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月，有兩件事備受矚目：北京獲得了2008年奧運會的主辦權；新加坡、台灣和香港的股價和匯率下跌至1997年金融危機以來的最低點。表面上看來，這兩件事並無關聯。

    如果把這兩件事聯繫起來，它們的內在聯繫似乎向我們昭示著亞洲的未來。中國的一舉一動不僅關乎東亞的安危，而且將對整個世界産生影響。世界各國都將不得不面對中國形成的巨大挑戰。

    無論對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還是第三世界國家而言，其政策制定者、工業領導者和商人在未來都必須對中國給予更多的關注。這種關注不是由老生常談的人權問題、中國貿易壁壘問題和共産黨的軍事威脅所引起的，而是中國的工業經濟將以爆破性的勢頭和強勁的速度發展，然而整個世界尚未對此做出充足的準備。

    最近，我參觀了坐落于珠江三角洲的一家工廠，通過這次參觀，我看到了中國強勁的發展勢頭。這家工廠從建立至今已有近三年時間，共有5萬名員工，全部是女性，沒有一個人戴眼鏡。

    我問廠長：“難道你們從來不招收近視的員工嗎？”廠長回答得很輕鬆：“誰的視力下降了我們就解雇誰。他們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其他對視力要求不高的工作，這就不是我們的事了。等著到這裡來工作的人多得是。”

    在工業化國家，這樣的用人方式顯得有些不近人情，勞動保障法也不會允許有這種情況發生。然而在中國的深圳、上海、蘇州、大連和不勝枚舉的工業化城市，隨著數以千萬計的農村勞動力的涌入，這樣的做法早就已經司空見慣了，不管是用人方還是受雇方都認為這是理所應當的。

    這樣的情形不是沒有先例的，在生産力開始步入高速發展的軌道的時候，不規則的運作方式就會不可避免地滋生。美國資本主義剛剛興起的時候和40年前日本開始戰後經濟復蘇的時候，這種情形也十分普遍。由於勞動力過剩，人的價值被輕視，新技術的價值相對被抬高。

    大連一家工廠發佈了以月薪100美元雇傭女工的消息後，附近村莊的2000多名女孩子前去應徵，足把不大的工廠圍了一整圈。

    被雇傭的女工都住在工廠的宿舍裏，每天都要工作很長時間。為了適應工作需要，女工們大都利用午飯後的一小段休息時間學習電子和其他高科技技術。由於視力和其他原因被解雇的女工通常不會再回家務農，而是到其他大城市或者新興城市中的工業和服務業等行當中謀職，從此離開農村，開始自由職業者的生活道路。

    從現實的角度講，中國供過於求的大批文化水準不高的廉價勞動力使中國擁有難得的競爭優勢。然而除此之外，還有三股力量推動著中國強勁的經濟發展勢頭。

    首先應該提到中國的政策調整。隨著香港和澳門的回歸，中國成功地實踐了“一國兩制”的構想，史無前例地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劃出特定地域，允許資本主義制度存在。在中央政府的嚴格監管下，資本主義經濟因素為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注入了無窮的活力。隨著整個經濟運作機制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中央政府將更多的經濟決策權下放到地方。這既調動了地方政府的積極性，也使得地方政府能夠更好地量體裁衣。上海、深圳、大連、天津、瀋陽、青島、蘇州等城市的經濟發展速度已經遠遠超過了亞洲四小龍。

    這些城市的平均人口大約在500萬到700萬之間，工商業經營在這裡擁有的自由空間很大，中央政府很少干預。改革開放20年來的中國被西方資本家視作難得的發展沃土，中國的企業家和商人則正在切切實實地享受著這座發展的天堂。

    其二，應該談到最重要的一條——人的主觀因素。中國的工業企業家熱衷學習，毫不自滿。我本人曾經在幾家日本大公司做過顧問，這幾家日本大公司在七八十年代的時候都算得上是美國商界叱吒風雲的角色。我清楚地記得，每每面臨令人敬畏的挑戰的時候，公司的行政官員都經常懷疑自身的實力，也常常把困難歸咎於經濟形勢和政府的決策失誤。雖説這種態度蘊含了幾分謙遜和謹慎，但是和中國企業家的闖勁兒比起來要稍遜一籌。

    中國的企業家正以自己全新的商業理念、十足的幹勁兒、特有的精明和膽識詮釋著中國經濟的騰飛。他們身上洋溢著勇於創新的精神，更展示出生意人地睿智。目前，中國的産品正在以空前的勢頭擠身國際市場，服裝、食品、手錶、家用電器、鞋業、精密電工和機械元件等眾多領域都已經成為“中國製造”的舞臺。

    在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電子元件製造廠不下5萬家。無論從技術水準、生産效率還是生産規模上講，這些中國大陸土生土長的工廠都絕對可以和日本和台灣的生産廠家相媲美。

    總而言之，中國已經成功地改造了自己的工業，而在其他亞洲國家，這種徹底的技術上和理念上的改變都至少經歷了15年的時間。

    第三個因素當屬中國的人民幣匯率始終保持著穩定的態勢，這也算得上是最關鍵的因素之一。人們還清楚地記得，當1997年的金融危機席捲整個亞洲的時候，中國政府向全世界承諾人民幣不貶值，成功地抵禦了那場危機。多年來，人民幣與美元的比價始終保持在一個相對穩定的水準上，這也許是歷史的巧合，然而更令人信服的解釋應當是中國經濟決策者的高瞻遠矚和先人之見。

    總之，中國經濟展現出的特點和發展形態令全世界矚目，她正在發揮出自身的影響力。伴隨著中國新經濟的拓展，世界對她的關注會由表及裏，逐漸深入。

    對於其他國家的政治家和工商業人士來説，尋求應對中國經濟崛起的新途徑是當務之急，而跳出自滿的怪圈是第一步。

    在經濟學家和投資者眼裏，中國擺在他們面前的是窘境。一方面，他們為中國廣闊的市場所心動；另一方面，他們又因為中國的人口眾多而心有餘悸。幾十年來，他們一直是懷著這種矛盾的心情等待著中國的覺醒。最終，當中國真正走上經濟騰飛之路的時候，他們又都為其驚人的發展速度而瞠目結舌。如果把香港的進出口貿易額也算在內的話，中國則超過日本，僅次於美國和德國，一越成為世界第三大貿易國。

    很多學者把二、三十年前的中國稱為中央集權的國家，而現如今，中國的情況大不一樣了。地方政府不再是中央政令的簡單執行者，而是有權根據各地的特點和優勢在經濟事務上自行決策。如果説幾十年前中央政府管得過死的話，那麼現在地方政府則可以享受高度的自主。各個省經常在爭項目、搶投資上産生矛盾，中央政府在協調地方間的利益上發揮著更大的作用。

    《日本時報》2001年7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