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邁出印尼蘇加諾—哈塔國際機場,人群就擁了上來。嘈雜中聽見有人問:坐計程車嗎?住旅館嗎?……我佯裝沒聽見,等待接我的新華社記者小余。
見我等的人久久不來,一個印尼小夥子用英語搭話説:“要打電話嗎?我領你去。”接過我的100元人民幣,小夥子給我買了張面值8萬印尼盾(1000印尼盾約合1元人民幣)的電話卡,零錢沒有給我。和小余通上電話後,他讓我到旁邊的麥當勞餐廳等他。小夥子帶我走出機場,繞了好大一圈,才看到麥當勞標誌。可當我扭頭一看,才發現剛才打電話的地方就在身後,並不用走出機場。我不禁啞然失笑。我掏出錢包,給了他10元人民幣的小費。他卻極不情願地説:“我陪了你這麼長時間,給20元吧。”
在去飯店的車上,小余告訴我有關印尼的第一條資訊:這裡是小費國家,只要別人給你提供了服務,你就得給小費,金額從5000盾至1萬盾不等,而且在旅遊景點會多些,坐計程車不找零。
接下來的幾天,每天都有小費支出。早上服務生來打掃房間,要在茶杯下壓5000盾;在餐廳吃飯,小費是餐費的5%;坐計程車,司機總是説“我沒有零錢”。小余説,雅加達的物價比北京高,普通人收入卻不高,儘管許多服務都加徵21%的政府稅,但都到不了服務員手裏,所以小費成了他們的重要收入來源。
給小費在西方其實是很尋常的事情,但什麼事做過了,性質也就變了。
一個週末,我在雅加達街頭拍片。一個名叫傑米、自稱是印尼國家旅遊局工作人員的人走過來與我搭訕。傑米説,他一個月工資只有150美元,要養活三個女兒,正準備去附近的清寺做兼職導遊,問我是否願意去清寺看看。我一想反正沒事,不妨跟著去看一下。
這一參觀,我的錢包立馬就癟了下去。看完清寺,傑米説要給寺裏的陪同付小費,要5萬盾;天太熱,回家前還得喝點冷飲。於是,我又花了3萬盾買了飲料。回家的路上,傑米從包裏掏出一沓明信片和一個層層包裹著的紀念幣向我推銷。見我沒吱聲,傑米乾脆説:“我連飯都沒吃陪你玩了半天,希望能給50美元。”於是一番艱苦的討價還價又開始了。眼看快到我下榻的飯店了,傑米狠狠心説:“好吧,你給我20萬盾。我把你放在飯店,然後我再坐車回家。”沒想到剛把錢拿到手,他就叫司機停車説:“我回家了,你自己回飯店吧。另外,出租司機等候你了,也得給他20萬盾。”説罷揚長而去,留下目瞪口呆的我和樂不可支的司機。
到了飯店,司機自然不肯放我走了。好在飯店的服務生比較仗義,幫著砍價,最後給了1萬盾小費打發走了。服務生還提醒我説,以後打的一定要打藍色車,這家公司的司機比較規矩。
聽了我的遭遇,小余笑著説,傑米還不算黑的呢,至少他帶著你轉了轉。再説,作為記者,有這樣的經歷不也很有意思嘛。這麼一想,我也就釋然了。(管克江)
《環球時報》 2004年6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