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龍經濟”困淺灘

    受世界經濟景氣變動影響，去年亞洲“四小龍”經濟表現都乏善可陳，台灣更是敬陪末座，經濟增長率南韓3%、香港0.6%、新加坡和台灣為-2%。台灣經濟增長率兩年來不斷下滑，2001年更是處於負增長狀態。由於基數較低，今年上半年台灣經濟出現2.6%的正增長，但復蘇乏力，預計全年經濟增長率僅為3%。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當前台灣經濟的基本面與金融面都存在較嚴重問題。

    基本面主要問題表現在：1、投資下降。據台灣官方統計，外商對臺投資在2001年下降32.6%之後，今年1-7月又比上年同期下降47.9%。2、失業上升。台灣失業率兩年來節節升高。2001年由上年的3%升至4.6%，今年則一路竄升到8月份的5.35%，預計全年失業率為5.14%。3、通貨緊縮。上半年平均微跌，8、9月份又連續出現下跌，連同去年出現16年首見的跌勢，通貨緊縮趨勢已很明顯。

    金融面主要問題表現在：1、呆壞帳嚴重。台灣整個金融機構呆壞帳比率近兩年迅速攀升，從1999年的4%升至2000年的5.34%，2001年猛增至8.16%，銀行不良資産總額佔GDP比重高達22%，其中基層金融機構呆壞帳與逾期放款尤其嚴重。2、股匯市波動。民進黨上臺前，台灣股價指數一度超過一萬點，但執政半年內就一路跌破6000點，到2001年更是一度跌破3500點。今年隨著國際經濟景氣的復蘇，台灣股市有所回升，但10月初又跌破4000點，出現今年以來的新低。同時匯市也一舉跌破35元新台幣兌1美元的價位，創近15年來的新低。

    環境惡化是主因

    基本面問題直接産生於政經環境惡化與總需求不足。1、投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島內政治、經濟、制度等投資環境惡化。政治方面，島內政黨鬥爭激烈，台獨勢力猖獗，兩岸關係不穩，嚴重影響了島內外投資者信心。經濟方面，以前廉價、勤奮、高素質的勞動力是台灣吸引外來投資的優勢，現已優勢不在。制度方面，台灣當局一直口號大於行動，譬如“台灣優先、投資優先”等説法提了很久，但行政效率低落，審批程式繁瑣，“單一窗口”沒有獲得相關單位的配合及授權，降低投資成本的效果相當有限。2、失業上升主要是需求不足所致。按照菲利浦斯曲線的原理，通貨膨脹時失業率低，通貨緊縮時失業率高，台灣已明顯陷入通貨緊縮與高失業率並存的困境。3、供給過剩與需求不足導致通貨緊縮。在供給面，經濟的自由化、科技化及全球化，使全球面臨生産過剩的物價下跌壓力。在需求面，經濟成長停滯、投資消費減少及財政惡化，造成島內需求不足。面對當前經濟情勢不明、就業未見好轉、資産價格跌勢未止及官方支出緊縮等現象，通貨緊縮的陰影自是揮之不去。

    金融面問題産生的原因主要是舊疾未治與病又到。台灣金融機構呆壞帳嚴重是早已存在的問題，始終未能得到徹底治理。其産生原因主要包括：1、政治勢力介入。在政治勢力的壓力下，即使風險很大的貸款銀行也不敢不借，以致逾期放款增加。2、抵押制度不嚴。台灣銀行貸款有三分之二是抵押放款，抵押品的審核卻問題重重。由於審核制度不嚴，在房地産市場持續不景氣的情況下，大部分作為抵押的房地産都已貶值，或乾脆賣不出去，所貸款項自然成為銀行的逾期放款。3、競爭壓力加劇。近十年來，台灣新銀行增加很快。銀行之間競爭壓力增大，普遍存在放寬貸款條件的傾向，一旦出現經濟不景氣，很多企業陷入困境，資金週轉困難，還款能力將大大降低，逾期放款也會隨之增加，進而變成呆壞帳。另外，台灣整體經濟不景氣加深台灣金融困境，導致股匯市下跌。從純經濟因素看，股票供給增加與資金供給減少直接導致股價下挫，新台幣供給大於需求直接導致匯率下跌。擴大股票市場規模，上市上櫃公司家數由十年前的約200家驟增至目前的1000家。然而股票供給大幅增加的同時，資金供給卻不增反減，台灣儲蓄率由1987年的38.5%連續降至2001年的24%，並且資金出現持續外流，台灣股市因此不斷下挫。其次是面對台灣經濟不景氣，具有引導流向的指標性作用的外資持續出現賣超臺股，近三個月賣超額達1000億元新台幣，匯出金額超過30億美元，新台幣供大於求，對台灣匯市造成貶值壓力。

    直接“三通”解困境

    改善兩岸關係，實現直接“三通”，有利於台灣擺脫困境。如前所述，台灣出現投資下降、失業上升、通貨緊縮主要是因為島記憶體在總需求不足。總需求由消費、投資、財政支出和進出口凈值組成，擴大總需求可以從這四個方面著手。其中擴大財政開支有一定難度，因為台灣稅收不足、公債又高，缺乏足夠資金增加公共投資。另外三項則直接取決於兩岸關係的好壞。只有兩岸關係穩定發展，消費者與投資者才有信心，當局的經濟誘導政策才能見效。同樣，由於今年上半年台灣對祖國大陸的出口依存度已達23.8%，投資依存度已經超過50%，兩岸經濟關係的穩定直接影響台灣的進出口凈值。兩岸實現直航，台灣可利用祖國大陸充沛的人力和廣大的市場進行資源整合，加速産業升級，並以祖國大陸為生産基地，發展利潤較高的研發、行銷和零組件等行業，進一步將台灣發展成為營運中心和研發中心，從根本上增強台灣的競爭力。

    解決金融問題需要從政策和制度兩方面著手。政策上關鍵要以改善兩岸關係來增強投資人信心。據瑞士洛桑管理學院的一份調查顯示，國際廠商認為投資台灣的外部風險在亞洲第二高，僅次於印度，這説明降低政治風險已經成為穩定投資人信心的當務之急。台灣當局如能緩和兩岸關係，開放直接“三通”，將可以優化投資環境，挽回投資人信心。金融市場也會在祖國大陸經濟強勁增長的帶動下不斷揚升，擺脫股匯市跌跌不休的局面。

    儘快實現兩岸直接“三通”對於台灣經濟的積極作用，不僅是在台灣的金融界和産業界獲得共識，在台灣的外資企業也一再強調該舉措的重要性。台灣“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董事長辜濂松表示，台資企業發展對兩岸都有好處，台灣的銀行業到大陸發展，是個“雙贏”的舉措。統一集團預估，“三通”後至少可以降低二成的原物料成本；台塑集團及遠東集團都認為，“三通”後的運費成本可以節省六成以上，時間至少可以節省一週以上；建大工業則表示，兩岸“三通”後該公司的營運績效不排除還有空間可以提高三至四成。在台灣的歐洲商會（ECCT）近日公佈《2002、2003年建議書》，強調台灣必須加速開放“三通”，才能“在大中華經濟區內扮演關鍵角色”。歐洲大型跨國企業也已開始縮編在臺營運規模，且將其大中華地區總部移往中國大陸。擁有對臺航線的五家歐洲航空公司中，包括瑞士航空、英國航空等四家中止歐臺直飛航線，主要便是因為抵臺乘客人數減少所致。西門子公司總裁駱一華直言，台灣要避免外資撤離，除了“三通”，沒有別的選擇，否則外資必將看淡台灣在亞洲市場的角色。

    早日實現兩岸直接“三通”，對台灣經濟走出當前困境有重要的積極意義。只有這樣，才能順應經濟發展潮流，符合廣大民意，讓台灣經濟重上高速發展的軌道。

    《台灣週刊》2002年第4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