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5年苦讀,終於拿到美國數學博士學位,立即轉入另一戰場——求職戰場。那一年我53歲,早已過了求職的最佳年齡,但我自認為我有優勢:我在中國的中等、高等、研究生教育的講臺上已執教25年,在美國讀碩士、博士過程中我一直幫助系裏做教學工作,而且頗獲好評。於是我選擇美國大學去申請,終於在眾多競爭對手中脫穎而出。在我到B市大學工作後,招聘委員會成員中多次有人告訴我,在他們事先的討論中,就傾向於招一個中國人或印度人。
B市在美國南端,靠近墨西哥,人口以西班牙語裔為主,文化水準較為落後。這所大學原為地方學院,教師大多只有碩士學銜,就在聘我那年,剛剛轉為州立大學B市分校,並剛開始招聘具有博士學位的教師,想來同事之間不會有激烈的競爭。我選擇來此的最主要原因,還在於這裡直接給予副教授位置,而其他大學對於剛畢業的博士只給助理教授的位置。這無形中省去我五六年的時間,於是我毅然攜家由美國東北部大城市搬來這邊陲小鎮。在我與學校簽定的合同上還有一個條件,即試用期為6年,試用合格可以轉為終身教授。在美國,一旦成為終身教授,便是端上了鐵飯碗,無論國內發生怎樣的經濟危機,國際上有任何事端,均不可以解聘。對轉為終身教授,我是滿懷信心的。然而,我要給大家講的故事,恰恰發生在6年之後。
我在中國是科班出身,自孔老夫子始提倡“有教無類”,教學法課告訴我教師在課堂上要起“主導”作用,帶領學生步入科學殿堂,要教會學生;而美國教學是自由主義的,學生要適應老師。由於這不同的文化背景,我一走進課堂就給學生一種耳目一新的感覺,與過去十幾年聽的課全然不同。很多老師也出於好奇前來聽課,後又由好奇轉為欽佩而每課必聽了。6年來,在我來説不過是認真工作而已。我保留著我那個年代中國教師的認真備課、耐心輔導,也保留著“右派分子”低頭幹活、不多説話的“光榮傳統”(我在大學二年級時曾被錯劃為右派分子)。很快的,在學校裏我成了一顆明亮的星,但同時又是一顆游離的星。
美國人一樣有遠近親疏,而我和誰也不近不親。除性格而外,還因為我是中國人。樓道裏,親密聊天,竊竊私語我參與不進去,會上發言時的幽默引起鬨堂大笑,我笑不出來。你一個外國人,居然是我們當中最高學歷;居然在學生中引起一片好評;居然得到鉅額的科研經費,請訪問學者、開國際會議……這一切所引起的嫉妒,引起的心理不平衡,導致了在轉終身教授時的一場鬧劇。
試用6年轉為終身教授一般而言是水到渠成之事,更何況6年來每年對我的審核也是好評如潮。可萬萬沒想到,“人事委員會”7位成員中4位投了反對票。應當説他們都有頭臉,我的存在也許有損於他們的光輝。6年來積累起來的報復原來在這裡等著哪!就這樣,我轉為終身教授在最基層被否決了。其主要理由是我在會上發言較少。回想起來討論有關教學、學術問題,我發言並不少,相反那些嘲笑學生低能的幽默我一向不屑于説,也説不了他們那樣生動,只好沉默。
人事委員會中的S君很快倒戈了:他覺得這個決議太不公平了。於是他以個人名義在系裏進行了民意調查。全體教職員一個不漏。調查結果是,除了人事委員會裏那4張反對票外,其他所有每人平均表贊成,並鄭重簽名。這份民意調查和係人事委員會的決議同時送交到上一級,也就是理學院人事評審委員會。
據説院一級專門召開了擴大會議,各係人事委員會均有代表參加。應當承認老美有民主素養,會上發言、表態均鮮明、坦率,並不左顧右盼。後來有人向我透露,擴大會議經過了相當激烈的爭論,最後絕大多數與會者認為我6年來工作成績顯著,理應轉為終身教授,並形成決議,呈報副校長審批。
我們原以為事情將到此結束了,又是萬萬沒想到,副校長居然推翻了院級決議,不同意我轉為終身教授。他強調:基層了解一個人最清楚,所以他一向最尊重基層意見。接下去就是一系列快速動作。先是找我個別談話,通知我他的最後決定,並表示遺憾。按美國規定,試用期滿不能轉為終身教授的應離開此校,另謀工作。緊接著下午又找我,説如果我接受這個決議,馬上漲一級工資,作為合同教師留任本校工作一年。第二天又叫我在擬好的文件上簽字。當時我手中掌握著鉅額科研經費,我可以帶著這筆款子去其他學校工作,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這個字不能簽!於是我拍案而去。
我和我愛人開始安排今後了。翻報紙看廣告、寄求職信、打無數電話,還要考慮這裡的房子……同時,我們心中一直帶著一個大大的、沉重的問號:美國一直自詡自由民主、人權平等,為什麼在我身上會出現這樣的結果?確切地説,不是問號,是激憤!答案很明瞭:人性的弱點——嫉妒;社會的弊病——種族歧視。
期末,一年一度的畢業典禮。老美重視學銜,在這種場合尤其等級森嚴,教授們都穿上自己的博士袍和碩士袍。就在全校教師列隊集合時,我偶然發現一位教師在散發傳單。此人是生物教授,平時與我無工作接觸,僅僅認識。此時,他面容嚴肅、旁若無人,一副正氣凜然的樣子,一本正經地把傳單交到每個人手中。走到我面前也像素不相識一樣給了我一張。一看,又一個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之士。傳單的題目是《為什麼?——許博士事件中令人深思的問題》。在這封公開信中,他稱我為全校獨一無二的數學家、優秀的老師,還列舉了我的一系列表現,最後相當鮮明地指出:“我們標榜自己是優秀的州立大學,為什麼不能接受一位優秀人才;我們標榜是人權平等的國家,為什麼不能接納一位與我們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好人呢?”我注意到每個人都看了這份傳單,當然也有人看過後不以為然地丟掉,可更多的人在思考。整個畢業典禮,學生教師中一片低語聲,也有人指指點點向我投來異樣的目光,真是一石激起千層浪。
此時在我腦海中也進行著激烈的思考,面對此形勢,我應該怎麼辦!我忽然想到一個重要人物:一位德國人。在招聘我時他曾多次向招聘委員會進言招個中國人。我來此工作後,他對我也有一些關注。現在他已官至副校長,但因分管其他工作,我這段評職公案不知他是否知曉。我迅速望了望主席臺,臺上沒有此人,我又搜尋了台下的教師隊伍,也沒有。莫非他沒來參加畢業典禮?這件事應當叫他知道,至於他能起什麼作用,我也不抱太大的希望。
第二天就是暑假了,按計劃我要去X市工作四週。在離校之前,我帶上與評終身教授有關的全部文件去闖德國人的辦公室。事先沒有預約實在不夠禮貌,但事情緊迫,已顧不得那許多了。我做好心理準備,如果他在接待別人,或根本不想見我,我就把有關文件放他桌上轉身出來,事實會説話,讓他自己去判斷吧!我拍門而入,恰恰辦公室只有他一人,恰恰他又滿面春風地接待了我。當我把係人事委員會的決議、S君在系裏的民意調查、理學院評審委員會的決議、副校長的決定及叫我簽字漲一級工資並留任一年的文件、生物老師告全校師生的傳單,依次擺在他面前,幾乎沒有説什麼話,他已激動得臉紅脖子粗了。接著他又詢問了一些細節,然後情緒激昂地説:“你算找對人了!我是本地區平等委員會的代表,你這是明顯的不公平競爭問題,我一定要把這件事情管到底。這不是為了一個許鐘靈,是為了眾多受到不公平對待的人。”他站起來,好像馬上要行動的樣子,“我要和副校長去談,和校長去談,召集教師工會的專門會議……你願不願意召開全市記者會?”“當然願意!”到這時候了,我還有什麼豁不出去的,我立即表示。
後來,這位德國人做了什麼我並不知道,只知道教師工會開過會,學生聯名寫過給校長的公開信,並登在校報上。校長也給在公開信上簽名的每位同學復信,表示一定要處理好這件事,還他們所愛戴的老師一個公道……
一時間學校鬧得沸沸颺颺的,我一直關心召開記者招待會的事,為此又找過德國人一趟。這次,他拍著我的肩膀説:“算了吧!此案已經翻過來了,不要叫某些人太為難。”還朝我詭秘地擠了一下眼睛。行,中國人講話,見好就收嘛!
此後,那位掌握人事大權的副校長辭職,轉到系裏去當教授。老美能上能下,這點很好,見到我仍笑臉相迎,且不忘祝賀我榮升終身教授。是臉皮厚,還是承認失敗的君子之風?此後,再沒跟那位德國人單獨談過話,也沒請過客、送過禮,甚至沒説過一聲“謝謝”。對此我這個老中一直於心不忍。聽説他也將辭去副校長之職去當教授。而那位生物老師,無論當時或事過之後仍只限于見面打招呼,好像從未發生過曾為我兩肋插刀的仗義行為,弄得我倒不好意思再提此事。至於那位在系裏搞民調的S君,仍忙於教他的書,掙他的錢。原人事委員會那4位投反對票的當然略有尷尬,不過中國人講溫良恭儉讓,過去的一切我都不去計較,面子上都過得去才好共事。
現在,我已是係人事委員會成員了,碰到討論什麼人申請漲工資、晉陞職稱等我一概表示同意。人都有自知之明,既然提出申請也是在心中掂量來掂量去,不會差很多。中國人講究“成人之美”嘛!
(摘自《海外文摘》2001年第12期,王玲文,作者為本文主人公妻子)
《中華讀書報》 2001年1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