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8日，一架俄羅斯伊爾—86型飛機在莫斯科的謝列梅捷沃第一機場起飛時墜毀，只有兩名空中女服務員倖免于難。聽到這個消息，我為這兩個幸運的人感到高興的同時，也在想，和自己一樣的空難幸運兒又多了兩個。1981年我從5000多米的高空墜下，竟然大難不死。20年過去了，那不同尋常的經歷一直讓我記憶猶新。

    那年我20歲，和新婚丈夫結束蜜月旅行後，乘飛機返回家鄉———布拉戈維申斯克。不幸的是，當飛機降到5220米時，不巧和一架軍用轟炸機相撞。丈夫和其他人當場死了，只有我經歷8分鐘的下落過程後，奇跡般地活了下來。

    我們的飛機AH—24和軍用飛機相撞後油箱和機翼脫落，當時我正睡著，忽然感覺到被狠狠地撞了一下，立刻有被燒灼的感覺，機艙內25攝氏度的溫度瞬間變成了零下30攝氏度，耳邊是人們的銳聲尖叫和空氣的嘶鳴聲。丈夫在我眼前死了，在那一刻，生命對於我來説已經結束了。我甚至沒有喊叫，沒意識到恐怖。

    飛機很快又斷為兩部分，斷裂處就在我和丈夫的座椅前（我們坐在機尾部）。我被甩向過道，摔向對面的艙壁，一時失去了知覺，當我甦醒過來時，發現自己躺在那裏。全身感覺真疼，我祈求下落的過程中身體不要太疼了。此時我想起了義大利電影《奇跡還是可以遇到的》中的一個情節：在空難中，女主人公是怎麼死死地縮在座椅裏而獲救的。於是我很艱難地爬到了一個座椅上……

    我當時根本沒想是否把自己用安全帶綁在座椅上，可下意識地就做了。我開始往飛機的舷窗外看，想儘快“抓住大地”，好不再那樣沒根沒底地飄。突然飛機殘骸劃過雲層，我見到綠色的一團東西。我落到了一小片樺樹林裏。

    幸運的是，雖然有點腦震蕩，一隻胳膊和一條腿骨折，肋骨斷了一根，牙全部摔掉了，但我沒受致命傷。當我甦醒過來時，看見丈夫的屍體就躺在對面，悲痛欲絕的我一下子站了起來。我在原始森林裏呆了3天，3天時間裏就靠從樹上撕下的小塊果肉充饑。當救援人員找到我的時候，他們除了“啊———啊”的驚嘆，什麼都説不出來。我能理解他們的反應，我當時的樣子的確很嚇人：渾身沾滿類似黑李幹（一種野果）顏色的油漆，而且還閃著銀色的熒光（這是飛機機身的顏色），頭髮被風吹成了一種玻璃絲似的東西。一見到救援人員，神經一下放鬆的我立刻走不動路了。後來我才知道，在我的家鄉，人們已經為我挖好了墓穴。

    我為什麼能從那麼高的空中摔下竟然還能活著？救援人員也解釋不了，事後，專家們做出的解釋是，我所在的那塊飛機碎片像一片樹葉那樣滑落，或者沿圓週旋轉著下滑，或者左右搖擺著下落。總之像樹葉一樣滑落的下落方式使我沒有被摔死。我在網上還讀到一篇專家談及我倖免于難的文章，那篇文章的作者把我歸入到了有特殊功能、從高處落下不會摔死的小貓和小孩子的行列。專家認為我和那種有特殊功能的小貓和小孩子的情況都不能用一般的物理法則來解釋。在緊急狀態下，身體裏有種應急機制發揮了作用，將重力暫時阻隔了。不知道專家的觀點正確與否，但我很喜歡他把我和小貓、小孩子相提並論。

    我沒有因為這次大難不死而皈依宗教，也沒有酗酒和消沉，我依然熱愛生活，而且常常半開玩笑地説：“我是上帝的女兒。”只是空難事故兩年後，又一架飛機失事了，那一刻，我一下子想起了自己所經歷的空難的全部過程及所有自己當時的感受。我覺得自己的一部分已經永遠留在了那架飛機上，好像還沒落到地上一樣。

    空難以後我的生活還是一個正常人的生活，那之後的第五年我生了孩子。我做過教師，現在是一家公司的辦公室主任，不過，下班後就馬上回家休息，我的脊柱不能太疲勞了。

    我知道，1972年從1萬米高空墜下的一位南斯拉伕空姐現在還活著。前不久採訪我的德國記者説，德國也有一位女性從3000米高空摔下後生還，現在又加上了兩名空姐。我非常想和這些與我一樣從空難中倖存下來的人聊聊。我想，等兩名空姐康復了，我要和她們認識認識。

    我一直在想，是什麼讓人在類似的情況下能夠逃生？為什麼基本上都是女性獲救呢？是因為她們憑直覺對細小聲音更加敏感嗎？我覺得，應該從這個方向上尋找答案。（鐘玉華）

    《環球時報》 2002年8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