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頭幾句話，如何吸引眾人心

    人們都知道“萬事開頭難”。但是，“好的開端便是成功的一半”。在聯合國這個講壇，各國外交官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説話”，這其中是大有講究的。

    曾任我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的王學賢大使有一次應邀到美國西部的一個城市作演講。他一語雙關地説：“我來西部以前，總以為這兒的每個人都腰插兩枝短槍，見誰不順眼就拔出來給他一梭子。今天，我發現大家其實都挺友好的。我想，中美之間加強相互了解是非常有益的！”話音剛落，全場笑聲、掌聲頓起。

    外交部國際司司長李保東的開場白有時雖帶點“土渣子味兒”，但同樣具有“國際水準”。1998年底，美、英兩國對伊拉克進行空中襲擊，導致伊拉克政府拒絕與聯合國合作，伊拉克問題一時陷入僵局。為了打破“堅冰”，1999年9月，中方作為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的協調員，在倫敦召集五個常任理事國的國際司司長進行磋商。當時任協調員的李司長道了一段開場白：“記得我小的時候，遇到晚上翻來覆去睡不著覺，我奶奶就叫我將枕頭換個方向試試，結果還真靈。今天，我們磋商的目的，就是換個角度來討論一下如何解開伊拉克問題這個‘死扣’。”這種“以小見大、語重心長”的開場白，一下子就將其他常任理事國同行的“心扉”打開了。大家“促膝”交談，最後終於達成了共識，從而為推動伊拉克問題的解決進程做出了努力。

    江湖上喜歡用“師父領進門，修行靠個人”的戒律。我通過“偷師學藝”，雖未得到“真傳”，但在一些場合也能“東施效顰”，而且還真的“屢試不爽”。

    2001年2月底，我國與聯合國在北京合作舉辦一個人權問題的研討會，聯合國人權高專羅賓遜夫人專程來京參加。這次會議非常重要，討論的議題也比較嚴肅。那天上午，各國駐京使節到場參加了開幕式。外交部副部長王光亞和羅賓遜夫人在會上分別致了開幕詞。開幕式後，嘉賓們陸續離場。

    接下來的實質性討論由我主持。我一敲槌子，説道：“中國有句俗語：‘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既然嘉賓們都走了，該輪到俺們‘猴子’活動的時候了。我現在請大家就會議議題坦率地展開討論。”中外專家全都忍俊不禁。在這次會議上，大家在輕鬆的氣氛中討論了嚴肅的話題。會議取得了預期的效果。

     我曾于2000年6月赴法國巴黎，參加亞歐會議第三屆非正式人權研討會。會上，我作為政府代表就人道主義干預問題發表主旨講話。那一次，我是這樣拉開“帷幕”的：“巴黎是一個車水馬龍的大都市。身處此地，我突然想起我小的時候，姥姥曾囑咐我：過十字路口時要切記抬頭看交通燈。紅燈停，綠燈行。今天，我們處在世紀之交的十字路口，面對許多複雜的局面，我們是停，還是行？何時停？何時行？這些都需要我們認真研究和做出決定。”我的這個“段子”後來被收錄到會議的發言集中。

    ■李肇星巧用“同音字”

    聯合國是一個藏龍臥虎、奇才輩出之地，雲集著各國優秀的政治家和外交官。這些人具有豐富的經驗和聰明的才幹，其言談笑語別具一格，或順水推舟，以柔克剛，或唇槍舌劍，針鋒相對，實在是獨攬“風騷”。我本人就“親耳”領略了幾回。

    其一：1995年係聯合國成立50週年。由於次年將是秘書長改選年，因此，人們都在想方設法打聽“小道消息”。在聯合國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有記者突然問時任秘書長的加利：“明年是秘書長選舉年，你是否考慮過將競選連任下屆秘書長？”只見加利微微一笑，慢條斯理地答道：“古埃及有一句諺語：‘舊鞋好穿’。”全場當即為之一震。

    其二：在一次安理會會議上，我國常駐聯合國代表李肇星大使在投棄權票後做了解釋性發言，指出在該項維和行動中，援引《聯合國憲章》第七章，授權採取強制性行動的做法，不應構成安理會部署其他維和行動的先例。

    會後，一位操英語的西方國家大使特意走過來，略帶譏諷地問道：“When does a precedent become not a precedent?（先例什麼時候才能不成為先例？）”李大使當時未予糾纏，隨勢指了一下坐在會議廳中央的安理會主席，答道：“（When a President is not president,he is an Ambassador.（主席不當主席時，自然就會成為大使了。）”李大使將“先例”和“大使”兩個發音相似、意義迥異的英語詞如此巧妙地串聯作答，可謂天衣無縫。對方當時討個無趣，悻悻離去。

    其三：1995年10月的一天，安理會舉行情況通報會。非洲統一組織秘書長薩利姆到會向安理會15個理事國大使通報非洲局勢情況。他的談話內容全都是“難題”，如非洲地區目前衝突疊起、難民倍增、外援缺乏、維和不力等。話畢，整個會議室氣氛沉悶，大家“愁眉緊鎖”，一臉“舊社會”。見場內無人回應，我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王學賢大使當即用英語開了腔。他説：“以往我們在安理會説慣了歡迎聯合國秘書長布特羅斯布特羅斯到會，今天我在安理會想説一句歡迎非統秘書長薩利姆薩利姆到會……”借助於兩位秘書長姓名重疊之處作開場白，不但工整對仗，而且娓娓動聽。在場的賓主頓時“笑挂眉梢”，會議室內也“烏雲四散”，變為“解放區的天是晴朗的天”！

    其四：2001年9月6日上午，聯合國千年首腦會議在紐約聯合國大樓內舉行。按照會議規定，每位國家元首只能在主席臺上發言5分鐘。輪到馬爾地夫共和國總統加堯姆先生發言時，只見他直截了當地説：“主席先生，我只有5分鐘的時間，因此我的發言將簡單明瞭。首先我願祝賀你擔任千年首腦會議主席的職務，並祝賀秘書長向會議提交了一份出色的報告。我將用下面的4分37秒談談我們國家對新千年的一些關切和希望……”聽到這裡，全場發出一片笑聲。

    元首和首腦們原來就對5分鐘的限制心存“不滿”，加堯姆總統的獨特開場白頓時吸引了全場的注意力，並在場內産生了共鳴。在發言結束時，加堯姆總統又幽默地説：“現在我只剩下30秒鐘了。我們最後應該做出承諾，去拯救我們的地球。如果我們不作任何承諾就離開這個會議大廳，這將是一種遺憾。我在臺上的發言時間結束了，但我祝願我們國家存在的時間永遠不會結束！”這一前後呼應獲得了全場的熱烈掌聲。

     ■粗心大意，“驚險”就在一剎那

    在安理會這個重要的多邊場所，要把外交工作搞好，需要切記“謹慎細緻”四個字，若有半點“粗心大意”，弄出“洋相”事小，釀成失誤事大。

    但是，“人非聖賢”，這種“陰錯陽差”的事件卻屢見不鮮。我在紐約工作期間就“有幸”目睹了幾起。

    1995年1月27日下午，安理會舉行公開會議，審議莫三比克問題。莫三比克外長希邁奧不遠萬里專程到會發言。會上，只見他在大廳內對著講稿宣讀莫三比克政府的立場。讀著讀著，他突然“卡了殼”。原來，他隨身所帶的講稿缺了一頁。

    在眾目睽睽之下，這位外交人物尷尬地急忙翻騰手中稿紙。坐在其後的副手見外長回頭才恍然大悟，連忙將講稿的副本遞過去，最後才算“解了圍”。

    也是在同一次會議上，美國大使擬在發言稿的第一句對莫三比克外長出席安理會表示歡迎。但是，在其列印好的講稿中卻仍然使用莫三比克前任外長莫坎比的名字。其實，莫坎比外長已于1994年底升任莫三比克總理了。看來美國的“情報”也偶有“失誤”。幸虧“天助彼也”，美國大使的發言安排得比較靠後。他聽著聽著，發覺有點“不對勁”，隨即“神不知、鬼不覺”地將自己手中講稿的稱呼誤處更正過來，避免了“張冠李戴”。

    另一件事情發生在1995年9月26日。這一天，安理會為紀念聯合國成立50週年，特意舉行了一次外長級會議，回顧聯合國安理會半個世紀以來的“功過成敗”。這天，在莊嚴宏偉的安理會大廳內，十多個外長衣冠楚楚，正襟危坐。只聽小木槌一敲，擔任會議主席的義大利女外長阿涅利夫人以渾厚的女中音宣佈“會議開始……”不知是麥克風還是線路出現故障，代表們的耳機聽不到任何同聲傳譯。會場頓時“鴉雀無聲”。

    當時有人私下抱怨道：“工作人員早幹啥來著？”還是主席見多識廣，“政策水準高”。只見她急中生智，煞有介事地大聲説道：“是不是有人搞破壞？”此話一齣，當場“幽”了大家一“默”，會場氣氛隨即緩和了下來。

    無巧不成書。我在這次外長會議上也趕上了一次“機會”。當時是錢其琛副總理兼外長參加會議。他的發言稿是由國內準備的，帶到紐約後由常駐聯合國代表團負責印出中、英文本各數百份，以供發言後散發。出於保密考慮，發言前我方陪同人員無法人手一份。而我“近水樓臺”，先索得了一份。在會上，大家都集中精神聽會。當我“下意識”地預覽發言稿時，突然發現稿子的開頭“按例”寫著“主席先生”，結束語也寫著“謝謝主席先生”。我當即出了一身冷汗，立即掏出鉛筆將“先生”兩字改為“女士”，“不顧一切”地從旁聽席上衝到中國席位上，將這一更正遞給在座的外交部副副部長李肇星。李副部長一看，二話不説就往錢副總理手上送去。剛過一會兒就輪到錢副總理髮言。當聽到他聲音洪亮地讀出第一句“主席女士”時，我心中的“石頭”才算落了地。我迄今仍保存著這一頁紙，並經常拿出來“品嘗”個中“味道”！

     ■“送禮風”刮進聯合國

     常言道：“禮輕情意重”。贈送禮品，不是為了滿足對方的慾望，也不是顯示自己的富有，而是為了表示對別人的感謝。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送禮之風”也刮進了安理會！我在安理會工作期間，發現每屆安理會主席幾乎都會在任期之內，“隨便”找個由頭就向其他理事國的代表送禮。送禮是“公開”的，通常是在月底，禮品常常有獨特之處，而且寓意深刻。

    宏都拉斯是中美洲的小國、窮國。宏都拉斯大使在擔任安理會主席期間，分別向大家贈送了一套該國的硬幣。他在解釋時強調，硬幣在通貨膨脹的小國是不“值錢”的，但因為硬幣流通越來越少，大家收藏起來又是最“值錢”的。結果，大使們個個“當真”，精心接過來，放在文件包內帶回去。

    英國大使韋斯頓于1997年8月擔任安理會的主席。有一天，他在會場內向大家展示了一台辭典般大小的收音機。這臺收音機需要用手搖來充電，適合在非洲貧窮地方使用。收音機的功能非常簡單，但是只能收聽一個頻道：BBC（英國廣播公司）的廣播！大使們收到這件禮品後，都在納悶：“是搞宣傳，還是搞贈送？”

    1996年2月，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奧爾布賴特大使擔任安理會主席。有一天上午，當其他理事國的大使們“懶洋洋”地走進安理會的磋商室時，便驚奇地發現每人的桌上放了一份精緻的小禮品盒。當大家打開禮品盒時，都連聲叫道：“我的天啊！”盒子裏面裝的是幾塊造型可愛的巧克力。原來，當天恰逢西方的“情人節”，女主席借機向其他14位大使級男同事表達“敬慕”之情！難怪當天的安理會磋商顯得尤其的活躍和熱烈。

    1996年上旬，聯合國的財政危機鬧得特別利害。秘書處規定，聯合國的任何文件只能給每個安理會的理事國三份。安理會內原來免費放在每個大使桌上的鉛筆和白紙一律暫停供應。各個理事國的代表需要自帶筆紙開會。大家平時在安理會就“嬌生慣養”，歷來享受“紙來伸手、筆來放兜”的“副部級待遇”，對“暫時經濟困難”立即“怨聲載道”。8月份的安理會主席、德國大使埃托可謂“雪中送炭”。他在當主席的第一天就吩咐手下在每個理事國的大使桌上獻上一份“見面禮”：兩支德國造鉛筆和一小疊紙箋。埃托主席在開場白中表示，此舉“講求實際”，體現了德意志民族的美德。大使們拿到這份禮物後，立即就與後排的副手們“瓜分”。

    1997年7月底，瑞典常駐聯合國代表達爾格恩大使在其安理會主席任期結束時，出乎意料地向各位大使派發了一個塑膠飯盒。飯盒上面分別寫上各個大使的名字。他見大家都在納悶，才慢條斯理地揭開了“謎底”：瑞典積極派兵參加了聯合國的維和行動。不久前又有一批士兵上了“前沿陣地”，他們攜帶的就是那種飯盒！大使們手捧著飯盒，一些人在“憶苦思甜”，另一些則感動得説不出話來。

    我國常駐聯合國代表秦華孫大使于1996年5月擔任安理會主席。在該月的最後一天，秦大使給每位大使贈送了一枚印章，上面分別用篆體刻上了各人的中文譯名。秦大使在會上詳細地介紹了印章的由來和篆體的發展歷史，強調印章在中國最早稱為“璽”，是權力機構的象徵。秦大使最後“一本正經”地説：“今後，如果諸位要寫信給我，別忘了蓋上你們的印章！”大家被秦大使的這番幽默引得開懷大笑。

    ■説好英國話，走遍天下都不怕

     聯合國有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等六種正式語文，但“銷路”最廣的是英文。在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內部磋商時，大使們除了見面時友好地用對方的語言打個招呼外，在實質性的討論中均使用英文交談。在五國專家磋商具體案文時，更是圍繞英文的案文大説英國話！因此，有人編了一句警世名言：“學好英國話，走遍天下都不怕！”

    我在安理會工作期間，參加了不少五國專家級的案文磋商。我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即英國的外交官通常詞彙量大，比較注重遣辭造句，在各方爭執不下的時候，常常能“急中生智”地“拋”出一個詞，及時為其中一個國家“解圍”。

    美國的外交官喜歡簡明直率的表述方式，有什麼説什麼，不追求什麼文字修飾，因此説話顯得“粗魯”，常常“得罪”其他四國同行。

    法國外交官説英文時口音重，有時聽起來有點滑稽。據説法文的邏輯性比較強，難怪法國外交官一般都善於與其他四國同行“軟磨”，直到他認為最後的英文案文“詞能達意”才“善罷甘休”。

    俄羅斯的外交官不怎麼注重英語語法，也不講究句長句短，有時提出的英文案文甚至連動詞單複數都有誤，但在選用關鍵詞的時候，卻非常認真，不輕易同意改動。

    我國外交官多從“英國語言文學學士”一檔起家，政治素質和業務素質高，加上我國漢語具有豐富的內涵，因此，在五國磋商中通常顯示出自己的優勢和特點。

    我在參加案文磋商和“英文大戰”時，常常注意向同行學習，以便達到“借雞生蛋”的目的。我第一次參加磋商時，就發覺大家不愛用“政府怎樣怎樣”一詞。如美國人動不動就説“華盛頓認為什麼什麼可以接受，什麼什麼無法接受”，英國人也開口閉口使用“倫敦建議什麼什麼”之類的説法。我也乾脆使用“英文思維”，當場來了幾句“北京覺得應該如何如何”之類的話，結果一下子將對方“打矇”了。

    還有一次，我參加安理會制裁伊拉克委員會的討論時，美國代表羅斯先生對委員會發放一些人道主義物資到伊拉克蓄意予以阻攔。這種“攪局”的做法引起了委員會其他代表的反感。大家紛紛表示，那批人道主義物資就是用於人道主義目的的，“好言”勸告美國不必“杞人憂天”。我亦在會上用英文發言，並用大學時候學到的一段英文“拗密碼”對羅斯先生做了奉勸：“Don‘t trouble trouble until trouble troubles you（意為：要是麻煩不來麻煩你，最好甭再麻煩找那麻煩去）。”羅斯先生的英文功底可能“薄”了一些，他聽了鄰座英國代表阿倫先生在他耳邊解釋後，最後才不得不同意報告華盛頓重新予以“認真研究”。

    1997年下半年，我參加了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外長年度聲明稿的磋商工作。其間，五國專家三天兩頭開會，用英文逐字逐句討論聲明稿。當大家討論到稿中批評個別國家向塞普勒斯出售“武器”的段落時，俄羅斯代表對稿中使用“weapons（‘武器’的英文詞複數）”表示有嚴重困難，擔心這可能特指俄羅斯此前向塞普勒斯出售SS-300型導彈。俄羅斯與美、英兩國代表遂出現了分歧。

    看到法國代表態度超脫，一聲不吭，我在各方設法尋找“出路”的情況下主動“甩”出一個籠統的英文詞“weaponry”，並強調我在大學是讀“莎士比亞作品”的，希望這個“中性詞”能夠得到大家的接受。説者“無心”，聽者有意。經過權衡比較，大家覺得還是莎翁在英文方面“造詣深、威信高”，最後決定採納這一措辭。

    ■我拼命按住大使右臂

    安理會的工作是非常具有挑戰性的。“心紅”、“眼亮”、“手快”是我國外交官在安理會工作必不可少的“三要素”。

    1997年初，阿爾巴尼亞因經濟危機發生內亂，平民百姓在光天化日之下竟然闖進軍方的彈藥庫，將武器彈藥洗劫一空。接下來的便是一片無政府狀態。鄰國義大利擔心“城墻起火，殃及池魚”，便火速派出軍隊到阿爾巴尼亞“協助”維護治安。為了使該項行動“名正言順”，義大利和一些歐洲國家要求安理會通過一項決議，正式授權這支義大利部隊執行任務。

    當時，我國與安理會的一些理事國對這種做法有不同看法，無法同意由安理會給予授權。後來，考慮到阿爾巴尼亞的實際情況和要求，根據我國政府的指示，我們對1997年3月28日通過的安理會第1101號決議投了棄權票。到了同年6月，阿爾巴尼亞的局勢有所好轉，安理會決定只將該支部隊的任期再延長至同年8月中旬。

    6月19日，安理會舉行會議。當時，我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王學賢大使出席會議，並將根據政府指示對決議草案繼續投棄權票。那一年，我國的席位兩旁分別是智利和哥斯大黎加。智利常駐聯合國代表索馬維亞大使與王大使素來私交甚篤，平時就特別能“聊”得來。這天，索馬維亞大使不知什麼原因特別愛聊，聊到安理會主席、瑞典大使奧斯沃宣佈舉手表決的時候還不停嘴。

    安理會主席通常是這樣宣佈表決程式的：現在我們對擺放在面前的什麼什麼決議草案進行表決。贊成的請舉手，反對的請舉手，棄權的請舉手。當主席念到“贊成的請舉手”時，索馬維亞大使才歇了歇嘴，轉正身體的坐姿，舉起了右手。

    王大使這時也正轉動著身體的坐姿，見索馬維亞大使舉手，完全是下意識地開始將右手舉起來。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刻，坐在王大使後排的我一個前撲，使勁將那只舉到一半的右手扳了下來。與我同坐在一排的劉參贊也以同樣的速度，伸手將那只右胳膊死死鉗住。“好險啊！”等到主席和場內其他代表都回過神來，一切已經是“風平浪靜”了。當主席念到“棄權的請舉手”時，王大使有意高高地舉起了那只右手！全場頓時發出了善意和理解的笑聲。會後，索馬維亞大使又“喋喋不休”地與王大使“開聊”起來——這次全是“對不起，對不起”的歉意之辭。我和劉參贊也連忙問王大使右臂是否還有點痛。王大使到現在也沒有告訴我他當時的感覺！（陳偉雄）

     《北京青年報》 2002年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