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早些時候，北京郊區的一個台灣食品廠的員工因為公司既不與他們簽訂合同又不縮減工作時間而表示非常不滿，最後甚至告到了區勞工法院。但是法院沒有受理此案，最後這一事件以鬧事的領頭者被公司開除而宣告結束。去年還有一件事發生在天津的一家外國包裝廠，71名員工由於不滿公司不與他們簽訂長期合同而私自扣押了六名該公司的經理，包括1名美國人、1名馬來西亞人和4名香港人。最後警察解救了六名經理並拘捕了犯罪嫌疑人。

    這兩起事件是目前中國正在興起的一場不期而至的“勞動糾紛潮”中的兩個典型例子。根據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統計數字表明，去年全國發生勞動糾紛207605件，相當於1950年到1960年十年內的總和。其中有135206件以正式記錄在案，比1999年增加了12.5%。

    大部分的勞動糾紛都發生在全國最富裕和工業化最顯著的地區，如江蘇、上海、廣東和北京。而名單中的最後四個地區分別是西藏、青海、海南和寧夏，共發生糾紛1061件，其中有三個是中國最窮的地區。去年深圳共發生勞動糾紛12000件，而在1993年僅209件。北京去年共發生7480件，而1995年則為1583件。勞動糾紛的主要原因是工作時間過長、沒有假期、遲發或不發給工資、被禁止離開工作區、過於嘈雜和危險的工作條件和非法雇用童工等等。受害人主要是來自貧困農村地區的15至20歲的男女青年，他們好不容易來到東部和東南部城市打工，幾乎什麼工作都做。

    中國的法制體系和公斷程式面對成堆的各種糾紛案實在沒有時間一一審清，特別是有些地方政府為了保證稅收的財源，會不公正地袒護工廠經營者，而損害工人的利益。勞動部下屬一個受理工人投訴的福利中心的一名負責人韓志立（音譯）先生説：“現在中國一些地方的勞動關係已經退化到了歐洲十九世紀工業革命時期的狀況。一些私營和外資企業工人的工作條件就像早期資本主義時代一樣，超時工作、低收入等等。”

    雖然根據數字顯示，勞動糾紛發生在各種類型的公司企業中——國有、集體、私營、外商獨資企業，韓先生説最嚴重的糾紛發生在東南沿海城市，特別是在南韓和台灣企業中。“從海外資金最初在中國開始投資建廠起，經營者與工人之間的糾紛就開始出現了。”韓先生説，“六年前，曾有一家南韓公司甚至命令中國員工下跪。”

    今年9月28日的早晨，深圳一家紙質産品工廠的一位經理髮現自己抽屜裏少了5000元現金。於是他和另外兩名負責人來到一間職工宿舍，15名上夜班的女工正在睡覺。這三個人叫起了15名女工，搜查了她們的個人物品，一名女經理甚至還對每個人進行了搜身。結果並沒有找到丟失的錢。地方媒體將此事曝光之後，工廠向著15名女工賠償了3000元精神損失費。一件類似的事件也發生在深圳，一家南韓公司的56名女工在投訴她們在七月遭到公司負責人搜身之後得到了賠償。

    韓先生説：“目前中國有30萬家公司或企業中有外商的投資，其中的勞動糾紛近年來一直在增加。面對公司對他們的粗暴對待，工人們不得不採取行動。”韓先生和其他一些同事認為，這些糾紛是勞動市場的必然産物。中國農村地區有大約一億至兩億的剩餘勞動力，再加上城市裏超過1000萬的下崗職工，使經營者有了取之不盡的勞工資源。

    中國人民大學的楊銻仁（音譯）教授説：“就目前中國的流行趨勢來看，過多的剩餘勞動力，再加上法制體系有時候無法正確地起作用和政府職能較弱等因素使工廠經營者處於極為有利的地位。這種情況至少還要再持續五至十年。”

    同樣幫了經營者的還有地方政府之間在吸引國內外投資的激烈競爭。有些地區因為害怕會嚇跑投資者而不敢實施嚴格的勞動和環保規定。

    一起地方政府如何袒護非法工廠經營者的案子終於在今年七月水落石出。在中國西南部省份廣西壯族自治區內的一個貧窮的縣南丹縣，一個私營礦場中由於漏水而發生了一起嚴重的事故。礦主李東明和該縣縣政府都否認有任何礦工在事故中喪生。但媒體記者被派去進行進一步詳細調查。當他們採訪礦工的家屬時，他們卻遇到了一些人手持錢和刀子並告訴他們如果不離開就得沒命。據報道當地政府採取一切手段阻止記者報道此事。

    但這起事故的疑點太多，以至於國家總理朱鎔基特別成立了一個調查小組，由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主席李榮融帶隊，與公安部部長賈春旺一起前往南丹縣調查。從7月17日事故發生調查小組花了三個星期的時間查明至少有81名礦工在此次事故中遇難。當地人説事故發生時有大約400人在礦坑內。該縣委書記被撤了職，並且被移交司法部門審查。同時礦主李東明也被逮捕。根據大陸媒體報道，調查小組發現，曾經是一名小學校長的李東明，近年來靠經營這個錫礦礦場掙了不少錢，已經成了廣西的首富之一。他的礦場繳稅佔了南丹縣政府收入的三分之一，他又通過向縣政府行賄20輛桑塔納轎車，進一步控制了南丹縣。那些恐嚇記者的人是李東明組織的一支地方武裝中的成員。這批人共300多人，都配有機關槍和裝有消音器的手槍。每年消耗600萬元人民幣。據大陸媒體報道，去年8月有200人在一個礦場事故中喪生，但縣裏只對外公佈有38人死亡。李向死難者家屬每人支付2萬到10萬元不等的賠償金，條件是他們必須保持沉默。

    朱總理對這件事感到非常震驚和氣憤，不僅是因為幾起事故死亡人數之多和所暴露出來的安全保證措施之差，更是因為一個地方礦主竟然組織了一支非法武裝並控制了地方政府。

    根據勞動部去年的統計數字，國有企業的勞動糾紛佔總數的24.4%。其中許多都與減員、向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出售資産等有關，都很容易引起職工的不滿。媒體報道的最近的一個例子是安徽省馬鞍山地區的一個私營企業海天集團接管了一個國有橡膠廠。超過300名職工拒絕接受海天集團所提供的新工作，還舉行了罷工。最近還有個例子是今年早些時候東北部吉林市的一個國有染色工廠的500名職工拒絕接受該廠被賣掉以及他們的新工作。他們聚集在總公司吉林化工廠前面的馬路上，向省政府交了一封抗議信。

    在雲南省祿豐縣一家國有煉鋼廠的500名職工因為害怕該廠被賣給一個私營企業後他們會失業，在成都-昆明鐵路線周圍滯留了六個多小時。

    左向奇（音譯）先生在北京勞動局工作過十年多，目前在為勞工提供諮詢服務工作，他説：“這樣的勞動糾紛還會在持續一段很長的時間。”他説，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有企業的工人們對和比他們資格老的工人相同的工資水準和工作條件習以為常。現在，在市場經濟下，他們發現自己與經理之間的差別非常大，有時更因為經理是公司的股東之一，自己卻不佔半點股份而大為不滿。在今後，政府還將從經濟活動的許多部分撤出，這就意味著這樣的矛盾還會持續下去。

    《南華早報》2001年10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