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11月8日，巴納德降生在南非西開普省西博福特鎮一個貧寒的白人家庭，父親是一名牧師，為當地黑人和有色人布道傳教，而這在當年種族歧視極為嚴重的南非是被視為大逆不道的，因此巴納德兄弟4人的童年不僅要忍受貧困的煎熬，還要遭受別人的冷眼。童年的不幸促使巴納德早早立下刻苦學習、行醫養家的志向。

    中學畢業後，巴納德考取了開普敦大學醫學院。因為貧窮，他買不起汽車，每天要步行7公里去學院上課，這比上中學時每天徒步8公里少了1公里。1946年大學畢業後，他進入開普敦大學附屬醫院工作。10年後獲得美國的獎學金，前往當時的世界心臟外科學中心———明尼蘇達州立大學學習新的外科技術。兩年後，他回國與同事成功地設計了心瓣修復術，並將術後護理新技巧用於臨床，這為此後成功地進行人類首例心臟移植手術奠定了堅實基礎。

    在人類首例心臟移植手術為他帶來巨大聲譽後，巴納德利用自己的身份強烈抨擊種族隔離制度，由於發表了“南非白人政權等同於法西斯納粹分子”的演講，被當局禁止公開活動長達20年之久，直到新南非誕生後受到曼德拉總統的邀請，他才重新露面。其間，他與人合作完成了自己的傳記《第一生命》和其他書稿，同時還經常在《開普時報》等報刊上發表專欄文章。

    20世紀80年代，巴納德經歷了兩次巨大的感情挫折，先是做醫生的長子不幸去世，後是他的婚姻第二次破裂。1983年，由於受風濕性關節炎的影響，61歲的巴納德不得不放下心愛的手術刀。退休後，他應邀赴美國俄克拉荷馬州移植研究所做了兩年客座教授，並在65歲時回國完成了第三次婚姻。

    晚年的巴納德旅居歐洲。隨著年齡的增大，他漸感體力不支，特別是第三次婚姻的失敗，更使他心力交瘁。他用破碎的心支撐著病弱的身軀完成了他的最後一部著作《心臟保健50條》。前年他又接受了面部皮膚移植，通過鐳射外科手術治療他的皮膚癌；年末，他因腿關節骨折而在維也納的一家醫院裏度過了最後一個孤寂的耶誕節。他的女婿維瑟説，自從去年離婚後，巴納德感到非常寂寞，他的健康狀況急劇下降，“不可否認，他是個傷心之人”。

    當記者問巴納德此生有何遺憾時，他説：“在進行人類首例心臟移植手術前一個多月，我的父親離開了人世。我人生最大的遺憾是父親未能看到我的成功，與我分享成功的喜悅。”話語之中飽含著一位兒子對父親深沉熾熱、歷久不變的敬愛。

    《人民日報》 2002年4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