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移民歷史看，這完全不符合實際。只要舉出中國歷史上的幾次大移民的規模，就不難作出結論。

    漢武帝時曾實施大規模的移民：元朔二年（前127年）招募10萬人遷朔方，安置在今黃河、烏加河一帶的河套平原和黃河以南地區，移民來源很廣，主要來自關東（今太行山以東的河北、山東、河南、安徽等地）。元狩四年（前119年）關東連年遭受水災，72萬多貧民被遷往今內蒙古南部、山西西北部、陜西西北部、寧夏南部和甘肅河西走廊。元狩五年，“天下姦猾吏民”被遷往邊區，估計有數萬人。元封元年（前110年），今福建境內的閩越人被遷往江淮之間，估計有十余萬人。加上其他一些由官方組織的移民，在20多年的時間裏，完全由政府實施的移民不下120萬。這些移民的絕大部分，從遷移到定居的費用完全由官方負擔，沿途有大批官吏和士卒監護。移民遷移的距離至少數百公里，最遠的有二三千公里。當時漢朝的總人口大約是3600萬，移民佔總人口的三十分之一，超過3％。

    北魏太和十七年（493年），孝文帝決定由平城（今山西大同）遷都洛陽，至太和十九年，平城周圍的官民百姓全部遷至洛陽及周圍地區，總數超過100萬。

    明朝初年實施大規模移民，一部分是通過行政手段強制實行，或通過軍事駐防的方式安置，大部分是通過官方給予優惠政策的方式引導實行的。主要有：將江南的富戶和無地農民遷至今安徽鳳陽一帶；將各地官吏、富戶、工匠、士兵等遷往南京；通過設立衛、所的方式將軍人及家屬遷往全國各地駐防，最遠的到達雲南、甘肅等地；將從塞外投降或被俘的蒙古軍民安置到北方各地；將山西北部和內蒙古的邊民遷往鳳陽；從山東、江西等地移民于鳳陽；山西人口被遷往山東、河南、河北、北京等地；江西百姓遷往湖北、湖南、安徽、四川、江蘇北部；湖北、湖南、安徽、江西人口遷入四川；軍民移民總數達1100萬，約佔總人口的16％。即使只計非軍事移民，總數也有約700萬，超過總人口的10％。

    清初康熙、雍正、乾隆年間制訂優惠政策，鼓勵移民遷入四川，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由湖南、湖北、廣東、江西、福建及貴州、陜西等地遷入四川的移民及其後裔達到600多萬，佔當地總人口60％以上。

    1860年起清朝開放東北的“封禁地”，以後又採取鼓勵政策，山東、河北及北方各地的移民大批遷入東北，至清末，移民累計超過1000萬。

    以上所列，並不包括中國歷史上發生過的三次大規模人口南遷，如北宋靖康之亂（1127年）後的人口南遷，總數有數百萬。也不包括戰亂間或掠奪性的移民，如十六國期間由後趙在4世紀前期的二十多年間從北方各地強制遷移到襄國（今河北邢臺）一帶和在境內遷移的人口達數百萬。

    三峽移民的總數據估計會有120萬，在重慶市的人口中約佔4％，在全國13億人口中只佔不到千分之一。從開始規劃到移民全部遷完，時間超過10年。到目前為止，大多數是就地遷移，距離不過數十公里，只有少數遷往外省市如海南、福建、上海、江蘇、湖南、江西等。而中央和地方政府直接或間接投入的資金也是空前的。可見，無論從移民的數量、遷移距離、佔總人口的百分比、遷移的難度等各方面，都無法與歷史上由官方實施的大移民相比，根本不能稱為中國歷史上最大，更不用説世界移民史之最。

    當然，三峽移民是在中國人口已經高達13億的情況下進行的，加上大多數移民是就近安置在長江沿岸山區，人口容量有限，生態環境脆弱，的確有相當大的難度，但這些不能成為不顧歷史事實，片面誇大三峽移民在中國移民史上地位的理由。

    這一錯誤的説法已延續多年，我希望能到此為止，不要留作歷史的笑柄，也不要成為三峽工程歷史記錄中的誤區。 （作者為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文匯報》2002/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