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權威遭遇剽竊醜聞

    涉嫌剽竊的是兩位名聲如日中天的歷史學家，其中一位是斯蒂芬安布羅斯，另一位是多麗斯卡恩斯古德溫。65歲的安布羅斯早年曾被艾森豪威爾“欽定”為傳記作者，傳記出版後，又馬不停蹄地寫作了近30本書。他寫作的題材廣泛，涉及政治、軍事和外交史，多部著作是美國大學歷史課的常用教材。如果説近年來修美國外交和軍事史的學生都讀過至少一本安布羅斯寫的書，應該不算過分。59歲的古德溫是一位女學者，不像安布羅斯那樣著作等身，但名氣決不亞於他。她也是以寫總統傳記起家，先是以一部約翰遜傳（1976年出版）嶄露頭角，後又得到特別許可，優先閱讀了肯尼迪家族檔案，寫出一部近千頁的肯尼迪家族史（1987年出版），一舉成名。1995年，她的羅斯福總統與夫人傳（1994年出版）獲得普利策歷史著作獎，從此步入“總統史專家”的行列。除都是受人尊重的暢銷作者外，兩位歷史學家也是媒體明星。安布羅斯是家庭影院電視網（HBO）的常客，古德溫是公共電視網（PBS）晚間新聞的特約評論員。2000年美國總統大選時，古德溫在幾大電視網“客串”，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去年還被認為是最有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一。

    不料，今年1月，美國在阿富汗的反恐戰爭剛告一段落，《每週必讀》便對安布羅斯“發難”，稱他去年出版的《TheWildBlue》一書（描寫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盟軍轟炸柏林的歷史）中的某些段落和詞句是從賓夕法尼亞大學一位歷史學教授的著作中原封不動抄襲而來。消息傳出，各大報紙競相轉載。《紐約時報》的記者還不辭辛苦，對照原文，詳細列舉了抄襲內容。安布羅斯被迫回應説，他並非有意剽竊，只是因為用電腦寫作時粗心大意造成錯誤，保證在該書再版時予以改正。

    事隔幾日，《每週必讀》又抖出古德溫的剽竊醜聞，説她的肯尼迪家族史一書有40多處的段落和句子抄自另外一本女學者的著作。其實古德溫的書剛一齣版，原作者便發現了剽竊，並向古德溫和出版社提出了抗議。為了避免事情鬧大，古德溫決定“私了”，付給了原作者一筆可觀的賠償費，並答應在新版的著作中對引用的原作者予以“慷慨的”承認。如今《每週必讀》舊賬新翻，引起了媒體對古德溫著作再度“審查”，結果發現她至少還原封不動地“借用”了其他另外三本著作的內容而沒有給予應有的承認。剎那間，古德溫的地位變得極為尷尬。昨日她還在PBS的新聞節目中“煮酒論英雄”，今日卻不得不面對多年來景仰她的觀眾為自己申辯。與安布羅斯一樣，古德溫也不承認自己犯有剽竊，只是説由於疏忽犯了一個“無心的錯誤”。但是，令古德溫更為難堪的是，就在前不久，她才剛剛指責另外一位作者剽竊了她的肯尼迪家族史！

    剽竊害己又害人

    剽竊為學術和教育界之大忌。如果兩人還在大學教書，無疑將會受到重罰。安布羅斯已從新奧爾良大學退休，古德溫也不再是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的在編教授，兩人沒有也無需“單位”，被剽竊的作者也沒有訴諸法律，所以，兩人沒有受到任何行政或司法的處罰。但因為兩人地位顯赫，加上媒體的廣泛報道，最終他們不得不表示歉意。出版社（兩人涉嫌剽竊的著作都出自同一家出版社）為了挽回名譽，保證在安布羅斯著作的新版中加進必要的註釋，同時決定銷毀古德溫的肯尼迪家族史簡寫本的所有庫存本（出版社將因此受損1萬美元），另出修訂本。真正的懲罰是兩人的聲譽和信用受到影響。一些教授宣佈將不再使用兩人的著作作為課本或指定讀物。PBS晚間新聞部提前中止了與古德溫的合同，使她失去了價值無比的“公共知識分子”的地位。特拉華大學原來請古德溫擔任2002年畢業典禮主講人，剽竊醜聞出現後，該大學收回了邀請，理由是由她來為畢業班贈言已經“不再合適”。

    但剽竊事件真正傷害的遠不止是兩位歷史學家的名聲，而是美國大學最後也是最基本的一道生命線———求真。幾乎在所有的美國大學，學生都被明確告知：如果將他人的研究和創作成果作為自己的成果來表現，如果使用了他人的方法、文字和思想（哪怕是受到別人的啟發）而不對原創者予以承認，都是剽竊行為。一旦剽竊成立，學生會受到取消學分直至被開除的懲罰。如果對學生的剽竊行為視而不見，聽之任之，將是教授的最大失職，也是大學教育的最大失敗。各校對剽竊都有非常嚴格的規定。兩位大名鼎鼎的歷史學家涉嫌剽竊，無論如何辯解，其對學生的負面影響可想而知。

    根源在追逐名利

    但更令人失望的是兩人做學問的方式。面對《紐約時報》的採訪，安布羅斯承認，他寫書的時候，只要看到他人著作中有好的句子，他就會實行“拿來主義”，直接“輸入”到自己的書稿中，只不過是這次忘了加註腳。也就是説，他的研究是一個“借用”和“拼裝”的過程，而不是一個思想和創作的過程。古德溫把剽竊歸咎於研究助手的疏忽，顯然是推脫，因為負責寫作的是她本人，而不是她的助手，責任應該由她自己來負；除非剽竊的部分是助手寫作的，而她又把助手寫的東西當成自己的來發表。如果真是這樣，問題就更糟。

    安布羅斯與古德溫的寫作如同企業生産，從原材料的整理、寫作到出版是一條龍運作。安布羅斯負責寫作，他的兒子是經紀人和研究助手。寫作《TheWildBlue》時，他兒子四處尋找題材相同的書，找到後，就建議他看，結果導致了剽竊。古德溫的陣容更為龐大，手下雇有3個全日制和1個半日制研究助手，負責處理“原材料”。這種現代學術生産方式使許多專業歷史學家深感震驚。

    其實安、古二人很有天分，受過極好的學術訓練，並非要靠剽竊來安身立命。筆者認為，他們多半是被市場那只“看不見的手”逼上梁山的。成為“大眾歷史學家”後，他們必須為滿足市場和出版社的要求（當然也有自己的需要）常出書和快出書，確保在市場中的份額。據《華爾街時報》報道，為了保證安布羅斯年年寫新書，出版商付出的版前預付達到了100萬美元。任何寫過書的歷史學者都知道，一年寫一本原創的史學著作，幾乎是不可想像的。短時間內寫不出來，只好採取“拿來主義”。把他人的東西“拿來”當自己的成果，又不通報天下，本身就是“偷”了。“偷”且不説，還要用“偷”之物謀取名利——不是小名小利，而是知識權威之名，百萬美元之利。這樣，“偷”就變成“騙”和“搶”了。當學問人不再真誠或不再視真誠為原則的時候，學術也就不再真誠，學術也就因此而異化了。

    《環球時報》 2002年04月0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