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廣場一帶有許多家書店。當年常去的幾家中，離哈佛園最近的3家是專賣新書的，稍微多走幾步路，則還有四五家舊書店。就説這附近的幾家，這次再去看，似乎還都是老樣子，不僅經營的方式和特色依舊，甚至連店面的佈置也未變。最老的一家是哈佛書店，它主要銷售人文社科類的學術著作。從哈佛園的瓦登納圖書館的後門出來，過街便是；另一家位於廣場的西頭，店名Wordsworth的音譯為華茲華斯，與英國浪漫主義大詩人同名，意譯則是“字有所值”，一爿書店取這樣的名字真是再合適不過。與哈佛書店相比，這個店銷售書籍的種類更雜一些，學術類的書籍似乎更普及，更貼近哈佛學生課業參考書的要求，此外，它還賣各種暢銷的小説非小説、電腦指南、旅遊畫冊等。這裡的特點是所有的新書一律按9折出售，所以這裡每本書後的價簽上都有兩個價碼，上面一個是一般市場價，下面一個是“我們的價格——市場價的九折”。這樣一比較，每一本書可以省下多少錢，顧客一目了然。

    位於這兩家書店的當中，還有一個哈佛大學出版社的門市部，它店面不大，不沿街，縮在哈佛行政管理大樓樓下的甬道裏，但書好也不怕巷子深，況且它也有一點非常吸引人的地方：你若經常來這裡，就能很便宜地買到一些品質極高的好書，它經常輪番地選上幾種書降價，售書人會抽出幾本，在後面標上一個很便宜的價格，你要是碰巧撞上，那就算你的運氣，因為擺在它旁邊一個書架上的同樣的書賣的就是原價。W.傑克遜貝特的那本獲普利策傳記獎的《濟慈傳》，我在這裡是以6美元買到的，而在幾十米開外的哈佛書店，同樣的這本書，價格是二十六七個美元。

    但是哈佛書店也有自己的高招。它分上下兩層，沿街的店面售新書，賣的是原價。地下還有一層，售舊書，書價減半。但這裡的半價書大致又分兩種情況。一種是真正的二手書，價格為書面標價的一半。美國這些年書價上漲很快，現在一本書二三十美元是常事。可是，過去出版印刷的書，相對來説價格就要便宜得多，版本舊一點的，封面上的建議售價貴的十來個美元，便宜的四五個美元，再打5折後，價格就很有吸引力了。另一種情況不是舊書，而是新書，但是，是書店認為不太賣得動、或已經積壓了一定時日的書，被稱為“剩餘書”（remainders）作處理銷售。這種書中，有的其實是很搶手的好書，只是由於出版社過高估計了需求，印得太多而造成了積壓；有的則是因為市場變化太快，文壇的風向一變，本來是走紅一時的書，頓時成了明日黃花。如前些年，耶魯大學教授哈羅德布魯姆出了一部《西方的典律》（The Western Canon，1995），此書按説只能算是他個人對初涉西方文學者的一種入門嚮導，但由於他點名批評了時下風行的一些理論流派代表人物，成為頗具爭議性的人物。他的這本書因此而印量激增。這次我看到哈佛書店的窗臺上放了厚厚的一摞，標價僅為＄5.95，我本以為銷路不好，誰知兩三個星期以後，居然也都賣完了。這批書售罄後，你若從廳堂的書架上取一本同樣的書，那價格就是＄15.95。可見這種降價處理書，對於正好需要的專業讀者來説，仍是撿到的一個便宜。另外，這裡還有一種多買打折的優惠。常客可以要一個購書記錄卡，購滿100美元，則憑卡可以享受一次購書200美元以下打8折的優惠。

    一般説來，書店的書都是分類上架，文學、歷史、哲學……，在大的分類之下再按作者姓名的字母順序排列，但哈佛書店這裡對一些新學科則還有它自己更細、更專門的分類。從這些新的分類，以及書店顯著位置上陳列的新書，讀者或可看到美國學術界當下的某個熱點，或某個時期內新的學術動向。比方説，認知科學是本世紀、特別是近幾十年迅速發展起來的一門跨學科的知識，它既不同與傳統的哲學，也不同於一般意義上的人文、社會科學。它是本世紀自然科學（如腦神經學、心理學等）的最新發展與一些新興的人文社會學科（如語言學、科學哲學史等）相交叉、相結合的産物。現在這方面的論著之多，已足以形成一個獨立的學科，所以只好另立了一個“認知科學”的欄目。

    再譬如，84、85年那時候，“文學理論”也是專架陳列的。福柯、德里達、耶魯的“四人幫”以及後現代理論的大師們，如利奧塔、詹明信等人的著作，都是擺在最顯眼位置上的搶手貨。除了解構理論外，在“文學理論”的總欄目下，又細分了“讀者反應批評”，“女權主義批評”，“精神分析批評”等等。記得當時最出風頭的是泰瑞伊格爾頓的一本《文學理論入門》。而這一次，“理論”（其實應該讀作後結構主義文論）顯然已是強弩之末，原先“文學理論”的一排書架已一分為二，約三分之二已易名“文化研究”，另外的三分之一則劃歸“女性研究”。而當年紅火的那些理論大師們，也已經過了重組，仍能在“文化研究”中發揮指導作用的，當然在這裡還保留著他們的位置，例如福柯，似乎勢頭未減。但德里達的風頭似乎已不及哈貝馬斯，後者近年來一部接一部的煌煌巨著，擺了相當醒目的一片。這種位置的變遷和升降頗耐人尋味。德里達畢竟是一大重要哲學流派的代表，故而保留有他的一席之地也是理所當然，但原先那一窩蜂為解構哲學作注打補丁的，顯然就沒有那麼幸運了。記得當年喬納森卡勒的《論解構》，曾作為文科的必讀參考書而一直陪放在解構哲學欄中，可現在，二手書攤上擺得到處都是，反襯出一種學界的世態炎涼。而最能令人感到理論風向變化太快，甚至快得讓人駭怕的是韋勒克的遭遇。老先生剛去世不久，他的8卷本《近代批評史》的後幾卷就被挪到了“處理書”類中折價銷售了。

    因為“文化研究”成了時興的顯學，近年來一些專治當代文化的歐陸理論家，如皮埃爾布迪埃、讓鮑德里亞等，就被推上了比較顯赫的位置。他們這幾個，再加上更早成名的福柯、哈貝馬斯等，這些人所做的課題面比較寬，哲學、文化生産、後現代、意識形態批判等都搭得上，所以也都被放進了“文化研究”一欄。前些年，後現代是個很時髦的話題，現在這個話題還是有人在談，但已從過去的叫好和提倡變成了質疑和批評。例如，曾經寫過一本深入淺出的《解構》而被德里達稱為“解構哲學最好的闡釋者”的克裏斯托弗諾裏斯，現在則成了後現代主義最激烈的批判者。前幾年他出了《後現代主義錯在哪？》一書，直接向後現代理論發難，最近又出了《重新尋回真實：文化相對論批判》，向西方理論界在大談後現代理論以來所出現的文化相對主義，又投出一枚重磅炸彈。後現代理論流行以來，原先浪漫主義的一個常用術語“崇高”（sublime），被賦予了新意，成了描述所謂“言説那不可言説，再現那不可再現”的後現代現象的一個概念，新的研究對象和新的理論概念出現，反過來又推出了新的理論家。這幾年出了一個叫斯拉沃伊齊澤克（Slavoj Zizek）的，大談“意識形態崇高對象”的書也是出了一本又一本，據説已成為當下激進後生們的理論依傍。可惜的是按照姓名的字母順序排列，他總是只能委屈地蹲在末座，顧客若不是慕名而來索求，他往往就會受到忽略。

    十天半月下來，腦子裏忽然閃過一念，與十幾年前相比，來逛書店的人似乎發生了某種變化。準確地説，來店人中具有明確購書目的者的比例顯然增大了，那種舍得化時間“泡”在書店裏，而且一泡就是兩三個小時、把瀏覽本身當成一件樂事的人，今天已越來越難找到。開始我還以為是一種錯覺，後來經過仔細觀察，發現果真是這樣。不要説在新書店裏，即使在舊書店，也幾乎不再見到那種一屁股坐下就不動窩的書迷書癡。這是否暗示美國人的讀書方式發生了某種變化？想來是的。究其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壓力，二是助力。所謂壓力，美國學界歷來有“不發表則自斃”（publish or p erish）的説法，有成果發表方能被錄用，再有成果發表方能晉陞，出版的壓力幾乎成了懸在學人頭頂的一把利劍。在此壓力下，讀書就成了出成果的手段。帶著這種功利性的目的讀書，哪還容得自娛的悠閒。所謂助力，則是因為電腦的普及。圖書館的情況也許更能説明問題。離我住處一個街口就是供哈佛文科學生使用的希裏斯圖書館，這裡除了有精選的藏書，還出借各種影視錄影、音樂光碟，館內有一流的閱覽設備，桌椅檯燈也都一應俱全。然而，儘管有這麼好的條件，我每次去借書時，卻幾乎碰不到來館借書的學生。詢問管理員才知道，現在電腦聯網後，坐在家裏就可以通過網路查詢所需的資料，有了電腦資料庫，做論文幾乎就成了一種裝配生産線的操作。照這樣發展下去，大概人腦總有一天會統統都換成電腦，到那時候，一個不讀書也能做論文的時代也就到來了。不知怎的，一個念頭倏然閃過：我或許應該為自己不能進入那樣的時代而感到慶倖？

    《中華讀書報》2002/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