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上海，張園是各界市民最大的公共活動場所。張園賞花、張園看戲、張園評妓、張園照相、張園宴客，以及吃茶、納涼、集會、展覽、購物……張園之名，日日見諸報刊；張園之事，人人喜聞樂見。張園，成了上海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上海本無不分民族、不分階級、不分性別、不分區域的公共活動場所，有之，自張園始。張園，這一奇特的場所是怎麼形成的？

    張園本末

    張叔和頗善經營，他倣照西洋園林的風格，一改江南園林小巧而不開闊、重悅目而不重衛生的特點，使張園成為上海私家園林之最。

    晚清上海有花園多家，正式開放于1885年的張園是其中規模最大、也是惟一向市民免費開放的一家。張園本為私家花園，建築中西合璧，內中安塏第樓曾為當時上海最高建築，其舊址在今泰興路南端。此處原為農田，1872年至1878年，為英商格龍租得，辟為花園住宅。格龍本以經營園囿為業，故佈置頗具丘壑。嗣後幾經易手，于1882年8月，為寓滬富商張叔和購得，計面積21.82畝，價銀一萬數千兩，命名“張氏味莼園”，簡稱張園。

    張叔和（1850－1919），名鴻祿，無錫人。曾以廣東候選道的身份，到輪船招商局幫辦事務。1887年1月20日，所乘輪船被英國一船撞沉，船上有83人罹難，他因沒有隨眾棄船逃命，而是攀上桅桿，得以倖存。此後，他似乎再未參與招商局事務，不知是否因大難不死而改變了此後的人生路向。他主要致力於實業，除了經營張園，還在《新聞報》、華盛紡織廠等企業中擁有股份，1915年任振新紗廠經理，並投資6萬元，幫助榮氏兄弟在上海創辦申新一廠。

    張叔和是個頗善經營的儒商。他一改江南園林小巧而不開闊、重悅目而不重衛生的特點，倣照西洋園林風格，以洋樓、草坪、鮮花、綠樹、池水為築園要素。全園面積最大時達61.52畝，為當時上海私家園林之最。他在園內建築“海天勝處”等洋房，置亭臺，設花圃，栽名樹。他浚通外水，讓活水瀠迴環繞，置亭臺于水中，如同海上三山，跨之以橋數座，皆請海上名人題名。

    1892年，張叔和在張園新建一高大洋房。英國工程師以英文ArcadiaHall名其樓，意為世外桃源，與“味莼園”意思相通，中文名取其諧音“安塏第”。安塏第樓分上下兩層，開會可容千人，它又是當時上海最高建築，登高東望，申城景色盡收眼底。

    張園鼎盛時期為1893年以後、1909年以前。1909年，哈同花園建成，雖不完全對外開放，但吸引了不少文人雅士、達官貴人。民國以後，張園經營每況愈下，1913年10月24日，鄭孝胥重遊張園，已發現門前冷落，遊人甚少。此後，隨著新世界、大世界次第興起，地段、設施、經營手段均略勝一籌，張園更形衰落，1918年終於停辦。十幾年後，此地易為民居，建築亦多被毀。

    遊樂中心

    集花園、茶館、飯店、書場、劇院、會堂、照相館、展覽館、體育場、遊樂場等多種功能于一體的公共場所。

    自1885年開放以後的二十多年中，張園一直是上海最大公共活動場所。

    這裡是觀光旅遊、遊樂的中心。安塏第的望樓登高，鳥瞰上海全景，是每一個來滬遊客都想一償的心願。

    這裡有彈子房、拋球場、腳踏車，有書場、灘簧、髦兒戲（後兩者俱為地方戲曲），有茶樓、飯館，可吃、可喝、可看、可聽、可玩、可鍛鍊。1903年張叔和花園公司成立以後，這裡時常舉行各種體育競賽。比如，1903年秋舉行了腳踏車大賽，賽程是一英里，設有貴重獎賞，參加者不限資格，只要交費五角即可，進場學習、練習者不取分文。1909年12月、1910年4月，著名拳師霍元甲在此設擂，先後與趙東海、張某比賽，並擬與美國拳師奧皮音比試，後因奧失約而取消。

    這裡是賞花看景的最好處所。張園綠化之好，草坪之佳，風景之幽，為滬上之冠。園內栽培了許多名花佳草，春蘭秋菊，夏荷臘梅，每多名種。張叔和是有心人，他歡迎寓滬西人在園中舉行花展。自己也在張園舉辦花會，每每士女雲集，盛況空前。

    上海以洋氣聞名全國，張園是展示洋氣的地方。許多沒有推廣的洋東西，均先在張園出現。以電燈為例，1886年10月6日，張園試燃電燈。是晚，張園內電燈數十盞，遍佈于林木間及軒下室內，高高下下，錯落有致，園中各處，纖毫畢露，遊園人鹹以為奇觀。

    這裡是展覽、購物的地方。除了有花展，還有畫展、圖片展。1909年11月，中國金石書畫會同人在此舉行書畫賽會，鄭孝胥、李平書、狄楚青、王一亭等34人參加。1909年，中國品物陳列所（俗稱賽珍會）從四馬路遷入張園，張園又成為物品展銷的地方。有些最時髦的舶來品，只有張園有售，別無分店。家在上海、人在外地的嚴復，常寫信叫家人到張園買這買那。

    這裡是上海妓女爭奇鬥勝、大出風頭的地方。每至斜日將西，遊人麇至，青樓中人，均呼姨挈妹而來。在1890年代日必一至的為名妓陸蘭芬、林黛玉、金小寶、張書玉四人。1897年以後的幾年中，每個星期日，“花國提調”李伯元主辦的，以介紹、評論妓女為重要內容的《遊戲報》都多印四五百份，到張園贈送，有時還夾送妓女小照。這更添助了遊人的興趣。其時上海時裝流行的特點是男人看女人，女人看妓女。妓女扮演著時裝模特兒的角色。時人看妓女，既是看人，也是評衣。

    綜上所述，張園其實是集花園、茶館、飯店、書場、劇院、會堂、照相館、展覽館、體育場、遊樂場等多種功能于一體的公共場所。

    集會場所

    張園演説成為上海人生活中習以為常的事，每遇大事，諸如邊疆危機、學界風潮、地方自治、慶祝大典，張園準有集會。

    作為晚清上海公共活動空間，張園最突出的一點，是它作為上海各界集會、演説的場所。

    1897年12月6日，中外婦女122人在安塏第討論設立上海女學問題，上海道臺蔡鈞夫人等均到會。這是帶有官方性質的集會，也是張園第一次百人以上的大型集會。1900年以後，集會、演説成為張園一大特色。1901年3月15日，汪康年等二百餘人，反對清政府與沙俄簽訂賣國條約，以保危局，汪允中發表《告中國文》，汪康年、溫宗堯、蔣智由、薛仙舟等發表演説。這是第一次反對帝國主義的集會。3月24日，吳趼人等近千人集會拒俄，孫寶蠧、吳趼人等十余人演説，有數十名外國人旁聽，一位朝鮮人宗晚洙發表了書面講話。

    此後，張園演説成為上海人生活中習以為常的事，每遇大事，諸如邊疆危機、學界風潮、地方自治、慶祝大典，不用説，張園準有集會。

    筆者根據《申報》、《中外日報》、《時報》及《近代上海大事記》等資料統計，從1897年12月，到1913年4月，張園舉行的較大的集會有39起。從發起人與參加人看，有學界，有商界，有政府官員，有民間人士，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士農工商，有時還有些外國人，從思想、主張看，不分革命、改良，不問激進、保守。這是名副其實的公共場所。

    張園集會演説的重要特點，是公開性、開放性與參與性。許多集會演説，都在事先發佈消息，歡迎各界參加。1901年的兩次拒俄集會，事先都有公告。

    中國教育會在張園舉行的演説，演説者時常互相爭執甚至吵罵，正是演説開放性的一種表現。張園是遊人如織的地方，所以在此舉行的集會，常能一呼百應，聳動視聽。馬敘倫回憶，張園演説他總去參加的：

    張園開會照例有章炳麟、吳敬恒、蔡元培的演説，年青的只有馬君武、沈步洲也夾在裏面説説。遇到章炳麟先生的演説，總是大聲疾呼的革命革命。除了聽見對他的鼓掌聲音以外，一到散會的時候，就有許多人像螞蟻附著鹽魚一樣，向他致敬致親，象徵了當時對革命的歡迎，正像現在對民主一樣。（《我在六十歲以前》，三聯書店1983年，第20頁）

    張園之為張園

    不僅是上海人最愛去的花園，而且是所有來滬中國人最愛遊的地方

    晚清上海有花園多家，比較出名的除了張園，還有古老的豫園，新辟的徐園、愚園和南市西園等。

    相對於其他花園，張園的特點有五：一是大，佔地約七十畝，為眾園之最。二是洋，徐園、豫園均為傳統江南園林風格，張園基本是西洋風格。誠如晚清人評論，“張園以曠朗勝，徐園以精雅勝”。三是開放較早。張園自1885年正式對外開放，徐園先前僅對少數文人開放，到1909年遷入新址以後才正式開放。至於南市西園，建成已是1908年了。四是位置適中。愚園太遠；徐園先是太鬧，後是太偏。但它們與張園同處於租界，所以演説會之類也還有些。豫園的東西二園，

    南市西園，因處於華界，在清政府有效控制範圍之內，政治性的集會演説較難開展。張園東面離跑馬廳不遠，北面緊貼靜安寺路，南面是富裕紳商的住宅區，西面是當時全上海綠化環境最好的靜安寺地段。在張園開放以前，靜安寺一帶已是上海紳商郊遊的勝地。五是免費。張園自安塏第建成以後，便免費開放，遊人可隨意入園與登高，其他花園都要收取門票，愚園一角，西園一角二分。是否收費，看上去似乎僅是一角錢的小事，其實不然，它實質上涉及到能否隨便、自由入

    園的大問題。收費，不但截住了那些無錢或捨不得購票的遊客，而且擋住了那些無意識、無目的來園自由走動、賞玩的遊客，而這些人，正是作為一個公共空間形成的重要因素。

    由於以上幾點，張園在晚清上海享有很高的聲譽。時人評論，張園不僅是上海人最愛去的花園，而且是所有來滬中國人最愛遊的地方。

    公共空間的形成

    由於上海特殊的社會結構，由於租界的縫隙效應，由於東西文化的差異，張園逐漸演變成上海華人能夠自由發表意見的公共場所。

    私家花園古已有之，但像張園這樣私園公用的情況卻沒有先例。張叔和怎麼會想到自己辟一個花園然後對外開放的呢？我以為，這與上海租界的公園管理制度有關。

    西方的公園出現于近代初期，開始是由皇家貴族的私家園林向公眾開放而形成的，如倫敦的海德公園。19世紀中葉美國出現了經過設計、專門供公眾遊覽的近代公園，如紐約的中央公園。西人來滬以後，很容易想到辟設公園的問題。1868年，上海租界最早的公園———外灘公園建成，但遊園對象有嚴格限制。其《遊覽須知》有七條，第一條是“狗及腳踏車切勿入內”，第六條是“華人無西人同行，不得入內”。其後，虹口公園、復興公園、兆豐公園次第辟設，但也都不許華人入內。不僅如此，其他一切西人公共活動場所，如跑馬廳，各國夜總會，華每人平均不得隨便入內。

    華人佔租界人口絕大多數，交納的稅款佔租界稅款的大部分，但用此稅款建造的公園卻不讓華人入內，這不管怎麼説，對民族感情都有極大的傷害。從1870年代後期到1880年代初，上海士紳顏永京等對於租界當局歧視華人的行徑不斷提出抗議。《申報》也曾發表文章多篇，説是“公家物業宜以公家名之，胡為乎只許洋人駐足，不許華人問津，何也？”張園建成以後，一開始就完全免費開放，可能有“你不讓我遊，我就辦一個給你看看”的意思。

    集社集會，在中國古已有之，東林黨、復社、幾社是其著者，至於文人畫社、詩社，更多，但這些都不能與張園的集會演説相比。其主要區別有三：前者是文人之間的事，後者是社會大眾的事；前者關注的主要是學術（當然也與政治有關），後者關注的就是政治；前者是封閉的，後者是開放的。

    通過張園集中體現出來的遇事動輒集會演説，動輒通電，上海人的這種表達政見的形式是怎麼形成的呢？

    這與晚清上海的社會結構有關。

    上海開埠以後，城市重心從1860年代開始北移租界。上海社會實際存在兩個社區，西人社區與華人社區。西人有自己的公共空間，如總會、旅館、戲院、跑馬廳。連每年看花展也是分開的，通常前兩天是西人參觀，然後才是華人參觀。

    華人也有自己的公共活動場所，如會館、公所、茶館、戲院、妓院，但那多是區域性、行業性、小範圍的。不分區域、行業、階級、性別的大型公共活動空間，在張園出現以前，還沒有過。

    租界的統治者是工部局，是由外國領事、大班們組成的董事會、納稅人會議，租界的大事諸如市政、稅收、防衛等由他們決定。對於社會的一般事務，特別是有關華人社會的事，除了刑事案件由華官負責、西人會審的會審公廨處理以外，工部局並不過問。

    華人遇事，首先想到的往往不是政府，而是會館與公所等同鄉或同業組織。小自尋找工作、租賃房屋、民事糾紛，大至與租界當局發生衝突，租界華人多依靠這些組織。遇事由會館公所集議，是解決社會問題的習慣思路。

    自政府一面而言，無論是租界當局，還是上海道、上海縣政府，也都認可同鄉組織的這種功能。但是，有些事越出了同鄉或同行的範圍，不是會館公所所能解決的，但又與市民們密切相關，比如，公園問題，婦女不纏足與教育問題，沙俄侵佔東三省的問題，反對美國排斥華工問題，地方自治問題，立憲問題。於是，創造不分何方人士，不分行業、階級、性別的更大範圍的公共空間的要求，便被提了出來。張園在地理、人流、會場設施等方面，都能滿足這方面的要求，於是成為最合適的場所。

    張園這一公共空間的形成，與上海特殊的政治環境密切相關。租界既是中國領土又不受中國政府直接管轄的特點，使得中國大一統的政治局面出現一道縫。這道縫隙雖然很小，但影響很大。這道縫隙在清政府統治系統中，成為一條力量薄弱地帶，形成反清政府的力量可以利用的政治空間。

    1903年4月19日，正當張園集會演説如火如荼之際，公共租界工部局規定新的管理章程：一、所有租界內華人和外國人，無論何案，未經會審公廨核明，一律不準捕捉出界；二、界外差人不準入界擅自捕人；三、界外華官所出拘票，須送會審公廨定奪，派員協捕。這無異於宣佈，張園舉行的那些反對清政府的集會演説，都是合法的，受到租界保護的。

    租界當局這麼做，有維護租界權益的考慮，有英美等國對慈禧太后統治不滿的因素，更有法律上、文化上差異的因素。在清政府看來，隨意批評政府，形同叛逆，罪該殺頭，但在西人看來，言論自由，是人人應享的天賦權利，應予保護。

    這樣，由於上海特殊的社會結構，由於租界的縫隙效應，由於東西文化的差異，地處租界的張園，便逐漸演變成上海華人能夠自由發表意見的公共場所。

    市民意識的産生

    醞釀革命，籌劃組織，討論自治，形成上海意識，甚至上海話的逐漸定型，都與張園這樣的公共空間有一定的關係。

    張園這樣的公共空間的形成，對於上海移民社會的整合、上海人意識的産生，有著重要的作用。

    上海居民來自五湖四海，開埠以後的四五十年中，居民並沒有一個完整、統一的上海地域概念。對不少居民來説，上海是個避難、淘金的地方，不是他們永久駐留之地，他們只是上海的過客。大量事實表明，在開埠以後的四五十年裏，上海居民一般還沒有從同鄉單一認同進入到同鄉與上海雙重認同的階段。1893年，公共租界舉行上海開埠50週年盛大慶祝活動，上海華人踴躍參加，但他們打的旗幟是“廣幫”、“寧幫”之類，並不是代表整個上海華人。

    20世紀初年，上海移民開始出現了對上海身份認同的趨向。論據有以下四點：

    第一，上海人整體意識的萌發。1900年，經元善等1300多人通電反對慈禧太后廢光緒皇帝，所用名義是“上海寓居紳商”，其中絕大多數包括經元善本人都不是上海本地人。應當説，這樣署名，既突出了他們的上海身份，又含有他們不是上海本地人的意思。1901年、1903年、1905年，上海接連爆發聲勢浩大的拒俄運動和抵制美貨運動，這兩項帶有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的運動，與以往類似事件相比，最突出的一點，便是運動不是以某地人關心某地事的方式出現，而是以上

    海人關心中國事的方式出現。吳稚暉、蔡元培、章太炎等在張園等處演説，報紙上登出消息，多稱之為“上海紳商”、“上海志士”。“寓居”兩字一去，突出了他們的上海身份。

    第二，“上海人”概念的出現。具有文化意義的“上海人”的概念，出現于20世紀初年。1904年，蔡元培等人主編的《警鐘日報》發表題為《新上海》的社論，明確地提出了“上海人”概念，主辦《警鐘日報》的蔡元培、劉師培、汪允宗、林獬、高旭、陳去病等人，沒有一個是上海本地人。他們所説的“吾上海人”，當然包括他們自己在內的。這不但表明他們自己對上海人身份的認同，而且説明他們已有明確的上海人群體意識。

    第三，上海地方自治運動。1905年，上海地方士紳郭懷珠、李平書等，鋻於華界市政建設遠遠落後於租界的實際狀況，發起地方自治運動。這個運動持續了9年，修路100多條，築橋60多座，建造碼頭6個，新辟、改建城門9座，制定了各種各樣市政管理條例。通過這一運動，上海的華人社會逐漸整合為一個有機的整體。領導這一運動的士紳，很多不是上海本地人，而是外來移民。

    第四，上海辛亥革命的方式。1911年前，上海反清革命的主體，多不是上海本地人。反清起義成功後成立的滬軍都督府，為上海軍政領導機關。這一機構的成員，絕大多數不是上海本地人，都督陳其美是浙江人，參謀長黃郛是浙江人，外交總長伍廷芳是廣東人，財政部長沈縵雲是江蘇人，交通部長王一亭是浙江人，閘北民政長虞洽卿是浙江人。他們主持著上海的事務。辛亥時期各地反清起義普遍規律是當地人謀當地事，各地軍政府均由各地人充任。陳其美等在上海舉事，在上海主政，這是他們對上海身份認同的一種標誌。

    這些標誌性的事件，無一不與張園之類的公共空間的作用有密切關係。可以説，醞釀革命，籌劃組織，討論自治，形成上海意識，甚至上海話的逐漸定型，都與張園這樣的公共空間有一定的關係。

    張園這一公共空間，對上海各界都有巨大的吸引力。筆者綜合有關報道和記載，發現常去張園的人，商界、文化界的都很多。其中，屬於報人、文化人的有王韜、錢昕伯、何桂笙、黃式權、袁祖志、汪康年、梁啟超、李伯元、吳趼人、狄楚青、葉瀚、蔣智由、高夢旦、蔡元培、張元濟、馬相伯、嚴復、辜鴻銘、伍光建，商界或亦官亦商的有鄭孝胥、張謇、趙鳳昌、岑春煊、盛宣懷、鄭觀應、徐潤、經元善、李平書、沈縵雲、王一亭、李拔可、鄭稚辛。各地來滬的學者、

    學生、富家子弟有章太炎、吳稚暉、馬君武、孫寶蠧、吳彥復、丁叔雅、胡惟志、溫宗堯、蔣智由、陳介石、汪允宗。

    那麼多人有事沒事地總愛往張園跑，正説明張園作為一個公共活動場所，在上海社會生活中的特別重要性。

    這些人控制著上海的各大報紙和出版機構，如《申報》、《新聞報》、《選報》、《蘇報》、《時報》、《中外日報》、《東方雜誌》和商務印書館，主持著南洋公學、愛國學社、復旦公學等各種學校的事務，領導著中國教育會、預備立憲公會、地方自治公所和名目繁多的聯合會的組織。正是他們，構成了上海社會的精英階層，影響著上海社會的輿論。

    通過他們的活動，有形的公共空間（張園）與無形的公共組織（會館公所）、公共領域（報刊）奇妙地重合在了一起。□熊月之《南方週末》2002-04-04

    （原文19000字，本報刊發時有刪節）

    編後

    從農民到市民

    費孝通先生當年曾在張北一帶遇到一位研究語言學的朋友，便向他請教當地人説的話有沒有受到蒙古語的影響，這位朋友搖搖頭説，不但語言上看不出什麼影響，其他方面也很少。村子裏幾百年來老是這幾個姓，他從墓碑去重構每家的家譜，清清楚楚的，一直到現在還是那些人。

    鄉村的人仿佛是附在土上的，一代代地下去，不大有變動。這種不流動，是就人與空間的關係而言，就人與人的關係來説，則是村落與村落之間的孤立與隔膜———鄉土社會是以村落為其基本單位的。在村落內，則是一個沒有陌生人的社會，每個孩子都是被人家看著長大的，在孩子眼裏，周圍的人也都是熟悉的。後起的社會學家李銀河先生的觀察則是，一個自然村簡直就是一個個人資訊的超導體，生老病死，婚喪嫁娶，什麼事別人都知道，簡直什麼事自己也做不了主。能做主的，是習俗。編者生在魯中一個小山村，那裏誰家死了人，都得舉一大筆債，才辦得起喪事。原因是親朋會帶一些毫不相干的人來弔唁———最後一算賬，收到的禮錢，總不夠用來擺酒的。但誰家也不能拒絕親戚到府。

    有別於以契約集結起來的現代法治社會，中國的傳統社會是禮俗社會，這是費孝通先生的結論。陌生人所組成的現代社會是無法用習俗來應付的。由鄉村而城市（City），由農民而市民（Citizen，近代都市文明中的公民），這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上個世紀20年代，我國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元老陳翰笙先生評論當時的城市説：“吾人所謂之都市，其性質不City。”沒有City，自然就沒有Citizen，反之亦然。秦暉先生評論：“就中國沒有Citizen而言，實際上我們都是農民”，只不過有的是城居的農民，有的是鄉居的農民罷了。

    那麼，城市、市民從哪來？這于近代中國，自然無從得解。退而求其次，我們可以問的或許是，市民意識從哪來？

    熊月之先生的文章，即是一篇精彩的個案分析。

    如陳翰笙所言，當時的上海，當然説不上是一座帶來了市民的權利與責任，帶來了由習俗到法治、由統治—服從關係到交換關係、由臣民到公民等社會轉型的“城市”；回到當代，“城市”正在慢慢崛起。歷史學家秦暉先生九年之前即發現，“就社會發展史本來意義上的City而言，……嚴格地講，我們只有一座城市，它就是浙南的龍港”，粗略算來，當是在我們以市場為取向的改革剛剛開始之時。類似于龍港的城市，現在又涌現出了一批，遺憾的是，人們仍然習慣稱之為“農民城”。 ———劉小磊

    熊月之，江蘇淮陰人，1949年生。1978年考取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研究生，師從陳旭麓先生。上海市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著有《中國近代民主思想史》、《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