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是伴隨各國工業化與現代化而必然出現的現象。然而城市化的發展始終存在一個是否與社會經濟發展水準相適應的問題，也就是説，城市化水準不論是過分超前還是過於滯後，都可能對社會經濟發展産生不利影響。拉美國家的城市化就存在這樣一個問題，該地區的快速城市化並不是工業增長自然引起的“化學”反應，而是大量農村人口盲目擁入而造成的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城市人口惡性膨脹導致就業機會不足，造成城市中的貧富差距拉大，産生了普遍的貧困和貧民區。這種典型的人口膨脹式的拉美城市化被人們稱為“過度城市化”，貧民區被理解成不適應城市化和“都市病”的表現。

    雖然各方已經認識到了這種城市化嚴重的負面影響，不幸的是，拉美主要國家的“過度城市化”仍在中美洲國家重演。最近的一份調查顯示，這一地區的薩爾瓦多、宏都拉斯、尼加拉瓜和瓜地馬拉等國的首都正在步墨西哥城、加拉加斯和裏約熱內盧等大城市惡性膨脹的後塵，城市變得越來越大，市民變得越來越窮。中美洲地區大部分是農業國家，城市人口一般不足全國人口的40％。由於天災人禍頻頻發生，加上農産品價格不斷下跌，造成很多農民擁入城市，在城市邊緣地帶聚居。依照目前的增長速度，到2010年時，中美洲地區城市人口的比例將達到60％左右，“過度城市化”的現象將逐漸困擾上述國家。這自然引起了人們對拉美“過度城市化”的再度關注。

    安娜的故事

    安娜50多歲，住在加拉加斯市郊的卡迪亞貧民窟。25年前她被人從厄瓜多的鄉下帶到相對發達的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當女傭，從此就在這裡定居下來。她在這裡結了婚，生了4個孩子，不幸的是沒幾年就被丈夫拋棄了。20多年來，她靠給城裏人幫傭而獨自把孩子們拉扯大。安娜見過世面、膽大心細、遇事不慌、善於言談，常理直氣壯地為自己爭取利益，同時她也很上進，經過努力拿到了烹飪和裁縫培訓班的畢業證書。然而這一切還是不能擺脫生活的困境，她能掙到的仍只是政府規定的最低工資。現在4個孩子雖已長大成人，但都沒有正式工作。其中一個孩子通過自己的努力，接受師範教育當上了代課教師，但還得靠額外當小時清潔工養活自己。兒女們沒有能力贍養她，安娜不得不繼續工作。安娜所住的地方離市中心很遠，交通非常不便，有一次她早晨6點出門，下午才趕到主人家。

    在加拉加斯和拉丁美洲國家的其他大城市裏，像安娜這樣從農村到大城市定居多年仍然擺脫不了貧困的人不在少數，千千萬萬個“安娜”構成了城市窮人部落。這些人從事著打短工、當街練攤、送外賣和郵件、為人幫傭、幹小時工等簡單體力活兒，大多居住在窮人區和更慘的貧民窟裏。

    山上建起貧民窟

    加拉加斯典型的貧民窟是由簡易的磚瓦房以及用鐵絲將白鐵皮、粗麻布和紙板綁在一塊搭起來的棚舍組成的，一般依山而建。各家之間的界限無法分清，室內是泥土地面，幾乎沒有傢具，往往全家擠在一張破床或一條舊毯子上睡覺，個人隱私當然無從談起。下水道、排污系統等衛生設施實際上不存在，一旦下雨，貧民窟便成了污穢的泥潭，臭水和污物散發出難聞的氣味。

    不過與巴西相比，委內瑞拉的貧民窟只是小巫見大巫。巴西人專門為貧民窟發明瞭一個詞彙：FAVELA。據資料統計，巴西在告別20世紀時，有貧民窟3905個，聖保羅州是巴西貧民窟最多的州，那裏集中了1548個，佔總數的39.6％。巴西地理統計局還特意為貧民窟下了定義：即有50戶以上人家，聚居在一起，房屋建築無序，佔用他人或公共土地，缺乏主要公共服務設施的生活區。

    巴西最大的貧民窟——裏約熱內盧羅西尼亞貧民窟同時也是南美和整個世界最大的貧民窟，人口約30萬。那裏不僅缺水缺電，建築簡陋、臟亂，而且也是販毒、搶劫、強姦、謀殺層出不窮的地方。1997年記者去裏約熱內盧短期訪問時，曾聽陪同做過這樣的介紹：羅西尼亞貧民窟實際由販毒集團和幫派團夥控制著，警察如想進去抓人，要首先同裏面的幫派團夥打招呼，徵得同意後方可進入，不然即便是警察也很難全身而退。販毒集團和幫派團夥為保護自己的勢力範圍配備了大量的武器，據説連防空導彈都有。這樣的環境中犯罪案件自然少不了。

    三大負面影響

    這些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過度城市化”造成的。拉丁美洲自20世紀30年代開始工業化進程以來，城市化速度一直很快，城市人口1930年佔總人口的32％，1990年佔71.2％，目前已超過75％，接近歐洲的水準。歐洲城市人口由佔總人口的40％提高到60％經歷了50年，拉丁美洲實現相同水準的跨越僅用了25年。拉丁美洲這種快速的、相對失控的城市化進程，雖然對工業化的前期發展起了推動作用，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很多負面影響凸顯出來。

    其一，居民分佈和經濟佈局嚴重失衡。回顧近幾十年拉美國內移民的軌跡即可發現，農村人口的流動大體是先流向附近小城鎮，而後流向中等城市，最後流入大城市。拉美國家基本上都是中、小國家，通常國內最大的城市就是首都，因此，人口高度集中于首都是拉美各國的普遍現象。例如，根據1980年的統計，一些拉美國家首都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如下：海地56％，玻利維亞44％，尼加拉瓜47％，多明尼加54％，巴拉圭44％，巴拿馬66％，阿根廷45％，智利44％，烏拉圭52％。人口分佈高度集中與經濟佈局高度集中往往互為因果，相互推進，使地區間發展的失衡加劇。

    其二，城市規模急劇擴張。這是拉美城市化過程的重要特徵。例如，1950—1980年的30年間，墨西哥城人口由不足300萬增加到1500萬，聖保羅市人口由250萬增加到1350萬，裏約熱內盧市人口由290萬增至1070萬，布宜諾斯艾利斯人口由530萬增至1010萬。目前，這4個城市都躋身於世界特大城市行列。城市規模如此迅速地擴張，造成市政基礎設施的不足，醫療、教育等服務設施的短缺，以及城市規劃和管理工作的滯後，等等。城市發展因而出現某種無序狀態，交通堵塞、環境污染、治安狀況惡化等各種現代“都市病”日益嚴重。

    其三，城市就業壓力持續增加，城市貧困現象有增無已。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幾十年間，拉美國家的工業化進程比較順利，經濟持續增長。即便在那時，城市就業問題就很難解決，主要表現為流入城市的勞動力大部分找不到正式工作，只能通過提供各種服務來自謀生計，實際上是處於隱蔽失業狀態。80年代以來由於國際競爭的加劇和債務危機、金融危機的衝擊，經濟增長緩慢，就業形勢更加困難，許多國家的城市公開失業率都高達兩位數，隱蔽性失業就更多。農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而找不到就業機會，帶來了一系列的問題，其突出的表現是城市貧困化現象有增無已。1980—1994年的15年間，拉美貧困人口由1.359億增加到2.093億，凈增7340萬，其中城市貧困人口增加7250萬，而農村貧困人口只增加了90萬。目前，拉美貧困人口中65％是城市居民。這就是説，拉美國家的社會貧困現象由過去分散在廣大農村演變到現在主要集中于城市。這一變化對各國政府造成的壓力和對社會造成的影響都是巨大的。

    三個主要原因

    拉美地區城市化進程中出現上述現象的主要原因是：一、經驗不足。在當代發展中國家中，拉美國家最先開始其工業化、現代化進程。在工業化進程之初，人們對許多事物的規律認識不足。農業勞動力向工業和服務業部門轉移，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這是工業化、現代化過程中的必然現象。在拉美，人們可能對原來農業社會中農村激烈的社會衝突印象深刻，因而把農村向城市的移民過程看作是緩解農村社會衝突的途徑，對自發的移民潮從來不加調控，也沒有去探索適合國情的城市化模式，結果形成一種移民向大城市集中的單一模式。二、農業現代化模式的偏差。拉美歷史上形成的大地産制度造成農村土地佔有的高度集中。在工業化過程中，拉美國家雖然進行過一些土地改革，但總體上沒有改變廣大農民無地、少地的境況。農業現代化走的是發展機械化、集約化的現代農場的路子，農村勞動力被進一步排擠出來。這些因素都促使農村居民流向城市。三、政策上的某些失誤。如工業佈局過分集中于少數大城市及其周邊地區；在價格政策方面注意保護農業和農民的利益不夠；信貸政策對小農經濟的支援偏少；投資過分集中于工業部門和城市建設；城市居民在社會保障方面遠遠優於農村，等等。

    對於解決這一國際性的難題，專家的建議是：加大對農業的投入並在農村興辦各种經濟，把大量農村勞動力就地吸引住；同時在大城市附近興建設施齊全的衛星城。

    《環球時報》 2002年03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