化，從中東進口的石油佔國內石油用量的比重越來越大，因而，這一地區的穩定同中國的國內建設産生了直接的關聯。

    中國的春季外交正在依照自己的思路與節奏展開，雖然某些境外解讀“想得太多”，但視之為中國在新的國際形勢與判斷下的一次外交大佈局，依然不為過。

    從這次佈局的上述特點來看，基於對國際力量的判斷與更有效維護自身利益的考慮，中國已經逐漸放棄過去一度看重的“三角外交”，走向更為務實的、全方位的“模糊外交”。這種外交當然依然強調經營同大國、尤其是美國的關係，對於必將越來越重要的周邊關係也要投入更多的關注，同時廣交朋友，曾經是中國傳統友誼紐帶的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也重新成為中國外交努力的重點。

    這樣的外交，顯然不是在刻意圍繞某一個國家苦心經營，而是以國內建設為中心任務的中國，有著清晰而特殊的國家利益。同美國正面交流、維護周邊穩定、呼籲廣泛的國際和平、塑造“負責任大國”的形象以消除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誤讀、加強同盡可能多國家的經濟與文化往來……都是直接服務於中國能夠潛心全力發展經濟、儘快實現國家現代化這一內向目標。——《南方週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