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振鶴

    第一次去羅馬純粹是為了旅遊，行程是別人安排的，沒有機會去看書。第二次是去年秋天，去參加歐洲中國語言學第二次年會，多待了幾天，自然要去圖書館隨喜，但時間畢竟不長，也只能如魯迅所説那樣“隨便翻翻”，淺嘗輒止，不敢言讀。而且更遺憾的是教廷教廷圖書館暑期閉館，直到9月中旬才開，我已經等不及了，竟無緣瀆面。教廷而外，羅馬收藏中國古籍最多的地方當然是義大利國家圖書館了。該館去年閉館，今年新館舍建成才重新開放，就這點而言，我又有點幸運。

    義大利國家的統一非常晚，1861年才出現義大利王國。1873年以後，依據法律，教會的收藏必須收歸國家，因此天主教原耶穌會的圖書館藏就成為國家圖書館的財産。耶穌會士來華以羅明堅與利瑪竇為標誌，自明末一直延續到1773年，至少有八百餘人來到中國，其中義大利人不在少數。其後耶穌會被取締，這股潮流受到遏止。1814年以後重建耶穌會，但來華的文化活動已經大不如前。現存于義大利國家圖書館中的中文圖書大都是耶穌會士于明末到清中期帶到義大利的，彌足珍貴。由於布列齊博士的介紹，我認識了該館中日文部主任馬麗娜，翻閱了不少罕見的書。

    最先看兩種手稿。一是漢葡詞彙集，一是漢英詞彙集，均未署作者名。羅馬大學教授馬西尼懷疑前者是葡萄牙人公沙威所著。此人俗稱公神父，19世紀30年代在澳門編纂過中葡、葡中辭典，並有漢語語法等著作行世，這些書我在日本東洋文庫與澳門圖書館都看過，但仍于判斷此詞彙集是否即公氏手稿無助。西洋人編輯的中外對照辭典與詞彙集是研究中外語言接觸的重要材料，至於手稿則更加寶貴，雖然這兩種詞彙集應該都是19世紀的東西，不是太早，但仍然有重要的研究價值。因為時間有限，無暇細繹，希望今後會有人進行詳細的研究。

    詮釋康熙十六條《聖諭》及雍正《聖諭廣訓》的書籍是我近年來關心的對象，所以接下來查此類書，雖然沒有像巴黎那樣的發現（參見拙文《聖諭、聖諭廣訓及其相關文化現象》），但也有兩種《聖諭廣訓》原文的照搬照刻本，一是“江蘇學政鮑源深敬書恭刊”本，一是嘉慶乙亥年頒行，五雲樓藏版本，過去都未曾寓目。這種書刊刻者不但自己不著一語的詮釋，甚至亦無序跋説明刊刻的目的，在當年應該數量不少，但能夠留傳至今的也不多。後一種似乎還説明1815年時，聖諭廣訓又曾經鄭重其事地頒行過一回？

    耶穌會士來到中國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傳教，因此他們帶回來的中文書裏傳播基督教義的書最多，如《天主聖教四末論》，如《教要解略》，如《天主降生引義》，但同時也有科學方面的書籍，如鄧玉函的《泰西人身概説》（即人體解剖）等，因為向中國的士大夫介紹西洋的先進科學正是引導他們信教的最好手段。歷任明清兩朝欽天監的傳教士湯若望，因為與中國掌管曆法的官員楊光先發生衝突，差點罹難。他的《奏疏》在這裡也可以找到，其中以西法推測日蝕及與中法與回回法的對比，讓人明顯看出西法的優越性來。該奏疏有四冊之多而不分卷，書的標簽上也只有“奏疏”二字，並不著明是何人之奏，亦無內封，極有可能是初刻的樣本。

    耶穌會士不但來華傳教，有的人回國時還帶領中國教徒去往歐洲。康熙年間，義大利傳教士馬國賢以善油畫，在中國宮廷供奉13年，雍正二年回到故國，帶去五名中國青年，並捐資在拿玻裏建立中華書院。該院不但吸收中國教徒，而且也容納土耳其、希臘生徒。該書院一直到晚清還很活躍。在這個圖書館裏就看到有一本同治八年在納玻裏印行，由該書院院長、湖北人郭棟臣所編纂的《中華進境》。其內容有三字經、忠經、四書（但其中的孟子只有一句）等，又有古文，包括《左傳》中的鄭伯克段于鄢，王羲之的蘭亭集序，陶淵明的《桃花源記》，韓愈的原道等九篇。還附有歷代帝王國號歌、三皇歌、五帝歌等。目錄則為中、意文對照。因為內容簡單，應該是教習西洋人學中文的課本。數十年前，方豪先生曾到此圖書館讀書，看到了另一本《中華進境》，是同治十一年出版的，內容與上述同名書不一樣，是漢字的幾種字表。也許在同一書名之下有內容不同的分冊？這個書院聞名遐邇，18世紀末英國準備派遣馬嘎爾尼使團來華前，就曾到此尋覓中文譯員。

    歐洲的許多國家，除了國家圖書館以外，過去還有不少私人圖書館，有的是貴族設立的，有的是主教創建的，後來大都成了國立的圖書館，其中也有不少稀世珍品。在羅馬，就有一個安及利卡圖書館，是由安吉羅洛卡主教奠基的。該主教是個學者，熱衷於收集珍稀版本，又曾負責教廷教廷印刷所，所以蒐羅了不少好書。圖書館從外面看來是一幢普通的三層洋樓，入內一看，才知道其二層與三層實為一層，因此天花板很高。墻的四壁都是從底到頂的書架，書架上排滿了古老的精裝書籍。這麼高的書架，又從上到下分成若干層，每層有一圈很窄的走廊，人可以步行其中。每層書架相當於一個人伸直手的高度，也就是兩米多吧，這樣一般人就可以拿到這層書架上的任何書了。層與層之間用螺旋梯相連，十分方便。只不過螺旋梯又窄又陡，像帕瓦羅蒂那樣的身材是擠不上去的。好在教授們都是精瘦的多，一般不會存在困難。

    我到這個圖書館來，主要是為了看一本1604年寫成的閩南方言與西班牙卡斯蒂利亞語的對照字典。如果不是羅明堅與利瑪竇在20年前已經編寫了一本葡漢辭典的話，這本字典將是世界上第一本漢語與歐洲語言的對照字典，儘管如此，它依然擁有另一項第一，那就是第一本漢語方言與歐洲語言的對照字典。同時它還有更重要的學術意義，就是讓我們知道了400年前的閩南話與今天的閩南話有什麼異同。漢字不是拼音文字，所以我們無法從字形上看出古代的讀音與今天有什麼差異，而這本字典是以羅馬字來為漢字記音的，因此就很容易拿來與今天的發音相比較。當然用詞方面也可以對比。其他方言則至今沒有這樣的優勢，大多直到19世紀才有新教傳教士編纂的方言與歐洲語言對照辭典來記錄它們的特徵。

    這本閩南話與西班牙語的對照字典是一位耶穌會士契林諾所著。他在16世紀末到達菲律賓時，發現那裏有一個很大的閩南人社區，於是就很用心地將他們的語言記錄下來，然後送到羅馬，希望洛卡主教能幫他出版，但這個願望最終沒有實現。我是廈門人，一聽説有這本字典，就亟想要親眼目睹一下。試想，一本400年前寫下來的手稿，從菲律賓輾轉到義大利，又經過多少風雨滄桑，竟然還能保留到今天，豈不是像天方夜譚一樣的吸引人？當管理員將這本字典從書庫裏拿出，擺在古色古香的書桌上時，真令人有無限的感慨。我隨手翻到第二頁，看到上面的一個字“柱”，注音為tiao，正是廈門話的讀音，讓我感到無比親切。

    安及利卡圖書館東方圖書不少，但中文書並不多，另外還看到一種中國出版的書。這本書是1703年在廣州刊刻，由多明我會傳教士萬濟國用西班牙文寫的《官話語法》。通篇沒有一個漢字，漢語詞彙都用羅馬字拼音寫成。此書因是刻本，所以留傳至今不止一冊，但也十分罕見。300年前的廣州已經刻印羅馬字的書籍，這在印刷史上也應當留下一筆。我注意到該書的第一個讀者是1899年登記的，100年來，只有四個人翻閱過此書，我即是第四個讀者。與此書同放在一函裏的還有一冊《新刊四明先生高明大字續資治通鑒節要》。此書全卷現在國內也只有兩個圖書館入藏，連上海圖書館也只有殘卷一冊，因為無法斷定其為何年所刊，上圖的卡片上只能寫著明刊本。而安及利卡所藏則是最後一冊，所以書末有牌記寫明：“嘉靖辛亥（即1551年）孟秋新賢書堂新刊”。此書與《官話語法》風馬牛不相及，想來是同一個人帶回義大利的，所以放在同一號碼之下。西洋人不懂中文的多，隨便編在一起的可能是有的。就在上述國家圖書館裏我還看到有一本線裝書的標簽被貼反了，因為漢字的正反對某些西洋人來説是分辨不出來的。但必須強調的是，所有的中文書在歐洲都被很安全地供著，數百年來從不無端受損，近數十年來中外許多學人在歐洲的一些圖書館裏發現中文古籍孤本的事時有所聞，就是這個道理。

    在羅馬所看到的書當然不止以上提到的這些，但在隨便翻翻以後，只能擇要説説，否則就打不住這篇小文了。

    中華讀書報2002/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