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1913年考入北京大學，到畢業後留校教書，前後共八個年頭。

    當時的北大設文、法、理、工科和預科，本科設在地安門的馬神廟，預科設在北河沿的清代譯學館舊址。

    我上的是數學的課，讀的卻多是哲學的書。從那時起，我主要研究的都是哲學及其有關科目。當然，數學書始終不斷在我的涉獵之中，只是數學題從不肯做，化學實驗更是絕少動手。

    我剛進北大時，學校還沒有圖書館，只有一個藏書樓，設在馬神廟校舍後院的所謂四公主梳粧樓裏。藏書樓的書可以外借，但沒有閱覽室。過了一年，藏書樓騰出一些地方，辟出閱覽室，閱覽桌放在中間，四週擺上書櫃，櫃裏都是西文書，平時總是上著鎖。線裝書則放在樓上，借閱的人也並不多。我上預科的時候，常常從北河沿到藏書樓來借書，猶記得那時我借的書有德文與法文的《數理科學百科全書》等。一個大學預科一年級的學生，借讀這樣高深的德法文書，當時並不很多。這得到了馮祖荀先生的青睞，藏書樓的管理人員由此也給了我許多方便。上本科後，我更是經常呆在閱覽室裏。那裏的書本來無多，我可以就架恣意快讀，除了工程書以外，櫃裏的書幾乎沒有我不看的。

    有一天，我發現了一本裝幀精美的書，是精裝本，1914年美國出版，書名是《我們的外界知識》，英國羅素著。翻看一遍，覺得很有意思，又坐下來接連看了兩遍，真有點愛不釋手了。由此我發現了羅素，並對之産生了興趣。30年代，我一度再任北大講師，專講羅素哲學，這也可以説是與北大藏書樓的幫助分不開的。

    1917年初，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在蔡先生的主持下，學校厲行改革，出現了新的氣象。

    蔡先生實行“相容並包”的辦學方針，舊學舊人不廢，而新學新人大興。他聘請陳獨秀任文科學長（即文學院院長），章行嚴（士釗）、劉半農、錢玄同、周作人、陶孟和等任教授，後又聘任馬寅初、陳豹隱等。當時在校的教員既有宣講馬克思主義的李大釗，也有擁護袁世凱做皇帝的籌安會人物劉師培，另外還有前清大學士李鴻藻的兒子李石曾教生物學，年僅二十三四歲的梁漱溟先生講印度哲學等。

    1917年底，李大釗經章士釗之薦到北京大學任圖書館主任。自從蔡元培主校後，北大藏書樓改為圖書館。1918年夏，沙灘的紅樓建成。圖書館也搬了進去，佔了新樓的第一層樓。李大釗的主任室就設在紅樓東南角上的兩間房子裏。一時紅樓成了新思想運動的中心，許多進步的教員、學生聚集在這裡讀書、座談。

    我認識大釗還是在1916年他到北京後不久。我的一位同學郭小峰與大釗是同鄉，他們同是河北樂亭人。經郭的介紹，我們認識了。當時，大釗從日本留學回來，在北京創辦《晨鐘報》（即後來《晨報》之前身）。繼後，他又主編《甲寅日刊》，我曾在此刊物上發表過講“青年問題”的文章。

    李大釗思想敏銳，博學多識，廣泛接觸社會，熱情傳播馬克思主義，宣傳俄國十月革命，發表了《庶民的勝利》的演説和《Bolshevism的勝利》等著名文章。與此同時，他還組織演講會，邀請名人講演，推動新文化運動的發展，使民主和科學的口號逐步深入人心。一次，大釗以“亞細亞學會”的名義組織講演會，我也去聽了，地點在當時有名的湖南會館。邀請的講演者有蔡元培、陳獨秀、章士釗、李石曾、張繼等人。這次講演會聽眾很多，整個湖南會館都擠滿了。每個人講演的具體內容，我已經記不清了，但是大釗組織這次講演會不久，就到北京大學任圖書館主任了。

    大釗到任後，對圖書館的業務進行了一些重大的調整和改革，並開始注意收集有關馬克思學説的書籍以及俄國十月革命以來的著作。是時，我在北大已經畢業，留校做助教，教預科。平時課程不太多，就在圖書館幫助大釗做些工作。我的工作室標為登錄室，在主任室的旁邊。其時，李大釗組織一些學生“勤工儉學”，課外幫助整理圖書，翻譯、編目、列印卡片等，我則負責檢查和校對。毛澤東來北大時，一度也參加了這項勤工儉學活動，擔任登錄工作。由於工作之便，我得時與大釗聚談。每年北大放暑假，大釗回家鄉到五峰山休假，我就代理他在圖書館的職務。

    在李大釗的領導下，圖書館成了北大校內一個研究、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中心，許多激進的學生經常到圖書館和大釗討論各種新的思潮，聽他介紹新的思想。大家也常常在此聚會，探討中國的出路，尋找救國拯民的方法。李大釗是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者，北大紅樓是“五四”運動的策源地。

    1918年6月底，由王光祈、李大釗等發起成立少年中國學會。這是一個帶學術性的進步政治團體，其宗旨是“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還有四條信約：一奮鬥，二實踐，三堅忍，四儉樸。學會總會設在北京，成都、南京等地還設立了分會。少年中國學會北京總會正式成立於1919年7月。學會出版了《少年中國》月刊和《少年世界》。鄧中夏、高君宇、趙世炎、毛澤東以及楊鐘健、周太玄、袁守和、朱自清等都是少年中國學會的會員。

    學會經常在中央公園（今中山公園）來今雨軒和北京大學圖書館舉行常會，內容多是研究學會的日常工作，及與各地分會進行交流等。

    1920年8月，天津覺悟社為了聯合進步團體，採取共同行動，全體社員曾到北京，邀請北京的進步團體舉行座談會。8月18日，各團體的代表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繼續開會，決議定名為“改造聯合”。並公推我起草“宣言”和“約章”。根據會議的決定和大家提出的意見，我草擬了《改造聯合宣言》和《改造聯合約章》。

    我是1917年在北大畢業的，留校三年後提為講師，繼續教邏輯和數學。在這期間，學校從教育部得到一筆經費，決定陸續資送四個教員、四個畢業生到國外學習深造。教員四人是朱家驊、陳大齊、周作人、劉半農，學生中第一人就是我。我報的學習專業是美學，學校卻指定我學圖書館學。但是還沒有等到學校資送，就又有了別的出國學習的機會。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中法人士為溝通中法文化交流，組織了華法教育會，倡議中國學生赴法勤工儉學。李石曾、吳稚暉等人在法國巴黎籌辦了一所中法大學，但是很缺教授。經別人推薦，他們找到我，我是受聘教邏輯的。其時，蔡元培先生正準備赴歐美考察教育及學術研究機關狀況，遂約定與蔡同行。我用“蔡先生秘書”的名義辦理了出國手續，登上了旅法教書的征途。

    任繼愈：松公府舊館雜憶

    抗日戰爭以前的北京大學，規模不像今天的北大這樣大，當時每年招新生約三百人上下，在校學生總共一千多人。清華大學人數和北大差不多。當時的國立大學中，北大和清華都算規模較大的了。

    “五四”時期，北大圖書館設在沙灘紅樓的第一層，毛澤東曾在圖書館工作過。1934年我考入北大，圖書館設在沙灘松公府的一個四合院內，是一所舊府第庭院。院內古槐參天，每年夏季，濃蔭匝地，蟬聲悠長，寂若空谷，靜若古剎。進入館內，頗有“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的感覺。可是到了冬季就不好過了。北平冬季漫長，館內閱覽室方磚鋪地，陰冷潮濕，涼氣直往上冒。儘管全副冬季裝備，坐久了仍覺得腿腳僵冷，手指也不聽使喚。一年之中有半年不好使用，我對這個舊圖書館的印象好壞各半。

    舊的圖書館館長是毛準教授，字子水，出身安徽讀書家庭，精文史之學。他留學德國時專攻科學史及數學，回國後在歷史系開“科學方法論”課程，選課的不限于歷史系學生。他講課時，引用數學公式太多，加上口才不佳，選課者寥寥數人。因為他為人厚道，判分比較寬鬆，各係的高年級同學臨畢業時，有人為了湊足132個學分（文科畢業生的最低學分限度是132分），選修這門課的每年也能維持三五個人。毛子水先生平日穿一件舊長衫，衣著不整，名士派頭，對圖書館的事不大過問。他精於古籍鑒定，北大圖書館收藏的善本古籍不少是在他任期內買進的。新館建成，聘嚴文郁先生為館長，辦館方針仍保持舊傳統。

    舊北大圖書館也有一套規章制度，借書有數量和期限的規定。學生一般能遵守，教授中有人遵守，也有人不遵守。有人向毛子水先生建議，今後借書應加以限制，怕有遺失。他説，圖書館遺失不是由於借閱，辦了借閱手續，不會遺失，借出越多，遺失越少。在這種無為而治的作風下，教授借書也有一兩年不還的。

    日本投降後，北大從昆明遷回北平舊址。館長仍是毛子水。全國解放前夕，南京政府派飛機接北平各大學的教授們去南方。北大的教授絕大多數留下迎接解放，不願去過逃亡生活。最後一次飛機到達南京時，胡適作為北大校長到機場迎接北大教授，只接到毛子水一人。事後聽説，毛子水與國民黨軍統頭子戴笠小學時是很要好的朋友，他怕解放後他和戴笠的關係講不清楚，匆忙飛走了。

    大學二三年級期間，舊北大的新圖書館落成，地點仍在沙灘松公府，靠近北大西大門。新建的圖書館，採用鋼門窗結構，寬敞明亮，一掃舊館沉悶幽暗的氣氛，這個建築在當時是最先進的。以中文閱覽室為例，常用書、工具書如《四部叢刊》、《四部備要》、《二十四史》、《冊府元龜》、《説郛》、《通典》、《通志》、《文獻通考》、《玉海》……等書，沿墻排列了一週，隨手查閱，十分方便。同學帶來的書，從書庫借來的書，都可以攤在閱覽桌上。中午出去吃飯，攤開的書可以不收拾，回來接著看。需要剪剪貼貼的，還可以把剪刀漿糊放在手邊。歷史系有一位陶元珍，經常把《張太岳集》放在中文閱覽室，旁邊擺著剪刀和漿糊，他後來成了研究張居正的專家。

    當時北大校門任人出入，教室任人聽課，圖書館閱覽室也任人閱讀。不管是不是北大的成員，都可以走進來，坐下就看書，無人干涉。寫北大校史的人，都提到北大沙灘有不少在北大的旁聽生（辦過旁聽手續的）和偷聽生（未辦旁聽手續的），如丁玲就是偷聽生中的一位，後傳為佳話。其實當年舊北大的圖書館還有“旁閱生”和“偷閱生”（臨時鑄造的新詞，自知不妥，並無貶義）。這一條渠道也曾給一部分社會自學青年提供了讀書的方便。這些自由出入圖書館的讀者，除了不能從書庫借書外，實際享有查閱中西文開架書刊文獻的一切方便，與北大正式生沒有兩樣。説來也奇怪，在這種極端開放，幾乎無人干預的情況下，沒有聽説圖書丟失事件，只有一次在盥洗間抓獲過一個摘取電燈泡的小偷。這與偷書無關，另當別論。

    沙灘松公府舊北大圖書館還規定，學生憑藉書證可以進書庫看書，國外各大學多有這樣的規定。我在學校讀書時，也深受其益。因為到書庫裏面，親手翻一翻，看一看，與查閱書目卡片得來的印象大不相同。根據卡片找書，有按圖索驥的方便，有目的性，節約時間。但是，從事研究的人有時無意中翻書，會有意想不到的發現，得到新的啟發，這種啟發是查目錄卡片無法替代的。（摘自《文化名人憶學生時代》鄧九平主編同心出版社2002年1月版）

    文匯報2002/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