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 出版　圖書館　文化

    一

    商務印書館、東方圖書館是與我國著名出版家張元濟的名字緊密聯繫在一起的。1903年，張元濟應商務印書館創始人夏瑞芳之邀，出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張元濟在《東方圖書館緣起》一文中回憶道：

    光緒戊戌政變，余被謫南旋，僑居滬讀，主南洋公學譯書院，得識夏君粹芳于商務印書館。繼以經費短絀，無可展布，即舍去。夏君招余入館任編譯。余與約，吾輩當以扶助教育為己任，夏君諾之。

    在有此默契的基礎上，立志高遠的張元濟次年便開始設立編譯所圖書資料室(1909年取名“涵芬樓”)，並以“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兩京，遠馳域外”為圖書蒐求原則 ，開展了大規模的圖書尋訪活動。

    我國傳統出版業歷史悠久，歷代遺留下來的典籍浩如煙海。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許多珍貴的古籍善本書不僅是新出版業不可多得的出版資源，而且以皕宋樓藏書外流日本為凶兆 ，帝國主義對我國古代文化遺産的覬覦之心不可小覷。有鋻於此，張元濟對古籍和善本書的收購，傾注了極大的心力，並且一開始就得到我國著名目錄版本學家繆荃孫、傅增湘的協助。北京位居京城，故家藏書多，琉璃廠書肆更是古籍善本的淵藪，張元濟談及此時曾説道：“每至京師，必捆載而歸。賈人持書售求，茍未有者，輒留之。”

    私家藏書聚散無常，因而是張元濟的重點求購對象。從20世紀初年起，由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介紹，張元濟以商務印書館的名義收購了紹興熔經鑄史齋的全部藏書，接著購買了長州蔣氏秦漢十印齋的藏書，廣東豐順丁氏持靜齋的藏書，以及清宗寶盛氏意園藏書數十種，其中有影元鈔定本《元秘史》、影宋鈔《事實類苑》、《公孫談圃》、明覆宋《宣和遺事》、嘉靖本《長安志》等，後又親自到太倉，購入顧氏聞齋的藏書。顧氏所藏，大多為黃蕘圃、汪閬源兩家故物，其中有不少是稀世之寶。昭文張金吾所輯的《詒經堂續經解》，也是從聞齋得來的。後來陽端氏、巴陵方氏、荊州田氏、南海孔氏、海寧孫氏、江陰繆氏的藏書先後散出，張元濟輾轉蒐求，頗有收穫。如宋刊本《六臣注文選》，得之陽端氏；宋黃善夫刊《史記》、南北宋刊合配的《南華真經》，得自荊州田氏；宋刊元修的《資治通鑒》，得自南海孔氏；宋慶元刊《春秋左傳正義》、撫州本《春秋公羊傳解詁》、 宋紹興刊《後漢書》，得自海寧孫氏。此後又陸續收藏了烏程蔣氏密韻樓藏書，揚州何氏藏書。在這兩批書中有不少精本。《永樂大典》十余冊，就是從密韻樓得來的。這十余冊《永樂大典》之所以可貴，是因為武英殿聚珍本《水經注》所自出的前半部，即在其中。

    除蒐購之外，張元濟還採取其他形式向公私藏家移錄副本，或分別借照。如通過繆荃孫從江寧圖書館移錄錢塘丁氏八千卷佳槧；從傅增湘借影《冷齋夜話》、《老學庵筆記》、《避暑錄話》、《曲洧舊聞》、《白虎道德論》；從平湖葛氏傳樸堂借抄地方誌，等等，數量都很可觀。

    西學東傳與西籍中譯對我國現代文化的啟蒙與現代出版業的萌生有著不可抹煞的催生作用。因此，張元濟亦極其重視對世界各國名著及報刊資料的收集與利用。據曾在商務印書館從事編輯工作的茅盾回憶，在1918年左右，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已經藏有不少英文名著，如《人人書庫》、《新時代叢書》等。這些叢書裏收集了許多西方資産階級政治、經濟、哲學、文學名著和英國以外的文史名著英譯本，從希臘、羅馬時期的著作到易卜生、比昂遜等人的著作，都應有盡有。著名的外文報刊，如荷蘭出版的《通報》，英國亞洲文會出版的《學報》，出版長達一百餘年的德國的《李比希化學雜誌》，都藏有全套。此外還收藏了15世紀以前的西洋古籍多卷。在收藏的圖片中，有羅馬教皇教廷宮所藏明末唐王的太后、王后、王太子及其司禮監太監皈依天主教上教皇書的影片。這是張元濟在歐美考察時所收購，尤其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

    在廣泛蒐集中外圖書的基礎上，為紀念商務印書館創業30週年，商務印書館所主辦的東方圖書館于1926年5月3日舉行開館儀式，1927年正式對外開放。對外開放時的藏書量，據《東方圖書館概況》記載：共計藏書33萬餘冊，中外雜誌900多種， 中外報刊45種， 地圖約2 000幅， 各種照片約10 000余張。後又經多年蒐求，在1932年11月28日東方圖書館毀於日軍炮火之前，東方圖書館共計有藏書51.8萬餘冊，圖表照片5 000多冊。除普通書籍外，善本書中，有宋版書129種，2 514冊；元版書179種，3 124冊；明版書1 419種，15 833冊；清代精版書138種，3 037冊；抄本1 460種，7 712冊；名人批校本288種，2 126冊；稿本71種，354冊；雜誌31種，383冊(以上數據不包括1931年購進的揚州何氏藏書四萬餘冊，因其部分版本尚在整理)，從而使東方圖書館成為當時中國藏書量首屈一指的公共圖書館，涵芬樓(東方圖書館之組成部分)亦成為以收藏善本書而馳譽海內外的著名藏書樓。

    二

    新出版業甫始，圖書資料與編譯出版有著十分直接的聯繫。如果沒有足夠的圖書資料，編輯出版工作就不會有紮實的基礎，甚至舉步維艱。張元濟對此有著深刻的體會。他在《涵芬樓燼余書錄序》中説：

    余既受商務印書館編譯之職，同時高夢旦、蔡孑民、蔣竹莊諸子鹹來相助。每削稿，輒思有所檢閱，苦無書。求諸市中，多坊肆所刊，未敢信。乃思訪求善本 ，暨收藏有自者。

    這是商務印書館最初收購圖書資料和收藏善本書的動機。另外，商務印書館創業伊始即從事 西學譯著的出版，因此，無論是參考，還是翻譯，都需要有足夠的外文書籍才能夠有所取捨，所以對外文圖書也必須兼收並蓄。

    編輯的案頭工作亦須臾離不開參考圖書資料。1915年商務印書館出版《辭源》後，即著手編輯出版各種專科辭典，其中如《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中國人名大辭典》等，擬收的許多人名、地名等，必須用志書補充材料，由此激發了張元濟對蒐集地方誌的重視。他一方面在上海就地收購，一方面要求各地分支館協助收購和借抄。當時涵芬樓有兩個人專門抄錄借來的罕傳方志。1915年以前，涵芬樓僅收藏有地方誌50余種，到1926 年東方圖書館開館時，“方志一門，已有二千一百餘種”，使地方誌收藏成為東方圖書館館藏的顯著特色之一，“各地議修新志者，書缺有間，每馳書相假，圖書館借抄者又絡繹不絕”。

    影印古籍是商務印書館的另一項重要出版活動，涵芬樓所藏古籍善本在其中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商務印書館影印的古籍叢書最為著名的有《四部叢刊》、《百衲本二十四史》、《 叢書整合》等。談及影印古籍的目的，張元濟在《印行〈四部叢刊〉啟》中指出：“自鹹同以來，神州幾經多故，舊籍日就淪亡，蓋求書之難，國學之微，未有甚於此者。”其焦慮之情躍然紙上。又在《百衲本二十四史序》中説：“長沙葉換彬〈德輝〉吏部語余，有清一代，提倡樸學，未能匯集善本，重刻《十三經》、《二十四史》，實為一大憾事!余感其言，慨然有輯印舊本正史之意。”《四部叢刊》從1919年開始出書，1922年印成 。這是一部包羅宏富的大叢書。它集合經、史、子、集之書333種，共8 548卷， 裝訂為2 100冊。1926年重印，加“初編”序次，稱《四部叢刊初編》。至1929年完成，抽換了21種版本，給一些書加了校勘記，仍為333種，但增加到8 573卷，2 112冊。初編採用的底本，以涵芬樓所藏為主，同時遍訪海內外公私所藏的宋元明舊槧。其最著者，如江南圖書館、北京圖書館(原名京師圖書館)、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烏程劉氏嘉業堂、烏程張氏適園、海鹽張氏涉園、江安傅氏雙鑒樓、江陰繆氏藝風堂、長沙葉氏觀古堂、烏程蔣氏密韻樓、南陵徐氏積學軒、上元鄧氏君碧樓、平湖葛氏傳樸堂、無錫孫氏小綠天、閩縣李氏觀槿齋、秀水五氏二十八宿研齋、常熟鐵網珊瑚人家，以及嘉興沉氏、德化李氏、杭州葉氏、日本岩崎氏靜嘉堂文庫，基本上網羅了當時所存的珍本秘籍。以版本來區分，其中有宋本四十五，金本二，元本十九，影寫宋本十三，影寫元本四，元寫本一，明寫本六，明活字本八，校本二十五，日本、高麗舊刻本七，釋道藏本四，其餘沒有舊刊本的，也都是經過精選的影抄、傳抄和明清兩代的精校精刻本。

    考察20世紀20年代、30年代的中國學術界與出版界，其滲透共生現象十分顯著，耐人尋味。大而言之，可以概括為文人借出版而揚名，出版人借學術而聲顯(前者如魯迅、蔡元培、陳獨秀、胡適等，後者如張元濟、陸費逵、王雲五、沈雁冰、葉聖陶等)，具體表現為文人廁身於出版事務，出版人傾心於學術研究。例如，在當時的出版界，許多書籍(特別是中小學教 科書、大型工具書、古籍叢書等)的策劃、編纂與出版是由編輯部門一手經辦的，這也從一個側面説明瞭圖書資料對書局生存、發展的重要性。例如，有人曾根據《商務印書館圖書目錄》(1897～1949)和上海圖書館編印的《叢書綜錄》(1959年版)作過粗略統計，商務印書館(涵芬樓)在解放前出版的古籍叢書共計43種(現代人自著叢書《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劉申叔先生遺書》不計在內)。其中由張元濟等自輯，或用涵芬樓名義和商務印書館編輯人員名義輯印的叢書共計12種，內有影印本6種，排印本5種，影印兼排印本1種，其中《涵芬樓秘籍》係影印兼排印本(影印28種，排印33種古籍)。古籍的整理出版是一項頗見學術功底的工作，非有深厚的國學涵養難以承擔此任，而張元濟正是借此奠定了其在中國出版界、學術界的獨特地位。我國著名目錄學家顧(廷龍) 先生在《涉園序跋集錄後記》中評價張元濟先生時説道：“菊生先生耆年碩德，經濟文章，併為世重。余事致力於目錄、校勘之學，而尤以流通古籍為己任。數十年來，巨編之輯印 ，孤本賴以不絕。其嘉惠後學，實非淺鮮。”茅盾在評價張元濟時亦寫道：“在中國的新式出版事業中，張菊生確實是開闢草萊的人。他不但是具有遠見、有魅力的企業家，同時又是一個學貫中西、博古通今的人。他沒有留下專門著作，但《百衲本二十四史》每史有他的跋，以及所輯《涉園叢刊》各書的跋，可以概見他于史學、文學都有高深的修養。”茅盾在這方面亦是一個範例。他在《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和革新〈小説月報〉的前後》一文中説：“在此(指任商務印書館編輯筆者注)不為利不為名，只圖涵芬樓藏書豐富，中外古今齊全，借此可讀點書而已。”茅盾在商務印書館任編輯期間編譯創作的大量作品，如寓言、神話、科幻小説，大部分都是以東方圖書館藏書作為資料來源，從而為其成為一代文豪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社會，民智未開，大眾教育尚未普及，公共圖書館、社會教育機構等現代文化設施尚處在與現代出版業一同起步的創始階段，還遠遠不能滿足學者文人著書立説和普羅大眾學習科學文化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在出版業民營化、書局自負盈虧的現實條件下，書局作為聯繫作者與讀者的紐帶，其生存與發展維繫于社會教育的普及與提高。因此，在20世紀30年代，東方圖書館的對外開放，對商務印書館來説，既實現了夏瑞芳的遺志，又符合張元濟的夙願，同時亦為商務印書館培育了作者和出版物市場。對社會而言，則輔助了教育和學術活動，對上海的廣大市民乃至全國的青年學生、學者、專家來説，都有極大的好處。

    據史料記載，東方圖書館的建築是一座漂亮的鋼骨水泥五層大廈，地址在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總廠對面，佔地200方丈，建築費10萬元，是在歷年積存的公益金項下撥給的。1924年5月落成，供圖書館和同人俱樂部使用。東方圖書館成立後，于1927年起，每日下午定時開放，供公眾閱覽。據統計，1929年進館閱覽人數近3萬人，1930年為3.6萬餘人。1929年東方圖書館還開設流通部，採購新書數萬冊，專備借出館外閱覽。

    在我國近代圖書館發展史上，1902年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正式設立圖書館。東方圖書館雖于1927年才對外開放，但早在1904年即開始收藏圖書。依託商務印書館雄厚的經濟實力和便利的條件，其被炮火摧毀前藏書已達51.8萬餘冊，是當時全國藏書最豐富的圖書館(據《圖書年鑒》載，北京圖書館當時只有藏書40余萬冊)。另外，東方圖書館還于1928年開辦圖書館講習所，設立汽車圖書館，並製成書名、著者、分類、譯者、叢書等卡片目錄30余萬張，便利讀者查閱圖書。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王雲五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後，兼任東方圖書館館長。在此期間，他對圖書的分類發生興趣，在杜威十進分類法的基礎上對類目加以擴充，以便容納中國特有的圖書，如中國古代群經諸子及中古、遠古哲學著作等，併發明用四角號碼取著者號，並於1928年底出版了《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王雲五把所有東方圖書館的四五十萬冊圖書都依據此法分類。後來商務印書館編印冊數繁多的《萬有文庫》一、二集4 000冊， 以及《叢書整合》初編4 000冊， 都依此法分類，並把類號印在每一冊書的脊封上。因此，可以説東方圖書館以其先進的、規範的圖書館管理活動，在理論及實踐的雙重意義上為我國圖書館事業的形成與發展亦作出了獨特的貢獻。

    參考文獻

    1. 王紹曾著．近代出版家張元濟．商務印書館，1984

    2. 商務印書館編．商務印書館九十年．1897～1987．商務印書館，1987

    3. 彭斐章主編．中外圖書交流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4. 王余光著．中國新圖書出版業初探．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8

    5. 茅盾．我所走過的道路(上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6. 韓文寧．張元濟對中國近代圖書館事業的貢獻．圖書與情報，1998（2）

    （作者曾建華/王開寧 單位：武漢大學出版社）

    《出版科學》2002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