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唐人中文學校校長唐超容道出在異域從事中文教育的種種歡樂和辛酸
唐校長是我在瑞士認識的第一個華人。那是在2000年春節的一次招待會上，我受人之托，將一箱書轉交給應邀參加活動的一位客人——唐人中文學校的唐超容校長。
唐校長是位40來歲的女性，個子不高，梳一頭齊耳短髮，皮膚稍黑，説一口相當標準的普通話。匆匆一面，印象並不深刻，倒是她的那位瑞士先生，在我們交談時，從始至終抱著那箱書，一言不發，微笑著站在一旁，那份樸實頗有些令人感動。
再次見到唐校長，已是一年以後。這天，是唐人中文學校的校慶。數百名客人將蘇黎世“復興飯店”二樓擠得滿滿的，場面很熱鬧。典禮開始時，唐校長走上了臺。兩個多小時的演出中，她既是主持，更是主人。那些活躍在臺上台下的百餘名孩子，那些拉足架勢表演各式中國節目的洋“演員”，無一不是她的學生。此時我才知道，擁有300多名學生、在瑞士7所城市設有分校的唐人中文學校，成立才不過短短兩年。
採訪唐校長的願望便在此刻萌發了。
這天的蘇黎世，正值盛夏。坐了一個多小時的火車，唐校長從她所住的文特圖爾市趕來，那份熱情一如此時的瑞士天氣。坐在健談的唐校長面前，我似乎更像是一位聽眾。
學校成立非常偶然
我是四川達縣地區宣漢縣人，父親去世前在一家鋼廠工作，母親是家庭主婦。1981年，縣中學畢業後，我考上了四川師範大學英語系，到成都上大學。讀的是外語，上的是師範，我和出國以及辦教育的緣分可能就是在這個時候結下的。大學畢業後我在昆明工學院讀了兩年研究生，之後分配到廣州華南農業大學當英文教師。三年後，我辭了職，到香港一家公司駐廣州辦事處做翻譯，1991年，被公司派到斯里蘭卡工作。我在斯里蘭卡只呆了不到兩年，但是這段經歷卻改變了我的一生。在那兒我結識了現在的瑞士丈夫，他當時正好到斯里蘭卡旅遊。
提起這段異國情緣，唐校長並沒有細説。但是她那微笑而滿足的神情，足以令人想像那中間的種種浪漫。
1993年夏天，我隨同丈夫來到瑞士。剛來的那段時間，我曾在幾家中餐館做過招待，這份工作對我當時來説挺合適，既可以學習德語，又能借機了解瑞士人和瑞士社會。斷斷續續幹了一年半，直到1996年，我突然想到應該利用自己在國內所學的英語專業來找一份工作。不久，我收到了瑞士MIGROS語言學校的面試通知。
和學校負責人一見面，我才知道，原來他們並不是要找一位英語教師，而是要為一位休産假的中文教師找一個替班。我感覺很突然，因為在此之前我從未想過去教中文。我對校方説，雖然我是中國人，但我所學的專業是英文，所以希望能教英文。校方聽説我的英文是在中國學的，明顯表現出不信任。於是我對他説，我們用英文談一談吧。經過這番談話，校方終於同意聘用我做英文教師，同時替那位休假的老師教中文。之後的三年裏，我一直在幾家語言學校教課，收入穩定，生活也很平穩。
雖然教中文對我來説只是附帶的工作，但在這一過程中我卻發現了很多問題。我看到周圍的瑞士人對中國普遍缺乏了解，在他們想像中，中國仍是一個極度貧窮和落後的國家。另外，我手頭的幾種中文教材都不理想，沒有充分考慮到兩國文化差異的問題。於是我開始自己編教材，也嘗試著將中文教學同介紹中國和中國文化結合起來，結果反應很好。1999年初，我萌生出一個念頭，何不自己辦一所中文學校呢，那樣我就可以更好地實踐自己的想法了。
“唐人”成為連接中瑞的橋梁
在丈夫的幫助下，我開始了辦學的準備工作，註冊學校，印材料，發廣告，租教室等等。事情進行得十分順利，當年4月，“唐人中文學校”在蘇黎世正式成立了。第一批學生一共15人，全部是瑞士人。之後，我們在瑞士德語區的其他幾個城市，如文特圖爾、聖加侖、巴塞爾等地陸續開辦了分校，當年年底，學生人數便增加到50多人。除中文班外，學校還開設了書法班、烹飪班等等。來我們這裡學習的瑞士人中有與中國做生意的商人，有打算去中國旅遊的遊客，也有純粹因為對中國文化感興趣慕名而來的人。他們短的只上幾天或幾週課，長的已經上了兩年多，也就是説從學校創辦那天起一直堅持到現在。
學校現在已有固定教師15人，這些人全部是師範出身，平均教齡在10年以上。學校用的教材大部分是我編寫的。在教學方式上我一直強調，不僅要教授中國話和中文字，而且要向學生們介紹中國文化，特別是兩國文化間的差異。
比如説，我們向瑞士學生介紹中國人的日常禮儀。就拿送禮來説，在瑞士，當一個人收到禮物時，應該當著送禮者的面把禮物打開，否則就是不禮貌。而在中國卻恰恰相反，如果一個人這樣做，會被認為沒有教養。另外，我們還用各種辦法使課堂氣氛活躍起來，例如講個歷史典故，説個笑話，一起唱支中文歌，等等。我希望，“唐人”能夠成為連接中外文化的一座橋梁。
除了向瑞士人介紹中國語言文化以外，唐人中文學校的另一個重點是華人子女的中文教育。它是瑞士第一家正規的中文學校，在300多名學生中，將近半數是華人子女，這就是所謂“兒童班”。
最難辦的是兒童班
提到兒童中文班，唐校長面上露出一絲苦澀的笑容，這不禁令我感到有些意外。
學校開辦以來，我所遇到的最大困難就是這些孩子們，讓我耗費最大精力的也是這些孩子。
1999年底，唐人學校成立半年多後，一位中國孩子的家長找到了我。他問我，學校有沒有兒童班，他想送孩子來這裡學中文。之後，不斷有華僑家長提出類似的要求。在海外，華人子女的中文教育的確是個很大的問題。作為一位華人母親，我更能體會到這些家長的苦心。與他們一樣，我也希望自己的孩子學會中文，不忘本國文化。此時我感到，為下一代華人提供中文教育是我肩負的責任。
2000年春節過後，“唐人”的第一個兒童中文班在蘇黎世正式開課了。那天一共來了15個孩子，還有他們的家長。這些孩子年齡從3歲到10歲，中文水準也是參差不齊。一堂課下來，大家都覺得效果不好，老師精力有限，難以照顧到所有的孩子。於是決定分班，15個孩子按中文水準高低分成3個班。對於學校來説，必須為此增加兩名老師，這意味著支出也增加了兩倍。由於每個班的人數太少，收來的學費根本無法支付老師的工資，所以賠錢是可想而知的。
兒童中文班開課以後很受歡迎，一下子便在華人圈子裏傳開了。在瑞士的華人居住非常分散，於是我們又陸陸續續在其他幾個城市開辦了兒童班。我的想法是，哪有需要，我們的中文班就辦到哪。其他地方的情況和蘇黎世差不多，我們都是將孩子按中文程度分成幾個班，小的班往往也只有幾個人。直到今天，兒童班一直在賠錢，能夠維持下來，全靠用成年班賺的錢往裏貼。
其實賠錢只是一方面的問題，另一個問題是辦兒童班需要投入更大的精力。每天從早到晚，不斷會有家長打來電話，提出各種各樣的要求，述説各自不同的問題。因為孩子年齡小，在管理方面也要困難得多。學校只有成年班的時候，我還在外邊語言學校兼課，可現在根本不可能了，即使把全部時間都投進去還總是感覺不夠用。
但對此我絕不後悔。我是個不喜歡走回頭路的人，一旦下決心做一件事，我就會把它做到底。只要我還賠得起，就一定會把兒童班辦下去。
幸虧有老公支援
這時，我向唐校長提起她那位老實的瑞士先生。唐校長略微停頓了一下，眼中隱隱閃出了淚光。
如果沒有丈夫的支援，我根本不可能走到今天。剛剛決定辦學校的時候，幾千份廣告都是他一手設計，親自寄發的。他是一家救援中心的職員，工作本來就很緊張，每天一到家，他就馬上開始處理學校的事情。他負責學校的財務、網頁設計、廣告等等，還要幫著照看兒子，料理家務。
在我的記憶中，丈夫只對我發過一次脾氣。那時因為兒童班的事搞得我焦頭爛額，人簡直到了崩潰的邊緣。丈夫一方面著急，一方面又心疼我，氣得罵我是在“自討苦吃”，是個“瘋子”。但是之後，他又來安慰我，而且一如既往地幫助我。其實丈夫也有道理，以前我在別的學校教課時，每天工作只有幾個小時，收入不錯，而且還有時間顧家帶孩子。可現在，我卻連請個幫忙處理學校雜事的人都負擔不起。學校成立的時候，兒子剛剛一歲。兩年當中，我欠了兒子許多，也欠了丈夫許多。説實話，如果回過頭來再讓我重新做一次選擇的話，我不知道自己是否還會有這個勇氣。
談話在略顯傷感的氣氛中結束了。但是在唐校長傷感的話語背後，我並未聽出任何退縮之意。我知道，她與生俱來的堅韌和勇氣足以支援她把唐人中文學校繼續辦下去，而且會辦得更好、更出色。
不久前，為支援北京申奧，唐校長在學生中積極宣傳，徵集了上百名支援者的簽名。這讓我又一次想起採訪結束時唐校長那句發自肺腑的話：“我盼望中國一天天強大起來，重振盛唐雄風。我永遠不會忘記，我是唐人。”
《北京青年報》 2001年9月0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