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北方移民的幾次大規模涌入，徽州的經濟與文化也開始得到較大的發展，到唐代中葉後，徽州已經成為有名的富庶之區和國家財政稅收的重要供給地。所謂“尚武之風顯于梁陳，右文之習振于唐宋”（民國《歙縣誌》卷一），即是對徽州唐宋以來經濟文化進步的集中反映。不惟如此，徽州的法制觀念也隨著徽州文化教育的發達和徽商的漸漸崛起而不斷得到強化。凡事皆以文字記錄下來，以作憑據和查考的依據，一旦發生官司之訟，即可作為最有力的證據使用。這樣，在徽州的一府六縣，自南宋以來所保存下來的契約文書，其數量自然不是一個小數字。它們當中既有土地山林等買賣和租佃契約、土地戶口冊即魚鱗圖冊和賦役黃冊、公私告示禁約、宗法家族文書、宗教祭祀文書，也有徽商的商業合同、借據、會票，另外，地方官府的公務文書特別是各種法律訴訟文書、教育文書等等也數量頗豐。這些文書雖歷經千數百年，但至今依然有大量保存。究其原因，蓋因徽州地處山區，歷代兵燹戰火少有波及。南宋以來徽州歷史上最大的一次戰爭為太平天國運動，但所幸的是戰火對深藏於民間的各種契約文書毀損並不嚴重。除了徽州地處山區的自然條件有利於徽州契約文書的保存外，更為重要的是這些契約文書的實用價值和百姓的保存意識。畢竟在封建社會的後期，生産資料的私有制特別是土地的私人佔有性質沒有改變，因而，雖歷經朝代更疊和社會變遷，但私人對生産資料和土地的所有權是受到政權的法律保護的。比如很多明清甚至是宋元時期的土地買賣契約，在民國改元之後，並沒有失去其效用，而是接受當時政府的驗契。在證明合法、被粘貼上一張驗契紙後，即重新獲得了新政權的認可，成為擁有該塊土地最為合法的文字依據。所謂“有契斯有業，失契則失業”，“全以契券為憑”。

    數量巨大的徽州契約文書在歷史上曾三次大規模地向外流傳。第一次是20世紀的四十年代後期。抗日戰爭勝利後，流落杭州、上海、南京等地的徽州人便開始把一些契約文書拿到市場上出售，以接濟窘困的生活。這是迄今所知徽州契約文書的最早向外流傳。原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方豪先生曾在南京收集到一些，這批資料被先後發表在1971—1973年在台灣復刊的《食貨月刊》上，共12篇，全部以《戰亂中所得資料簡略整理報告》為副標題。方豪在《明萬曆年間之各種價格——戰亂中所得資料簡略整理報告之一》（原載《食貨月刊》第一卷〔1971〕第三期）一文的《前言》中，對自己所收這批契約文書的由來、文書發生地和品相等作了簡單説明，他説：“民國三十五年暮春，寓居南京，難民充斥、地攤上百物雜陳。有人以大批原始文獻求售，本擬全部收買，但財力不足，乃選購若干。……全部資料，似均出於皖南；時間則多屬明代，而余收購部分中，亦有清代初葉、中葉而末葉者。一切文件，保存情形非常良好。僅少數有殘損；惟字跡則有許多為三四百年前商人習慣寫法，或亦有地方俗體字。”這一段時間流傳出來的包括徽州家譜在內的徽州契約文書，不僅被一些收藏家和研究者所收藏，而且上海圖書館等國立圖書館和研究機構也開始在上海、杭州等地進行徽州契約文書和徽州家譜的收購與收藏。

    徽州契約文書的大規模發現和外流是在新中國成立後的20世紀五十年代。1949年4月底至5月初，徽州黟縣、祁門、歙縣、績溪、休寧和婺源六縣先後解放並建立了人民政權。次年，徽州的土地改革運動拉開序幕。從地主家中抄出的失去了現實效用並被當作糟粕的大量珍本古籍和可能成為變天賬之嫌的契約文書被擁有者大量變賣焚燒。據《徽州地區簡志》記載，僅1953年一年，被屯溪和歙縣兩傢俬營土産信託公司收作紙漿的古籍和文書即達1.5萬多公斤。而1956年9月，屯溪市文化館從屯溪爆竹合作社的廢品堆中，一次就搶救出珍貴古籍400多公斤。至於大量不值錢的契約文書，更多的則是被焚燒掉了。

    徽州各種珍稀文獻和文書資料的大量被焚，引起了有關部門的重視。1956年10月，在當時文化部副部長鄭振鐸的親自過問下，屯溪市新華書店專門開闢了古舊書店，負責收購徽州契約文書和古舊書籍。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歷史博物館、北京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和經濟研究所圖書館、南京大學歷史系圖書館、安徽省博物館、安徽省檔案館、安徽省圖書館、黃山市博物館以及黃山市屬各縣和績溪縣、婺源等縣博物館、檔案館、圖書館，都是徽州契約文書的收藏大戶。全國各地高校、研究機構和博物、圖書與檔案部門對徽州契約文書的收集，一直持續到20世紀六十年代“文革”前夕。這是徽州契約文書第二次也是規模最大、價值最巨的一次流播。保守的估計，這次流傳出來被各大收藏機關收藏進庫的徽州契約文書大約有10余萬件。其中，目前已知的南宋時期徽州契約文書全部是這一時期流傳出來的。

    徽州契約文書的第三次流傳出來是在20世紀七十年代末，並一直持續到現在。經歷了十年“文革”的破壞，徽州契約文書再次遭受浩劫，大量被焚燬。改革開放後，密藏于徽州山區的部分契約文書開始引起了海內外學術界的重視，從事文物收購的商販也認識到了這批原始資料的價值，大量進行收購轉賣。海內外收藏和研究機構以及研究者個人，也加入了收購的行列。迄今為止，經過短短的20餘年時間，又有約15萬餘件的徽州契約文書流傳出來。據目前所知，安徽省圖書館、安徽大學、黃山市博物館、黃山高專、祁門縣博物館和安徽師範大學等單位所收藏的近8萬件徽州契約文書，都是近二十年來甚至是最近幾年集中收購的。另外，據筆者保守的調查估計，目前集中在北京、上海、合肥和黃山等地的私人收藏者，在這一時期也收藏有徽州契約文書5萬餘件。現在，徽州契約文書還在不斷地向外流傳，樂觀地估計，在徽州民間尚未流傳出來的徽州契約文書大約還有10萬件左右。

    從上面所見記錄的收藏單位，加上美國、日本、台灣等國家和地區的收藏單位和不為人所知的收藏者所收藏的徽州契約文書來看，其總的絕對數量應當不下于35—40萬件。

    徽州契約文書的學術價值是顯而易見的。有的學者甚至把它的發現與甲骨文、敦煌文收、大內檔案和秦漢簡帛等的發現相提並論，將其視為20世紀中國歷史文化的“第五大發現”。

    首先，徽州契約文書具有顯著的文物價值。徽州契約文書目前所知時間最早的可以追溯到南宋時期，最晚的在民國年間。宋元時期的刻本古籍早已成為珍貴的文物，而徽州民間的契約文書（其中有土地買賣的紅契、皇帝的敕書和名人的墨寶等）作為民間生活的真實記錄，更是彌足珍貴。安徽省博物館收藏的宋元時期的數張徽州契約文書，有的已被文物專家鑒定為一級文物，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其次，它具有重要的學術研究價值。徽州千年契約文書，上起南宋，恰好與敦煌文書的下限相接，所以，其學術研究價值不言而喻。正當敦煌文書研究不斷為海內外學界所關注的時候，徽州契約文書的研究價值頓時便凸現出來。事實上，也正是徽州契約文書的發現，才最終導致了一門嶄新的學科——徽學（亦稱“徽州學”）的産生和繁榮。復次，徽州連續千年的各類契約文書，為我們綜合研究當時徽州和全國社會經濟與文化的發展提供了極其難得而珍貴的第一手材料。最後，正如甲骨文、秦漢簡帛、敦煌文書和大內檔案等四大文獻的發現促成了甲骨學、簡帛學、敦煌學和明清檔案學等四個新興學科一樣，徽州契約文書的發現與研究也必將促成徽學的産生和繁榮。（卞利）

    光明日報2002/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