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德和威妥瑪的呈文令清政府膽戰心驚。按照1858年中國與英、法、美、俄簽訂的《天津條約》，1867年為修約之年。此時的清政府對於10年前英法藉口修約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還心有餘悸，遂將二文轉發江南督撫，要求他們認真籌劃應對之策。

    總理衙門內的辦事大臣認為，“近來中國之虛實，外國無不洞悉；外國之情偽，中國一概茫然。其中隔閡之由，總因彼有使來，我無使往。以致遇有該使倔強任性，不合情理之事，僅能正言折服，而不能向其本國一加詰責，默為轉移。”總理衙門於是暗中醞釀遣使出洋。但統領總理衙門的恭親王奕發現：清廷上下竟無一人能夠勝任此職，於是將目光放在即將卸任的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的身上。

    美國公使成了欽差

    蒲安臣生於1820年，是美國著名的律師、政治家和外交家，也是著名的廢奴主義者。1856年6月2日發表的著名演説《馬薩諸塞州的抗辯》後來成為美國解放黑奴運動的重要文獻。

    1860年，蒲安臣全力協助林肯競選總統，結果自己丟了議員席位。為感謝助選之功，林肯于當選總統的第二年任命他為美國駐奧地利公使。但奧地利政府以蒲安臣曾經發表過支援匈牙利革命領袖的演説為名宣佈其不受歡迎，於是，林肯重新任命蒲安臣為駐華公使。

    1862年7月20日，蒲安臣作為清政府接納的第一批外國公使之一入駐北京。蒲安臣來華之時，風雨飄搖中的清政府先後遭遇太平天國運動和第二次鴉片戰爭兩次打擊，內外形勢岌岌可危。

    1862年，美國國務卿西華德提出對華“合作政策”，其要點是：在中國，對於一切重大問題要協商合作；在維護條約權利所必需的範圍內保衛條約口岸；在條約口岸內，既不要求，也不佔用租界，不用任何方法干涉中國政府對它自己的人民的管轄，也不威脅中華帝國的領土完整。

    美國的“合作政策”在西方列強中獨樹一幟。在這個政策的支援下，清政府度過了19世紀60年代的政治危機，自然對這個政策的執行者蒲安臣心存感激和信任。

    1867年11月，蒲安臣任期屆滿，準備向清政府辭行。辭行之時，蒲安臣向奕表示，今後（中國）遇有與各國不平之事，必十分出力。奕問他是否願意代中國領命出使西洋各國。蒲安臣當即答應。

    清政府原已在各地海關任用過洋人任稅務司。

    1867年11月27日，奕正式向清政府上奏，請旨欽派蒲安臣權充辦理中外交涉事務大臣。

    為在列強之間協調平衡，清廷又請英國駐華使館官員柏卓安和擔任過中國海關官員的法國人德善為左、右“協理”，充當蒲安臣的副手。另派記名海關道志剛、禮部郎中孫家谷隨行出訪，會同蒲安臣辦理中外交涉事務。總理衙門特別強調：中國此行所派之員，均係欽差。

    1868年2月25日，蒲安臣使團自上海虹口港乘坐“格斯達哥裏”號輪船起航。

    首航美利堅贏得頭彩

    作為老練的政治家，蒲安臣深知此行難度之大。因此，他將此行的第一站選在了他最有把握的美國。

    在海上航行了一個多月後，蒲安臣使團抵達了舊金山，引起熱烈反響。加利福尼亞州州長在歡迎宴會上稱讚他的同胞蒲安臣是“最年輕的一個政府（美國）的兒子和最古老的一個政府（中國）的代表”。蒲安臣在致答詞時也興奮地説，他的出使意味著中國已經步入和平與進步的途徑。

    1868年6月2日，蒲安臣一行取道巴拿馬抵達華盛頓。次日，使團成員拜訪了美國國務卿西華德；6月6日，拜望了美國總統約翰遜。

    在紐約，蒲安臣竟以中國代言人的角色向美國公眾宣稱：“中國願意和你們通商，向你們購買貨物，賣東西給你們”，“她歡迎你們的商人和傳教士。她告訴你們的傳教士，讓他們把光亮的十字架，插到每一個中國的山巔和溪谷……”蒲安臣在發表這些演説前根本沒有得到過清政府在這方面的授權。這些演説令清政府目瞪口呆，立即對外宣佈，不承認這些演説。

    在此後的一個多月中，中國使團遍遊美利堅，到7月下旬才回到華盛頓，由蒲安臣與西華德在密室中商談《天津條約》的續增問題。由於西華德與蒲安臣均係對華“合作政策”的決定性人物，兩人在對華政策上的默契不言自明。志剛、孫家谷等中國官員則樂於將此重任推給蒲安臣，自己忙於各種交際應酬。

    7月28日，蒲安臣與西華德簽訂了《中美續增條約》，史稱《蒲安臣條約》。條約規定：“大清國與大美國切念民人前往各國，或願常往入籍，或隨時來往，總聽其自便，不得禁阻，為是現在兩國人民互相來往，或遊歷，或貿易，或久居，得以自由，方有利益。”從字面上看，這的確是近代中國所簽署的最平等的條約。清廷上下尤其對美國在條約中聲明不干涉中國內政這一點倍加讚賞。美國則通過這一條約將騙招華工合法化，解決了內戰後和修建太平洋鐵路勞動力緊缺的問題，因此，也有人將此條約戲稱為“廉價勞動力條約”。

    在歐洲的艱難交涉9月19日，蒲安臣使團抵達倫敦。10月20日，蒲安臣一行在溫莎宮受到了維多利亞女王的接見。蒲安臣使團在英國耽擱的時間較長，因為當年12月4日英國大選內閣更替，自由黨獲勝組閣，英國對華政策可能出現變數。

    12月26日，英國新任外交大臣克拉蘭敦會見了蒲安臣等人。會談中，蒲安臣以“中國欽差”的身份，向英國政府提出“合作政策”問題。克拉蘭敦也宣佈英國政府願意同中國政府“以和濟事”，但兩天后，克拉蘭敦照會蒲安臣，表明與中國修約的主動權應屬英國。事實上，英國在修約問題上也的確表現得過於沉著，以至此事一拖就是30多年，直至1901年方派出專使赴華商議修約。

    在同一份照會中，英國政府還闡述了他們今後對華政策的走向：“（英國）不實施與中國的獨立和安全相矛盾的一種不友好的壓迫；英王陛下政府寧願同中國的中央政府直接接觸，不願同各地方官吏交涉。”英國人提出的交換條件是：中國應忠實地遵守各種條約義務，英國保留使用武力“以便保護生命財産受到迫切的危害”。對於這樣一份以保護者自居，充滿威脅口吻，並以使用武力為保留條件的照會，蒲安臣竟于3天后復信表示完全贊同。

    1869年1月2日，蒲安臣一行到達戰爭陰影籠罩下的巴黎。當時英法結盟，在遠東政策問題上都惟英國馬首是瞻。況且當時普魯士大兵壓境，普法戰爭一觸即發，法國政府也不想在中國問題上過多糾纏。1月5日，法國外交部長拉發特致函英國政府，表明法國政府與英國政府立場一致。1月21日，法國皇帝拿破侖三世接見了蒲安臣。蒲安臣一行在巴黎前後呆了半年多，雖受到很好的接待，但他沒有取得像在華盛頓那樣的條約，或者像在英國那樣的自製性的照會。

    1869年9月21日，蒲安臣使團前往瑞典、丹麥和荷蘭等國。由於這些國家並無修約交涉的任務，代表團過得頗為愜意。

    1870年10月20日，蒲安臣使團到達柏林。代表團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了同普魯士的談判，普魯士首相俾斯麥發表了對中國有利的聲明。普魯士是後起的資本主義國家，在中國問題上尾隨美國。美國政府此前已于1869年8月間經由官方正式通知了北德意志聯邦（德意志南部諸邦當時歸奧匈帝國和法國統治）議會議長。因此，蒲安臣等人在柏林的交涉比較順利。

    得肺炎病死在俄國1870年2月1日，蒲安臣一行自普魯士前往沙俄。此時，正值沙俄大肆侵略中國西北和黑龍江流域，中俄關係萬分緊張。由於沙俄與美國沒什麼矛盾，因此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看在美國的面子上，于2月16日在聖彼得堡接見了蒲安臣一行。本來，蒲安臣是代表中國與沙俄進行交涉，亞歷山大二世卻在會談中大談俄美關係，令蒲安臣十分尷尬。

    此時的蒲安臣心情惆悵。他深知中俄之間矛盾重重。加之他一路鞍馬勞頓體質下降，無法抵抗俄羅斯的嚴寒，于會見次日病倒，被診斷為急性肺炎。在病中，蒲安臣仍然每日看報，尤其注重俄國時局的發展，惟恐“辦法稍差，失顏于中國；措語未當，又將貽笑于俄人。乃日夜焦思，致病勢有加無已”。一週後，蒲安臣在聖彼得堡去世。

    根據志剛的敘述，蒲安臣在出使過程中頗為賣力：“查蒲使為人明白豪爽，辦事公平，而心志未免過高，不肯俯而就人。一遇阻礙，即抑鬱愁悶而不可解；兼有水陸賓士，不無勞瘁。受病已深，遂致捐軀于異國。”志剛等在蒲安臣病逝後當即給其妻治喪銀六千兩；清政府為酬其擔任駐華公使時“和衷商辦”及出使期“為國家效力”，而“加恩賞給一品銜，並賞銀一萬兩”。蒲安臣雖是美國人，但是在中國當時外交人才極缺的情況下，代表中國政府第一次促進中國與外國官方交往，對於發展中國與美國的關係作出了貢獻。

    蒲安臣死後，志剛等人繼續與沙俄交涉，並相繼出訪比利時、義大利、西班牙等國，于1870年10月18日回國。 （張偉）

    《環球時報》 2003年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