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年5月27日(俄歷5月16日)，彼得大帝開始建立被命名為聖彼得堡的新城。1712年彼得發佈聖彼得堡作為帝國新首都的通告。

    由此引發的反對聲音和贊同意見此消彼長。隨著彼得和葉卡捷琳娜二世的強硬統治，聖彼得堡度過了它第一個艱難歲月，成為世界著名首都，可是爭論卻沒有終止，更多的“莫斯科人”和“聖彼得堡人”捲入其中：聖彼得堡城絕大部分人士是莫斯科移民，他們要為這個新首都辯護。著名作家A蘇馬羅科夫在1785年説：“彼得改變了自然界，但給了我們新的心靈。”1773-1774年間受聘于葉卡捷琳娜大帝的法國啟蒙運動思想家狄德羅，曾經指出聖彼得堡作為邊境城市的不合時宜性，認為一個國家的首都位於國家的邊陲地帶，就如同人一個人的心臟發生了位移，或者一個人的肚子長在了大腳趾上，如果法國宮廷把都城從巴黎遷到馬賽，那麼法蘭西整個國家的社會秩序就會崩潰。

    在眾多挑起聖彼得堡是非之爭的言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M謝爾巴托夫公爵(1733-1790)，這位帝國社會烏托邦分子和著名學人寫下了《莫斯科，請忘卻她》(1787)。他聲稱：莫斯科乃國家權力的守護神、祖國神聖榮譽的保護者、知識的珍愛者、和平生活的福地，但皇帝拋棄了莫斯科，由此導致俄國的綱常倫理被嚴重損壞，但莫斯科這處神聖的“第三羅馬”之地絕不應該荒蕪。

    這個籲請的重要性在於：動用“第三羅馬”概念質疑聖彼得堡作為首都的合法性。西元988年古羅斯經由拜佔廷(即君士坦丁堡)接受東方基督教——東正教，俄國就信奉拜佔庭乃“第二羅馬”之説。1204年君士坦丁堡這個“不朽之城”被十字軍佔領，1453年被“異教徒”攻陷，但這個史實卻沒有動搖俄國對“羅馬”的信仰，而是孕育出一種神奇的新意識，即俄羅斯要成為基督教的真正信仰者和保護者、莫斯科是拜佔廷的直接繼承者或第三羅馬。隨著莫斯科戰勝韃靼蒙古、斯拉伕民族信念顯示出生機，隨著東羅馬帝國走向衰亡，“莫斯科—第三羅馬”意識被提升為一種民族理念。普斯科夫一修道院修士菲托夫在《神聖的古羅斯》中提出世界歷史是三大羅馬／三大帝國的歷史，第一羅馬敗于崇拜多神教，第二羅馬拜佔廷敗于同天主教的複雜關係，此後歷史屬於第三羅馬——作為東正教中心的莫斯科。俄羅斯要拯救世界的彌賽亞理念就這樣通過莫斯科而由此形成了！

    因而，彼得大帝遷都聖彼得堡，這在老莫斯科人看來，乃是對古老民族精神和民族信仰施以暴力。可是，這又提示了聖彼得堡人策略性地使用“羅馬”概念：18世紀中葉就有人把聖彼得堡比作新羅馬，認為它是對“第三羅馬”莫斯科的延續，是最後一個羅馬，是一個新的聖城。

    在誰擁有羅馬優先權之爭中，“城市-長生鳥”成了莫斯科的神話，尤其是莫斯科一次次在戰火或火災中復興起來，這種神話更獲得了廣泛影響：斯拉伕派理論家K阿克薩科夫就聲稱“莫斯科在灰燼中又復活了，並且是隨著俄羅斯大地一道復活的”。與之相對應，聖彼得堡乃“註定要滅亡之城”，原本就有的聖彼得堡乃反基督城之説被進一步強化：著名政論家赫爾岑公開聲言：“聖彼得堡永遠會促使任何一個正派人去詛咒這個巴比倫。”

    19世紀

    19世紀，關於聖彼得堡的爭論變得更為複雜了！

    爭論之一是關於城市建築理念。聖彼得堡最早的建築風貌儘管要兼有莫斯科形象，但是在“理想城市”建設方案中，聖彼得堡睿智地模倣了羅馬、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等城市的形象，莫斯科形象消失在外來的借鑒風格中。多年後波羅的海地區一個德國人甚至稱，“聖彼得堡乃一座人造城，她的産生是神速的，與俄羅斯帝國發展同步，她的衰落和消亡也會是這樣快速的。”當然，還有另一種聲音，説聖彼得堡乃“造型藝術之城”，聖彼得堡使東西方建築藝術和諧起來的做法，教會了俄國人選擇建築韻律。

    當然，更為重要的爭論是關於聖彼得堡功能或使命所掩蓋的問題。在這方面，普希金是很有代表性的：1833年的敘事長詩《青銅騎士》(副標題“聖彼得堡故事”)敘述聖彼得堡對國家的意義和對具體居民的價值是分裂的，而彼得大帝騎著騰空飛躍的駿馬雕像，作為聖彼得堡的地標，其面向西方的意義，在下層市民看來乃恐嚇普通人之物。

    19世紀初聖彼得堡獲得異己之城的名聲已經公開化，著名暢銷書作家蘇馬羅科夫(1760-1846)在其《舊風俗與新生活方式》(1841)中稱，莫斯科有我們的鄉村教堂、皇宮、美麗的郊區、祖傳的定居生活，而聖彼得堡只有豪華的建築，沒有與之相匹配的俄羅斯式生活。

    斯拉伕主義創始人之一AC霍米亞科夫之作《論新與舊》(1839)提出，新時代是從彼得大帝建造聖彼得堡開始的，它使俄國變得和西方一模一樣，而西方于俄國而言是格格不入的。1856年K阿克薩科夫在《首都的意義》中稱聖彼得堡為“俄羅斯的外國首都”，認為聖彼得堡割斷了政府與人民之間的關係，籲請皇帝遷都回莫斯科———“人民的首都”，放棄聖彼得堡這個只是屬於“政府的首都”，否則只能以“函授方式”間接管理俄羅斯。

    不過，19世紀後期兩派之爭有和解趨勢。新斯拉伕派作家和出版家BM加爾申(1785-1888)聲稱，“莫斯科是俄國生活的自然作品，而聖彼得堡乃人工製造的樹木和人工餵養的植物。俄羅斯需要莫斯科，聖彼得堡需要俄羅斯。聖彼得堡乃寄生物，即使整個俄羅斯病了，聖彼得堡卻在發表長篇大論。”

    總之，在19世紀知識精英的爭論中，聖彼得堡是文明之城，如果聖彼得堡認為莫斯科乃拜佔廷——亞洲的落後之所，那麼莫斯科則把聖彼得堡看作歐洲的外省；或者相反，如果説莫斯科是俄羅斯的精神家園和祖國古老榮譽的維護者，那麼聖彼得堡則扮演了俄羅斯的西方性文明之代表的角色。

    白銀時代

    19-20世紀之交，俄國文化迎來了一個新的繁榮時代，史稱白銀時代。

    在白銀時代，關於聖彼得堡身份認同問題依然很敏感，但爭論方式和思想進步了。A梅爾特瓦格這位以研究俄國土地問題著名的經濟學家、以編輯經濟學週刊《主人》而著名的出版家，寫下著名的散文《聖彼得堡與莫斯科》，稱“在莫斯科和聖彼得堡兩個世紀的對立期間，不是政治而是文化創造了他們的不朽。莫斯科是從‘土地’裏成長起來的，因此有著強烈的保守特徵。彼得大帝不能容忍莫斯科的保守主義，而莫斯科的保守主義也不因為體力崇拜時代的退卻讓位於日益增長的個人主義。兩百年前對於新生的俄國文化力量而言，聖彼得堡還只是人工育苗的花圃，國家文明之力在此慢慢生長著。而莫斯科人喜歡確證，聖彼得堡不是俄羅斯之城。可是，俄羅斯與外國文化雜交，加速了聖彼得堡的發展，並賦予了它多種很像西歐文化的特徵。……聖彼得堡乃俄國現代文化力量的避難所，莫斯科則反映了俄國文化的不足，以至於有什麼樣的俄羅斯就有什麼樣的莫斯科。莫斯科從俄國接受的文化資源比聖彼得堡的中等水準還要低，因為悠久歷史使它在文化創造力方面遠落後於聖彼得堡，但是莫斯科具有聖彼得堡所沒有的大膽”。主要在聖彼得堡活動的著名象徵主義文學家梅列日科夫斯基在著名的長篇歷史小説《基督與反基督者》第三部《反基督者(彼得與阿列克塞)》中，已經構築了聖彼得堡與莫斯科分別為“進步”和“落後”的形象，而且這種“進步”與“落後”之爭是血淋淋的，尤其是聖彼得堡的“進步”是以犧牲俄國的宗教信念、俄國的人性為代價的，但是這種進步又是必要的。

    1918年俄國突然出現一個討論聖彼得堡的高潮：這是因為十月革命導致知識界預感聖彼得堡要發生巨變？還是知識界本身要借聖彼得堡表達什麼思想？1918年聖彼得堡一家出版社推出了《聖彼得堡與莫斯科》論文集，包括《聖彼得堡的本質消亡了嗎？》、《聖彼得堡與俄羅斯的經濟命運》、《守衛涅瓦》等，對十月革命後的聖彼得堡和莫斯科進行重新評估，字裏行間流露出對舊聖彼得堡的懷戀和維護，堅信“聖彼得堡不是皇帝的臆想所為，也不是官僚政治的虛構之物。聖彼得堡乃偉大人民的天才思想，是對人民的創造力和天才的證實。聖彼得堡是被俄羅斯文化所征服的俄國北方”。著名政治家和出版家H烏斯特利亞洛夫在《聖彼得堡的命運》(1918)中稱，“正是聖彼得堡時期才把俄國從莫斯科外省的鄉村小院引向了真正歐洲和世界大國之途”，“經由聖彼得堡才使得古羅斯變成了偉大俄羅斯”，“俄羅斯若是再要復興，首先就應該接受自己歷史的聖彼得堡時期，接受聖彼得堡的‘理念’和‘靈魂’。聖彼得堡的靈魂應該復活，彼得大帝的事業也要成為俄國人民的事業。俄羅斯要把歷史的邏輯和力量扭轉到彼得大帝之路和傳統上來。”

    蘇聯時代

    十月革命後，經由彼得格勒變成了列寧格勒的聖彼得堡，很少被蘇聯納入文化平臺上討論：一方面因為遷都莫斯科，對這兩個都城的定義基本上由其政治地位確定，試圖繼續從文化上另外確認其形象將成為一種政治上的冒險行為；另一方面，白銀時代大批關注這兩個城市的知識精英流亡國外，蘇聯境內已少有能從文化上評價與莫斯科相對應的聖彼得堡的博學之士。可是，兩個世紀的聖彼得堡所生成的獨特形象和所積澱的宏大意義，和體現俄羅斯本土性的莫斯科一樣，成為海外僑民認同故土的精神資源。

    不同時代俄國眼中的彼得堡形象總是與莫斯科聯繫在一起的，並因為各自的文化意義在不同闡釋中不斷得到釋放，以至於彼得堡形象隨時代變化而常新。這種情形，類似于海涅談“慕尼黑／柏林”，或者是大仲馬、司湯達、巴爾扎克等人談“巴黎／外省”，通過參照係把所要討論的城市及其形象更明確地呈現出來。（林精華）

    《南方週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