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一向被視作雕蟲小技的金石學，成為這一時期的時髦學問。這是不是沒有選擇的選擇？找回一點太平盛世的感覺，瀟灑玩一把學問，持此想法的恐怕不在少數。「不尚玩好的我朝家法」開始失靈了，三代鐘鼎，秦漢磚瓦，魏晉碑帖以及宋版圖書，人們發瘋似地蒐羅起來。二十三歲(咸豐二年，1852)摘得探花的世家子弟江蘇吳縣人潘祖蔭，一開始京官生涯就「愛好」上了「金石文字」。同治十一年(1872)他出了第一本專著《攀古樓款識》，感嘆「今好此者益多，價益踴，故古器益不可得見。」在自序中他承認，寫作過程中與張之洞，吳大瀓等「相與商榷」。這算不算開創了以後清流黨人著書的風格？大名士署名，候選名士出力。但潘祖蔭夠有版權意識，不象張之洞，那本歆動士林的《書目答問》總脫不了「侵權」的干系。而且潘祖蔭為避免「玩物喪志」之譏，還引用阮元語錄以證明文字研究對經傳的貢獻。同樣是世宦公子的常熟人翁同龢二十七歲(咸豐六年，1856)中得狀元，利用父親現成的關係，週旋與大老間，當然忘不了向相國祁寯藻時時請教書法。這股風氣至光緒中葉仍很盛，二十七歲的繆荃孫於光緒九年進京會試，尚未入闈，就在「友朋之樂」中跟上時髦，開始擺弄金石。〔3〕王懿榮，盛昱以及端方對金石的興趣也是這時被調起來的。

    進入光緒時期，潘祖蔭和翁同龢得了侍郎，接著提昇飛快，過兩三年就上一個新臺階，也就七、八年的時間，拜了尚書又兼了軍機。由他們帶動起來的金石熱，相應地引起了士大夫交往方式的改變。下館子得挑清凈地，「都門為人物薈萃之地，官僚筵宴，無日無之。然酒肆如林，塵囂殊甚，故士大夫中性耽風雅者，往往假精廬古剎，流連觴咏，暢敘終朝。」〔4〕作者朱彭壽光緒十五年(1889)進京時看到的這一景象，應該是自光緒初年延續下來的。因為郭嵩燾光緒元年(1875)進京做出使英國準備時，一般朋友應酬的場合已經選擇的是陶然亭，龍樹寺以及松筠庵等雅處。隨便翻翻《郭嵩燾日記》便可知當年大吃大喝風氣之盛，〔5〕但不是公款吃喝，又逢名人文士聚會，當然不會扯著嗓門划拳或哼哼小調助興，而是臨風尋佳句，憑月讀碑帖。以潘祖蔭的大手筆，一次聚會除了「拓銘」「讀碑」「品泉」「論印」「還硯」「檢書」等節目外，還由與會者現場吟唱，順手賺得一本《名士銷夏詩》。〔6〕這樣的聚會多是高官掏腰包，名士捧人場。或以詩文，或以金石學。搏得名氣的李慈銘，張之洞，黃體芳，王懿榮，吳大瀓等成為社交場上的寵兒。〔7〕

    這股士風的廣泛效應是，高官兼名士成為高官追求的一種境界，以金石學為敲門磚成為士子搏名士頭銜的一種途徑。光緒年間「潘翁」被士子並稱，表徵出這一時期士大夫的交往風尚和相應的學術風尚。而這一風氣的醞釀，卻是在同治年間，即在「清流」形成之前。這一有趣的關聯是，同治年間與高官交往的名士，多是光緒年間清流運動的中堅。由同治年間的金石熱而結成的高官與名士的關係網，無意間為光緒年間清流黨的興起作好了人事上的準備。

    這股風尚的另一效應是琉璃廠的興盛，「清自咸豐庚申以後，人家舊書，多散出市上，人無買者，故值極賤；宋亦多。同治初元以後乃漸貴，然收者終少。至光緒初，承平以久，士大夫以風雅相尚，書乃大貴。」〔8〕「風雅」只是一幅漂亮的幌子，背後則各有各的小九九。但高官和名士的這套把戲，卻促動書商下起了真功夫。多年浸淫於古器舊書中，琉璃廠的許多老闆和夥計倒貨真價實地成為這一行當的權威和行家。四九年以後我們仍然受惠於從這兒磨煉出來的文物鑒賞家和版本目錄學家，如張貴桐和邱震生。〔9〕這兒服務之週全也是今天無法想像的，「棐幾湘簾，爐香茗碗，倦時可在暖炕床上小憩，吸煙談心，恣無拘束。書店夥計和顏悅色，奉承恐後，決無慢客舉動。買書固所歡迎，不買亦可；給現錢亦可，記帳亦可。」〔10〕瞿鴻禨之子蛻園老先生看到的已是民國年間琉璃書市的圖景，但想來源頭活水是繞不開同光的。

    賣方如此地道，買方自然踴躍。光緒初年，大臣們早朝後先遛廠甸成了習慣，書鋪門前往往「綠」鴉鴉一片的轎隊。潘祖蔭，翁同龢當然不用親自去，雖然他們還未年過五十，已熬成了尚書軍機。不用勞神，巴結的書商會把稀罕的玩藝兒送到府上。你只要看那書鋪的招牌是誰題的，那店主肯定是題字者的固定供貨商。而在琉璃廠，潘祖蔭和翁同龢題的招牌是最招搖的。幸好那時的書鋪都是個體戶，再巴結官兒，也只能納入優質服務的範疇，為得是賣個好價錢，絕不會白送。

    什麼事熱昏了頭，就要出紕漏。光緒五年(1879)的二月三月裏，琉璃廠寶名齋老闆李鐘銘和工部尚書賀壽慈的名字連續並列出現在被彈劾的奏折上。從同治駕崩那年起就號召大家「直言」的慈禧，似乎直到五年後纔把這些言官和講官們的膽壯起來。於是乎，為了一個同治年間從山西文水來的書商李鐘銘和接替丁憂的李鴻藻，工部尚書位子還沒捂暖的湖南人賀壽慈，先是張佩倫劾他們一票，黃體芳接著跟上。可是張和黃參劾的證據實在有些勉強，什麼李鐘銘「捏稱」是賀的親戚「招搖撞騙」啦，賀認了李的兩個老婆為「義女」啦。〔11〕這那像是名牌講官的風範，簡直是長舌婦的嚼舌。據孫殿起先生的説法，寶名齋老闆名叫李炳勳，同治間趁人之危壓價購得漢陽葉志詵家的藏書一百箱及古銅器若干。潘祖蔭「屢次往觀，不得一見。如是懷恨者不在少數。〔12〕也就是説，李老闆在生意上得罪了潘祖蔭及其同好者。照理説，李老闆有好貨先給自己的關係戶留著，沒壞誰的規矩。就算賀壽慈胸中並無幾滴金石學的點墨，明珠暗投也罷，犯得著等到了光緒年間自己得勢的時候老賬新算嗎？這似乎不是潘祖蔭的作派。我懷疑這是廠甸同行的猜測而已。相反，這事倒是照出了剛剛冒出的清流弄潮兒的小肚雞腸。他們腦子還沒理出頭緒來，哪些急待解決的問題需要「建言」，卻熱衷於捕風捉影傳播小道消息。這是否也可以反過來推測，潘祖蔭並沒有在背後操縱什麼，否則，他不會慫恿年輕的講官們幫自己的倒忙。而那位缺乏才情卻以純粹理學家姿態贏得聲譽和慈禧信任的「挑廉」軍機李鴻藻〔13〕，從光緒三年九月(1877年10月)到六年正月(1880年2月)正好丁憂在家。注意，是在北京的家！他護送老母靈柩回原籍，只在高陽住了13天。看來再純正的大理學家，也頂不住鄉下差的生活環境。當然，在京守制有絕對充分的理由，因為他太重要，工作上離不開。這在朝廷有個説法，叫「奪情」。意思是為了國家的利益，「孝」要服從於「忠」。這段時間他私下與朋友來往密切，包括張佩綸和張之洞。但官府是去不得的，他能左右他的兩個同鄉，但不能由此説他就控制了整個清流思潮。清流的開場戲他實際上沒來得及趕上。〔14〕象許多私人筆記所宣稱的那樣，清流黨「蓋皆為高陽李文正公之羽翼也。」〔15〕至少不符合這一階段的歷史實相。李鴻藻到底為了什麼和什麼時候摻合到清流黨中來，還需要進一步的考證。

    不錯，自進入光緒年間以後，慈禧的日子不好過。為同治的繼承人問題她心虛著呢，再加上不斷降臨的自然災害，似乎正應驗了「上天示儆」的古老説法。慈禧一反過去的僵面孔，一再低姿態地求言納諫，未必有什麼「陽謀」。而一向覺得懷才不遇以及待遇過低的年輕言官和講官們倒有可能趁機利用慈禧，假戲真做。我這一推測不是沒有緣由。説來可憐，寒窗苦讀，過了考試，成了進士，三年散館，擇優汰劣，差者外放或到部裏做辦事員，脫貧不成問題；而優秀者點得翰林，苦日子實際纔剛開始。〔16〕窮翰林脫貧的機會在放學差，運氣好的，到大省三年下來，能腰揣三到四萬兩回京，直奔小康。差點弄個主考，出一趟京也有好幾千的進賬。問題是這樣的機會本來就少，而光緒年間「館選太濫，人才擁擠。考差者竟有二百餘人之多。平均牽算，每人約須九年可得一差。」〔17〕另有人估計這時翰林的人數比道光時至少翻了一倍。〔18〕全國十八個省，只能攤上十八個學政，正副主考三十六人，再加上會試房考各十八人。如果何剛德的計演算法沒有錯，三年一科也就等來九十個位子。發財的機會太渺茫了。靠那點收入，不至於天天喝粥，難得也能到小飯館裏解解饞。有眼光的廣和居老闆還肯賒賬，但翰林心裏實在難以平衡。因為人比人，氣死人。道鹹時期，雖是前方吃緊，也從沒耽誤後方緊吃。這只要翻翻張集馨的《道鹹宦海見聞錄》便很清楚。他做陜西糧道時，迎來送往，「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窩燒烤，中席亦魚翅海參。西安活魚難得，每大魚一尾，值製錢四五千文，上席五桌斷不可少。」「大宴會則無月無之，小應酬則五日無之。」那可是道光時候呀，皇上本人還穿打補丁的衣服厲行節約吶！除了吃，還要拿。每有昇遷，進京晉見，單是給各有關部門塞紅包，一次就是一萬七千兩。光是給尚書級別的，每人得塞四百兩。〔19〕到了光緒，行情見漲，一般給尚書的別敬到六百兩，最高曾有人塞過一千兩的銀票。這裡當然沒有翰林的份。

    這恐怕是所謂「同治中興」「同光新政」的冰山一角。除了學術的無方向，還有一幅官場的腐敗相。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起先積極響應慈禧「直言」號召的會有那麼多的窮翰林。他們是要逮捉發泄的機會。象李慈銘這樣的大名士，雖然隔三岔五地從大老高官處得到一二十兩的饋贈，仍常常在廣和居賒帳。〔20〕沒有額外進賬的無名小編修和御史怨氣自然比別人大。雖然名士們也遞摺子，與光緒五年後相比，活躍程度的差異是明顯的。換句話説，在御史吳可讀戲劇性地自殺身亡之前，清流思潮已經存在了五年的時間。對這五年，吳可讀在他的遺詩中作了評價：「相逢老輩寥寥甚，到處先生好好同。〔21〕數落誰呢？當然首先是負有監督責任的言官和講官。似乎是「屍諫」的效應，從此言路一下子活躍起來。

    真學問家少的時候，名士便會成隊地登場。張佩倫，寶廷，陳寶琛，黃體芳和張之洞都是寫文章的好手，年紀輕輕已爆出大名。很是得意。寫摺子似乎不單單是「言事」，同時也是顯派本事。〔22〕就象玩金石一樣，醉翁之意不在酒也。但不管怎麼玩「酷」，其本志在於仕途，獵名只是為攀高位搭梯子。由吳可讀「屍諫」引發的「繼統」還是「繼嗣」的辯論中，無論是張之洞還是寶廷，其意見竟與諸位大老徐桐，翁同龢及潘祖蔭聯銜上奏的意思一致〔23〕，實際上有意拍幫慈禧的馬屁。〔24〕他們有自各的仕途設計：二十來歲當主考，三十來歲做到從四品的翰林院侍講侍讀或詹事府的洗馬中允，四十來歲放學政。而後或外放臬藩，或內遷侍郎。翰林院的擁擠，對他們根本沒影響。吳可讀事件後，清流黨人贏得了「清流」這一桂冠。這一稱號不是自封的，各種私人筆記中之所以開出名字大有出入的清流「四諫」「六諫」或「十君子」的名單，就是因為所謂的「清流黨」並不是一個組織，更沒有什麼綱領。人們揀有名的往一塊兒數，再拿歷史沿襲下來的「清流」好詞往他們頭上套，而不管是否恰當。這批被圈進得「清流黨」人一直沒有表示接受過這一桂冠，直到1912至1916年間，年邁的陳寶琛纔在懷舊詩中用了這一流傳已久的稱呼。如果我們非要給「四諫」排個座次，還是聽一聽詩人的説法：詩名為：吳柳堂御史《圍爐話別圖》為仲昭題御史席稿爭失刑，一斥歸臥蘭山徑；當年廷議孰主者，斫伐直木新發硎。寧期再出殉龍馭，秦良衛史公所型，同時四諫接踵起，欲挽清渭澄濁涇。……〔25〕

    仲昭為張佩倫之子。吳柳堂即吳可讀。「清流」起來的原因和日期，詩人已經講的很清楚，不需我再饒舌。不可忽視的是，陳寶琛給「四諫」自作了小註：「時稱張寶何黃。文襄尚未在講職也。」〔26〕這就是説，作為清流象徵的「四諫」的重要資格是「在講職」，即在翰林院或詹事府任職。這一説法的依據何在呢？據何剛德回憶，中法戰爭前清流議論風發的時候，圈子裏就有「不聞言官言，但見講官講」的戲語。按照官制，「諫」是言官的本職纔對。為什麼講官要越俎代庖呢？關鍵還是在於講官們有路子，有消息渠道。而這一層關係的建立，直接得益於金石學熱。

    金石熱的後果竟然是廢書不觀。早在同治十二年(1873)李慈銘已覺察到了：「近人喜講金石，而不通文理，極為可笑。後生小子，慕而效之，以為不讀一書，而可稱名士矣。」〔27〕李慈銘為此疏遠了與這幫名士的交往並在日記中對他們屢有微辭，但他還不至於站出來説話。第一個公開批評名士們的恰是「四諫」的同事，同樣年輕的講官王先謙。

    張佩倫和黃體芳彈劾賀壽慈後，王先謙沒説什麼。三個月後當賀壽慈被任命為左副都御史時，另一滿族大名士講官寶廷再一次抨擊賀壽慈，〔28〕這纔引出王先謙的奏折。王先謙話説得也很有技巧：「臣工建言，原應各抒己見。若待他人舉發而後從之，此唱彼和，流弊滋多。」「雖心實無他而跡涉朋比。」〔29〕在別人走紅的時候出來擋道，無異於自毀政治前程。王先謙不僅立即被御史李端芬公開攻擊，而且私下裏受到大老的威脅。《葵園四種》所收五十四封王先謙致他人的信件中，唯有這一封抹去了收信人的名字，這不會是一個偶然。王先謙在回大老的信中駁回了所有的指責，道出了他真正不滿之所在：「近日士大夫多不讀書，乃至奏牘陳詞，亦皆肆口亂道。」「平生願為讀書人，不敢貌襲名士；願為正人，不敢貌襲道學；願為建言之人，不敢貌襲直諫。」「獨立孤行，不求聞譽。」〔30〕這種時候能挺住説這種話，在晚清恐怕只有湖南人。在他之前，有他的朋友周壽昌和郭嵩燾；在他之後，有他的敵人譚嗣同。這不會是偶然吧？

    為什麼王先謙要把「讀書人」與「名士」，「正人」與「道學」以及「建言之人」與「直諫」對舉？如果我們不太嚴格地區分中世紀與現代「學者」概念的差異的話，王先謙心目中的「讀書人」應該指的是真正有興趣做做傳統學問的士大夫。而做學問就不能憑花架子，不能假正經，不能隨風倒，這是學問家的基本操守，也是做官應守的準則。王先謙説來説去，是想説無論政界還是學林，需要打假！

    在這光緒第五年，由翰詹講官們歆動的清流思潮之間，夾雜著王先謙這樣的不和諧聲音。儘管勢單力薄，但卻不間斷地發出。他不贊成清流一面倒的主戰〔31〕聲，倒是建議不妨從軍事層面引進西方的技術和設備。如果清流黨不被局限在名士「俱樂部」的狹隘範疇，我們就應該承認清流的聲音不僅僅是大合唱。問題是名士的大合唱容不得雜音，以真學問家自視的王先謙只有選擇退隱，一如他的朋友周壽昌和郭嵩燾的選擇。〔32〕從此後沿著曾國藩和陳醴所倡導的融合漢宋學的路子走，踏踏實實地從整理前賢成果做起。《續古文辭類纂》和《皇清經解續編》便是這樣的著作。在甲午之前，王先謙滿足於做一個守成的學問家。甲午之後，他又尋著別人開闢的西學新方向，靜靜地守著葵園破屋，寫起了《日本源流考》，《外國通鑒》和《五洲地理圖誌略》。同光學問家和名士的區別，於此見得一斑。

    小小琉璃廠，折射出的是士風和學風的相關度。士風日下，是否連帶著學風日下？抑或學風惡劣加深士風惡劣？由清流名士慫恿出的同光金石熱，正表徵出真學問的衰落。在「學」與「術」不分並且官人與學人兼於一身的中世紀〔33〕，這種惡性互相作用一再重復出現。當甲午後西學開始走紅，不少人就立即扔下張之洞的書目，操起梁啟超的書單扎進琉璃廠，一如既往地追趕新一輪的時髦。其結果呢？王先謙的同鄉兼弟子，版本學家葉德輝走進琉璃廠書鋪，竟發出「今日藏書之人，即昔日焚書之人」〔34〕之憤言。讀至此處，我不覺得恍若隔世。——王維江（德國漢堡大學漢學系）

    註：

    1，討論奏折的彚編可參閱《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但私人日記的記載更能反映士大夫普遍的心態和想法。如陳義傑整理《翁同龢日記》一：「同文館之設，謠言甚多，有對聯雲：『鬼計本多端，使小朝廷設同文之館；軍機無遠略，誘佳弟子拜異類為師。』」頁519。中華書局1993年版。在專制體制下，謠言傳播的不一定不是民意。

    2，陳醴弟子桂文燦也是同光年間潘祖蔭的座上客，他在光緒年間完成的學案式學術史《經學博採錄》記錄了乾嘉道鹹四朝學術，卻偏偏略過了同光。這是否意味著同光無學術可述呢？參見《經學博採錄》，香港龍門書店1969年版。

    3，繆荃孫《藝風老人自訂年譜》，頁18。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台灣文海版。以下簡稱「文海版」。

    4，朱彭壽：《安樂康平室隨筆》，頁282。中華書局1982年版。

    5，參閱《郭嵩燾日記》第三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6，潘祖年《潘祖蔭年譜》，頁33。文海版。

    7，同治十二年(1873)，潘祖蔭得了一件寶貝「齊鎛」，請其同鄉吳大瀓繪圖並釋文。在致吳的信中稱「此器不可吾弟之文耳。」顧廷龍《吳愙齋先生年譜》，頁44。哈佛燕京學社1935年版。吳是一位真正的金石學家，可惜太少。更多的如張之洞，感時髦而已。

    8，雲間顛公《紀京城書肆之沿革》。見孫殿起輯《琉璃廠小誌》，頁34。北京出版社1962年版。

    9，參閱葉祖浮《燕都舊事》，頁55-56。88-94。中國書店1998年版。

    10，瞿蛻園《北遊錄話》，前引孫殿起書，頁13-14。

    11，朱壽朋《光緒朝東華錄》一，總頁706-707。709-710。中華書局1958年版。

    12，孫殿起《琉璃廠書肆三記》，前引孫殿起書，頁117-118。

    13，李鴻藻沒有得到史學家的足夠重視。他與清流黨的關係象謎一樣難解，並無大功，死後竟得謚「文正」。陳康祺已注意到這點。參見《郎潛紀聞》中華書局1984年版。另據鄧之誠先生的説法，軍機處「領班總攬一切，末一位軍機，往往為領班親信。恭親王為領班時，暗中操縱一切者，李鴻藻也。」參見王鐘翰《清史雜考》，頁272－278。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14，這段有趣的記載，見李宗侗，劉鳳翰《清李文正公鴻藻年譜》上冊，頁241－253。台灣商務印書館。

    15，黃濬《花隨人聖庵摭憶》，頁47。上海古籍書店1983年版。這一問題是研究清流的難點之一。我們見到的只是類似的傳説，卻缺乏直接證據的支援。

    16，「部曹與翰林官皆無薪俸，只有祿米。」高伯雨《聽雨樓叢談》，頁90。香港南苑書屋1964年版。何剛德在京任職十九年，按他的經歷，京官薪俸發放制度是有變化的。「余初到部時，京官俸銀尚是六折發給，六品一年春秋兩季應六十兩。六六三十六，七除八扣，僅有三十二兩。後數年，改作全俸，卻有六十金。」何剛德《春明夢錄》下，頁49。上海古籍書店1983年版。

    17，何剛德《客座偶談》卷二，頁3。上海古籍書店1983年版。

    18，小橫香室主人《清朝野史大觀》一，清朝史料卷上，241。台灣中華書局1959年版。

    19，張集馨《道鹹宦海見聞錄》，78-79。中華書局1981年版。

    20，李慈銘還以好罵人聞名京師，但他從來不罵潘祖蔭，翁同龢和王先謙。原因少不了「吃人家的嘴軟」一條。

    21，何剛德《春明夢錄》上，頁18。

    22，許同莘《張文襄公年譜》，頁7，23。據陳寶琛講，「自俄事起，公及張幼樵侍講與余三人。累疏陳言，各明一義。公構思稍遲，侍講下筆最速。三人不分畛域，或公口占而侍講屬章，或兩公屬草而余具奏，或余未便再言而屬草由兩公具奏。」引文中「公」指張之洞。商務印書館1946年版。

    23，前引朱壽朋書，一，總頁741-749。

    24，「吳可讀的故事」可參閱朱維錚《音調未定的傳統》一書，頁211－223。遼寧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25，陳寶琛《滄趣樓詩集》，頁257。文海版。

    26，張為張佩綸，寶為寶廷，何為何金壽，黃為黃體芳。其中何金壽也不是講官，而是御史，光緒三年(1877)因彈劾爆得大名。陳寶琛記憶有誤。

    27，李慈銘《越縵堂日記》。轉引自金梁輯《近世人物誌》，頁119。文海版。

    28，前引朱壽朋書，一，總頁765-766。

    29，前引朱壽朋書，一，總頁773-774。

    30，王先謙《葵園四種》，頁846-850。岳麓書社1986年版。

    31，清流黨的主戰説，源於傳統的夷夏之防觀念。這是中世紀處理與少數民族關係的一項基本原則，只有無條件的「戰」，纔能保持「政治正確」。這點當年就由郭嵩燾指出並痛加駁斥。

    32，王先謙退出政界，還有個人私生活不幸的一面。但清流興起時得罪了人，不會是次要原因。隨後就有人造謠言，説他賄賂李蓮英，得了江蘇學政。卸任後又擔心「人知」，纔反戈一擊，參李一本。參見易宗夔《新世説》卷四，頁35。

    33，「中世紀」，「學」與「術」等概念得自於朱維錚先生。參見《走出中世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4，葉德輝《書林清話》，頁262。中華書局195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