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一行三人到達喀布爾時已是深夜，尋找住處成了難題。所有的客房，甚至是蝨子亂爬的旅店都人滿為患。後來一位聯合國人員告訴我們，曾經看見過挂著“澳大利亞樓”牌子的別墅。“你們是澳大利亞人（我未反駁），去敲敲門試試看，或許可以住一夜。”

    我們花了幾個小時才找到“澳大利亞樓”，但看門人卻不允許我們入內，理由是這座樓是美國的軍事顧問傑克租的，他現在去外地執行秘密任務了。好不容易找到了住處，我們哪肯輕易讓步，同行的達赫爾是旅居澳大利亞的波斯尼亞演員，他一看到大門上畫著的袋鼠就認定要住在這裡了。我們就這樣不管三七二十一地硬闖了進去，進大門時果真看到一塊告示牌，上面寫著“不經過預先的檢查，任何車輛不準入內，傑克不在的時候，任何人不準入內”，下面還有傑克的簽名。這座樓很舒適。墻上寫有所有的阿富汗軍事指揮員的手機號碼，挂著皮爾斯布魯斯南在電影《末日危機》中扮演詹姆斯邦德的大幅肖像畫。桌上放著傑克身著特務隊隊服在尼加拉瓜、泰國和巴拿馬的酷照，還有一張他教兒子射擊的照片。我們還大膽地偷窺了桌上的文件，原來“傑克”只是綽號，並不是這位神秘特工的真名。同行的愛爾蘭女記者海倫在廚房還找到了伏特加，在她看來，飲伏特加的男人總是有優點的，起碼是個體面人。我們就這樣佔據了傑克的房間，把他的酒喝了，還換上了他的便鞋。那一夜，我們舒舒服服地睡了一覺。

    他從來都不摘墨鏡，沒有人會認出他不戴墨鏡的樣子

    傑克是三天后與美國軍事記者代表團一起回來的，我從未奢望傑克會歡迎我們這些不速之客，尤其對我這個來自俄羅斯的記者。我打定主意和他建立純樸而友善的關係，住在一個屋檐下為什麼要弄得不融洽呢？傑克疲倦地問我“你是克格勃的人吧？”，我沒有解釋克格勃早已更名為聯邦安全委員會。出於懷舊，老一些的特工是不願改變克格勃這一富有傳奇色彩的名字的。儘管外面夜色已深，傑克卻戴著墨鏡。我請求他摘下眼鏡，他回答説：“我從來都不摘墨鏡，沒有人會認出我不戴墨鏡的樣子。”我們一邊喝著飲料，一邊閒聊，在淩晨時已經彼此接受了對方。傑克允許了我們幾個外來者住在這裡。

    很快我們就習慣了喀布爾的上層生活，最大膽的舉動就是在解除宵禁之後，在不知道夜間密碼的情況下參加娛樂活動。

    2002年的喀布爾就像1943年的德黑蘭，特工在這裡多得是。各國凡是有些實力的情報機構都把最精幹的特工力量派往阿富汗。喀布爾到處是雙重身份的人。在市內唯一一家聯合國酒吧裏常常見到一些“文化官員”、“經濟學家”以及“人道組織的代表”。“文化官員”身上可能文著諸如“不忘自己的特務隊”這類題詞，“經濟學家”則壯得讓人覺得他那雙大手能不費吹灰之力就把鱷魚的嘴巴折斷，而“人道組織的代表”更是對國家軍事和政治內幕無所不知。這群可疑的人在四處打探著情報，他們借著微弱的月光和煤油燈的光亮在下象棋（下象棋是喀布爾人的一大嗜好），喝著伏特加，收集著資訊。

    很多不明身份的人經常光顧“澳大利亞樓”

    傑克回來以後，很多不明身份的人也經常光顧“澳大利亞樓”。我們突發奇想打算設置一個特工俱樂部並收取入門費。俄羅斯的特工人員也不甘寂寞，他們對傑克非常感興趣。那一天，俄羅斯客人到來時已是深夜，他們和傑克的談話從閒聊開始，而後是職業性的對過去戰爭的回憶，最後才深入到實質，那就是目的明確地驗證自己已經得到的資訊或獲取新的資訊。在他們的談話過程中也出現了不愉快的場景。俄羅斯特工讓傑克回想起他1993年在莫斯科被捕的情景，回想起留在那裏的女友塔吉亞娜。接下來的談話就更讓人尷尬了，當俄羅斯特工暗示，在莫斯科這個姑娘的情況可能不太妙時，傑克認為，各國的情報部門間存在著不成文的協議，那就是不觸及特工人員的家屬及其親近的人。一個俄羅斯特工攤了攤手説：“我們是好人，善解人意，但莫斯科不是我們的地盤，那裏有自己的規矩。”當時，傑克簡直是太憤怒了。

    午夜過後俄羅斯客人才走，傑克送他們上車時又對他們説了些什麼。回來後，他告訴我説：“我只是警告他們，如果我女朋友出什麼事，我會殺了他們。”第二天早晨傑克穿著一新，穿上迷彩服和防彈背心，帶上衝鋒槍，給汽車貼上特殊的識別標誌以免被美國的轟炸機誤炸，然後就向烏茲別克邊境出發了。

    我又碰到和傑克爭執的俄羅斯特工時，發現他神情很不自然。他和我解釋説：“昨天喝多了。”我便安慰他説：“沒什麼，等傑克回來，你們一起喝喝酒就和好了，這並不妨礙你們為各自的祖國效勞。”

    《環球時報》 2002年7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