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5年苦讀，終於拿到美國數學博士學位，立即轉入另一戰場——求職戰場。那一年我53歲，早已過了求職的最佳年齡，但我自認為我有優勢：我在中國的中等、高等、研究生教育的講臺上已執教25年，在美國讀碩士、博士過程中我一直幫助系裏做教學工作，而且頗獲好評。於是我選擇美國大學去申請，終於在眾多競爭對手中脫穎而出。在我到B市大學工作後，招聘委員會成員中多次有人告訴我，在他們事先的討論中，就傾向於招一個中國人或印度人。
B市在美國南端，靠近墨西哥，人口以西班牙語裔為主，文化水準較為落後。這所大學原為地方學院，教師大多只有碩士學銜，就在聘我那年，剛剛轉為州立大學B市分校，並剛開始招聘具有博士學位的教師，想來同事之間不會有激烈的競爭。我選擇來此的最主要原因，還在於這裡直接給予副教授位置，而其他大學對於剛畢業的博士只給助理教授的位置。這無形中省去我五六年的時間，於是我毅然攜家由美國東北部大城市搬來這邊陲小鎮。在我與學校簽定的合同上還有一個條件，即試用期為6年，試用合格可以轉為終身教授。在美國，一旦成為終身教授，便是端上了鐵飯碗，無論國內發生怎樣的經濟危機，國際上有任何事端，均不可以解聘。對轉為終身教授，我是滿懷信心的。然而，我要給大家講的故事，恰恰發生在6年之後。
我在中國是科班出身，自孔老夫子始提倡“有教無類”，教學法課告訴我教師在課堂上要起“主導”作用，帶領學生步入科學殿堂，要教會學生；而美國教學是自由主義的，學生要適應老師。由於這不同的文化背景，我一走進課堂就給學生一種耳目一新的感覺，與過去十幾年聽的課全然不同。很多老師也出於好奇前來聽課，後又由好奇轉為欽佩而每課必聽了。6年來，在我來説不過是認真工作而已。我保留著我那個年代中國教師的認真備課、耐心輔導，也保留著“右派分子”低頭幹活、不多説話的“光榮傳統”（我在大學二年級時曾被錯劃為右派分子）。很快的，在學校裏我成了一顆明亮的星，但同時又是一顆游離的星。
美國人一樣有遠近親疏，而我和誰也不近不親。除性格而外，還因為我是中國人。樓道裏，親密聊天，竊竊私語我參與不進去，會上發言時的幽默引起鬨堂大笑，我笑不出來。你一個外國人，居然是我們當中最高學歷；居然在學生中引起一片好評；居然得到鉅額的科研經費，請訪問學者、開國際會議……這一切所引起的嫉妒，引起的心理不平衡，導致了在轉終身教授時的一場鬧劇。
試用6年轉為終身教授一般而言是水到渠成之事，更何況6年來每年對我的審核也是好評如潮。可萬萬沒想到，“人事委員會”7位成員中4位投了反對票。應當説他們都有頭臉，我的存在也許有損於他們的光輝。6年來積累起來的報復原來在這裡等著哪！就這樣，我轉為終身教授在最基層被否決了。其主要理由是我在會上發言較少。回想起來討論有關教學、學術問題，我發言並不少，相反那些嘲笑學生低能的幽默我一向不屑于説，也説不了他們那樣生動，只好沉默。
人事委員會中的S君很快倒戈了：他覺得這個決議太不公平了。於是他以個人名義在系裏進行了民意調查。全體教職員一個不漏。調查結果是，除了人事委員會裏那4張反對票外，其他所有每人平均表贊成，並鄭重簽名。這份民意調查和係人事委員會的決議同時送交到上一級，也就是理學院人事評審委員會。
據説院一級專門召開了擴大會議，各係人事委員會均有代表參加。應當承認老美有民主素養，會上發言、表態均鮮明、坦率，並不左顧右盼。後來有人向我透露，擴大會議經過了相當激烈的爭論，最後絕大多數與會者認為我6年來工作成績顯著，理應轉為終身教授，並形成決議，呈報副校長審批。
我們原以為事情將到此結束了，又是萬萬沒想到，副校長居然推翻了院級決議，不同意我轉為終身教授。他強調：基層了解一個人最清楚，所以他一向最尊重基層意見。接下去就是一系列快速動作。先是找我個別談話，通知我他的最後決定，並表示遺憾。按美國規定，試用期滿不能轉為終身教授的應離開此校，另謀工作。緊接著下午又找我，説如果我接受這個決議，馬上漲一級工資，作為合同教師留任本校工作一年。第二天又叫我在擬好的文件上簽字。當時我手中掌握著鉅額科研經費，我可以帶著這筆款子去其他學校工作，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這個字不能簽！於是我拍案而去。
我和我愛人開始安排今後了。翻報紙看廣告、寄求職信、打無數電話，還要考慮這裡的房子……同時，我們心中一直帶著一個大大的、沉重的問號：美國一直自詡自由民主、人權平等，為什麼在我身上會出現這樣的結果？確切地説，不是問號，是激憤！答案很明瞭：人性的弱點——嫉妒；社會的弊病——種族歧視。
期末，一年一度的畢業典禮。老美重視學銜，在這種場合尤其等級森嚴，教授們都穿上自己的博士袍和碩士袍。就在全校教師列隊集合時，我偶然發現一位教師在散發傳單。此人是生物教授，平時與我無工作接觸，僅僅認識。此時，他面容嚴肅、旁若無人，一副正氣凜然的樣子，一本正經地把傳單交到每個人手中。走到我面前也像素不相識一樣給了我一張。一看，又一個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之士。傳單的題目是《為什麼？——許博士事件中令人深思的問題》。在這封公開信中，他稱我為全校獨一無二的數學家、優秀的老師，還列舉了我的一系列表現，最後相當鮮明地指出：“我們標榜自己是優秀的州立大學，為什麼不能接受一位優秀人才；我們標榜是人權平等的國家，為什麼不能接納一位與我們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好人呢？”我注意到每個人都看了這份傳單，當然也有人看過後不以為然地丟掉，可更多的人在思考。整個畢業典禮，學生教師中一片低語聲，也有人指指點點向我投來異樣的目光，真是一石激起千層浪。
此時在我腦海中也進行著激烈的思考，面對此形勢，我應該怎麼辦！我忽然想到一個重要人物：一位德國人。在招聘我時他曾多次向招聘委員會進言招個中國人。我來此工作後，他對我也有一些關注。現在他已官至副校長，但因分管其他工作，我這段評職公案不知他是否知曉。我迅速望了望主席臺，臺上沒有此人，我又搜尋了台下的教師隊伍，也沒有。莫非他沒來參加畢業典禮？這件事應當叫他知道，至於他能起什麼作用，我也不抱太大的希望。
第二天就是暑假了，按計劃我要去X市工作四週。在離校之前，我帶上與評終身教授有關的全部文件去闖德國人的辦公室。事先沒有預約實在不夠禮貌，但事情緊迫，已顧不得那許多了。我做好心理準備，如果他在接待別人，或根本不想見我，我就把有關文件放他桌上轉身出來，事實會説話，讓他自己去判斷吧！我拍門而入，恰恰辦公室只有他一人，恰恰他又滿面春風地接待了我。當我把係人事委員會的決議、S君在系裏的民意調查、理學院評審委員會的決議、副校長的決定及叫我簽字漲一級工資並留任一年的文件、生物老師告全校師生的傳單，依次擺在他面前，幾乎沒有説什麼話，他已激動得臉紅脖子粗了。接著他又詢問了一些細節，然後情緒激昂地説：“你算找對人了！我是本地區平等委員會的代表，你這是明顯的不公平競爭問題，我一定要把這件事情管到底。這不是為了一個許鐘靈，是為了眾多受到不公平對待的人。”他站起來，好像馬上要行動的樣子，“我要和副校長去談，和校長去談，召集教師工會的專門會議……你願不願意召開全市記者會？”“當然願意！”到這時候了，我還有什麼豁不出去的，我立即表示。
後來，這位德國人做了什麼我並不知道，只知道教師工會開過會，學生聯名寫過給校長的公開信，並登在校報上。校長也給在公開信上簽名的每位同學復信，表示一定要處理好這件事，還他們所愛戴的老師一個公道……
一時間學校鬧得沸沸颺颺的，我一直關心召開記者招待會的事，為此又找過德國人一趟。這次，他拍著我的肩膀説：“算了吧！此案已經翻過來了，不要叫某些人太為難。”還朝我詭秘地擠了一下眼睛。行，中國人講話，見好就收嘛！
此後，那位掌握人事大權的副校長辭職，轉到系裏去當教授。老美能上能下，這點很好，見到我仍笑臉相迎，且不忘祝賀我榮升終身教授。是臉皮厚，還是承認失敗的君子之風？此後，再沒跟那位德國人單獨談過話，也沒請過客、送過禮，甚至沒説過一聲“謝謝”。對此我這個老中一直於心不忍。聽説他也將辭去副校長之職去當教授。而那位生物老師，無論當時或事過之後仍只限于見面打招呼，好像從未發生過曾為我兩肋插刀的仗義行為，弄得我倒不好意思再提此事。至於那位在系裏搞民調的S君，仍忙於教他的書，掙他的錢。原人事委員會那4位投反對票的當然略有尷尬，不過中國人講溫良恭儉讓，過去的一切我都不去計較，面子上都過得去才好共事。
現在，我已是係人事委員會成員了，碰到討論什麼人申請漲工資、晉陞職稱等我一概表示同意。人都有自知之明，既然提出申請也是在心中掂量來掂量去，不會差很多。中國人講究“成人之美”嘛！
（摘自《海外文摘》2001年第12期，王玲文，作者為本文主人公妻子）
《中華讀書報》 2001年12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