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邁出印尼蘇加諾—哈塔國際機場，人群就擁了上來。嘈雜中聽見有人問：坐計程車嗎？住旅館嗎？……我佯裝沒聽見，等待接我的新華社記者小余。

見我等的人久久不來，一個印尼小夥子用英語搭話説：“要打電話嗎？我領你去。”接過我的100元人民幣，小夥子給我買了張面值8萬印尼盾（1000印尼盾約合1元人民幣）的電話卡，零錢沒有給我。和小余通上電話後，他讓我到旁邊的麥當勞餐廳等他。小夥子帶我走出機場，繞了好大一圈，才看到麥當勞標誌。可當我扭頭一看，才發現剛才打電話的地方就在身後，並不用走出機場。我不禁啞然失笑。我掏出錢包，給了他10元人民幣的小費。他卻極不情願地説：“我陪了你這麼長時間，給20元吧。”

在去飯店的車上，小余告訴我有關印尼的第一條資訊：這裡是小費國家，只要別人給你提供了服務，你就得給小費，金額從5000盾至1萬盾不等，而且在旅遊景點會多些，坐計程車不找零。

接下來的幾天，每天都有小費支出。早上服務生來打掃房間，要在茶杯下壓5000盾；在餐廳吃飯，小費是餐費的5%；坐計程車，司機總是説“我沒有零錢”。小余説，雅加達的物價比北京高，普通人收入卻不高，儘管許多服務都加徵21％的政府稅，但都到不了服務員手裏，所以小費成了他們的重要收入來源。

給小費在西方其實是很尋常的事情，但什麼事做過了，性質也就變了。

一個週末，我在雅加達街頭拍片。一個名叫傑米、自稱是印尼國家旅遊局工作人員的人走過來與我搭訕。傑米説，他一個月工資只有150美元，要養活三個女兒，正準備去附近的清寺做兼職導遊，問我是否願意去清寺看看。我一想反正沒事，不妨跟著去看一下。

這一參觀，我的錢包立馬就癟了下去。看完清寺，傑米説要給寺裏的陪同付小費，要5萬盾；天太熱，回家前還得喝點冷飲。於是，我又花了3萬盾買了飲料。回家的路上，傑米從包裏掏出一沓明信片和一個層層包裹著的紀念幣向我推銷。見我沒吱聲，傑米乾脆説：“我連飯都沒吃陪你玩了半天，希望能給50美元。”於是一番艱苦的討價還價又開始了。眼看快到我下榻的飯店了，傑米狠狠心説：“好吧，你給我20萬盾。我把你放在飯店，然後我再坐車回家。”沒想到剛把錢拿到手，他就叫司機停車説：“我回家了，你自己回飯店吧。另外，出租司機等候你了，也得給他20萬盾。”説罷揚長而去，留下目瞪口呆的我和樂不可支的司機。

到了飯店，司機自然不肯放我走了。好在飯店的服務生比較仗義，幫著砍價，最後給了1萬盾小費打發走了。服務生還提醒我説，以後打的一定要打藍色車，這家公司的司機比較規矩。

聽了我的遭遇，小余笑著説，傑米還不算黑的呢，至少他帶著你轉了轉。再説，作為記者，有這樣的經歷不也很有意思嘛。這麼一想，我也就釋然了。（管克江）

《環球時報》 2004年6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