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週發生的所有國際事件中，中國主席江澤民訪問莫斯科應該是最重大的一件，其意義超過了7月20至22日在熱那亞舉行的“八國首腦會談”。《俄中睦鄰友好合作條約》是一件可長期使用的成品，而在受到全球化反對者衝擊的熱那亞所進行的不過是七大工業國和附庸其間的俄羅斯的領導人之間每年一次的非正式例行會晤而已，根本無法指望熱那亞會帶來什麼“成品”。我們俄國人只能寄希望於普京和布希兩位總統在會議日程之外繼續就1972年簽訂的反導條約問題進行接觸。

    對這杯食之無味的咖啡渣，筆者不想再作任何猜測。在此只想談一談中俄最高領導人于16日在克里姆林宮簽署的為期20年的“成品”。“長久友好，永不為敵”——中國人善於言簡意賅，而我們則善於利用其才華。這讓人回憶起1989年戈巴契夫訪問北京時鄧小平為結束中蘇之間長期敵對關係而説的那句名言：“忘記過去，放眼未來。”

    半個世紀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剛成立不久，一首名為《俄中永遠是兄弟》的歌曲在兩國同時唱響。民眾在自由的旗幟下唱這首歌，而史達林和毛澤東則從他們的同聲歌唱中聽出了比歌詞更多的東西。當時，正在莫斯科利哈喬夫汽車製造廠實習的中國年輕工程師江澤民一定知道並且唱過這首歌。但他現在更願意唱另一首俄文歌曲：“迷霧散盡”。

    當然，不應該因為以往的“迷霧”就拒絕“迷霧散盡”的未來。但這次簽訂的條約的特點並不在於詞藻華麗，而在於腳踏實地的務實態度。一方面，鋻於雙方有相當長的共同邊界，應當強調睦鄰友好；另一方面，也並未規定在一方與第三國發生衝突時提供軍事援助。條約將“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國”定為“新型國家間關係”的基礎。正因為如此，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才急於表示：該條約是一個“有利於穩定的因素”，“對美國的國家安全不構成威脅”。普京本人為在熱那亞會議前少惹麻煩，在接受義大利一家報紙的採訪時也指出，俄中之間並無結成軍事同盟之意願，莫斯科條約也並非對美國可能退出反導條約的“某種形式的回擊”。

    綜上所述，簽訂該條約的目的是使兩國在共同邊界上都有一個可靠的後方，而在其他方面，則給予兩國與國際社會其他成員發展關係的自由。俄羅斯在發展同包括美國、西歐及北約、歐盟在內的西方以及日本、印度、東南亞等東方國家發展關係時並未受到條約的限制。而條約中規定的中俄睦鄰關係也有助於中國成為超級大國：據預測，在未來的20年內，中國的國民生産總值便可超過美國。

    與俄羅斯不同，中國並無意加入“七國集團”，但中國加入世界經濟貿易體系的可能性卻遠遠大於俄羅斯。中俄雖然有相當長的共同邊界，但雙邊貿易額卻剛剛達到80億美元的水準（僅佔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2%左右），而中美貿易額卻高達1200億美元之多。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的經濟如此高速發展，不能不波及領土最大、經濟蕭條、烏拉爾山脈以東地區人口稀少的鄰國。可以説，這是一條物理法則：大自然不能忍受空蕩。這一法則是任何條約規定的義務都無法取締的。因此，雙方還需進一步協商，制定補充性的戰略。隨著時間的推移，不可避免要達成一項妥協，而這一妥協的歷史意義將超過俄美之間在反導條約問題上發生的任何事件。

    但是，局勢是可以得到緩解的，因為中國需要俄羅斯的武器和軍事技術，以鞏固自己不斷增強的超級大國地位，以加強自己因台灣問題而與美國關係緊張時所需的實力。

    綜上所述，新條約的簽訂將成為影響新的國際關係佈局的一個因素。目前唯一個超級大國與未來的第二超級大國之間關係的框架，在某種程度上恰恰取決於仍保留有核彈潛力和曾是世界最強的軍事工業的昔日超級大國。

    如果粗線條地勾勒一下半個世紀的歷史進程，就不難發現，中國一直都堅持自己的方針。蘇為兄、中為弟的兄弟關係，在史達林去世後不入即告結束。在六十年代，毛澤東就開始反對蘇聯的“霸權主義”和“修正主義”，為回擊赫魯曉夫式的“解凍運動”，他發起了“文化大革命”。作為“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之一，鄧小平得以倖存，並在復出後控制了局勢，開始實行市場化改革，以堅定的務實原則取代了原有的條條框框。這種務實原則歸結為一句話，那就是：“不管黑貓白貓，捉住老鼠就是好貓。”

    1972年，美國前總統尼克松為了從蘇中對抗中漁翁得利，對北京進行了歷史性的訪問。尼克松的對外政治顧問基辛格在同蘇聯大使多佈雷寧的談話中，對“三角外交”的實質作出如下概括：“學會用中國的筷子吃俄國的魚籽醬”。中國開始一點點地與美國發展貿易，甚至得到了美國提供的某些軍事援助，但仍然反對“世界霸權”並對蘇聯領導人的任何倡議都持不信任態度。

    直到八十年代末的戈巴契夫時期，中蘇關係才得到緩和。當時的背景是，在中國共産黨的務實方針指引下，中國經濟正在取得越來越大的成就，而蘇聯經濟則處在低谷，並且正在走向崩潰。蘇聯和後來的俄羅斯的領導人所注重的是貓的顏色，而不是它捕捉老鼠的能力。其結果便可想而知了。

    中國走的是一條審慎、耐心的基礎改革之路，不糾纏意識形態，只注重實際效果，一切從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出發。蘇聯和初期的俄羅斯，由於體制的腐敗，很多重大歷史性考卷都答得不及格，其中之一便是領導層的穩定性。而同一考題，中國卻回答得相當出色。中國領導層的更替以理智的速度進行，有效地防止了各類反人民反國家分子和自命不凡的金融寡頭混入其間。中國的領導層中，佔上風的不是傚法“文明世界”這一美好（有時則有嫌愚笨）願望，而是對本國人民和本國歷史的責任感，是在現在和未來的世界海洋中闖出一條自己的道路的理想。

    無論是普京時期，還是在普京之後，培養一代成熟的、負責的領導層，對俄羅斯來説都是一項緊迫的任務。最後我們再回到俄中新條約的話題上來。除了上述客觀差距外，還不能忽視一個主觀差距：在如何利用這一條約方面，北京的策略要比莫斯科明確。

    俄羅斯《時代》日報2001年7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