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港口城市寧波的一個工業區,李如成以一個成功商業人士的身份向筆者娓娓道來他是如何領導雅戈爾集團經過兩年的艱苦創業,然後迅速發展壯大起來並最終躋身於中國大型紡織業公司之列。公司還是上海證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之一,年産量達1.5億套服裝。李先生和其他的合作夥伴們都在急切地等待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屆時市場將變得更寬廣,資金也會被更多地吸引進來。
但是在公司的年度詳細報告中,李先生沒有以主席的身份提及自己心目中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向公司全體職員傳達中國共産黨精神。“這對於公司員工素質水準的提高是至關重要的,”他説,“每個人都應該有一個精神支柱,否則精神就是空虛的。”
像雅戈爾這樣的中國企業本週將舉行慶祝中國共産黨成立80週年紀念會。這決不是純粹為了討好中央,這樣的慶典是要提醒人們:黨仍然是大型企業的領導人,其重要性不容忽視。
雖然在討論中國股票形式的報告上,分析者很少提到這樣的政治問題,但每個知名公司裏都會有一名積極的黨組織秘書,他們制定的議程和董事會做出的安排同樣重要。一旦黨支部發展到一定規模,即便是私有企業也同樣得和黨建立聯繫以使公司繼續發展繁榮。
在知名企業中,黨至少在為自己建立起威信方面是沒有問題的。幾乎所有的中國知名公司,不管是在國內還是國外,仍主要是在政府或相關組織的把握之中。
黨支部通常是由一名高級管理人員領導,而通常選擇的是董事會主席。它們一般由10到20名成員組成,在同一層設黨部辦事處作為最高領導機構,在商業運作中發揮著重大的作用。
有一個公佈了的調查是關於知名企業內黨支部作用的。結果顯示,黨組織對企業行為的監督是普遍存在的。這次調查是去年由上海股票交易所開展的,最後發現所有知名企業的包括董事會任免和薪水調整等在內的商業及人事決定中,有99%都是經過公司內部黨支部同意批准的。
“其實除了對公司的盈利能力感興趣以外,黨組織可能對其他方面也很在意,” 雷切 麥克格拉基説,“而且在黨的發展歷史中,有很多技巧是很有價值的,因為這些經驗是普遍適用的。”比如,黨的領導人鼓勵團結精神和目標意識,這在西方很多公司裏也同樣適用。
深圳股票交易所副總裁胡基志(音譯)先生指出,認為黨組織做出的決定往往是不對的想法是錯誤的。
“黨員的專業技巧已經達到了一個新的水準,”他説,“曾經有一個外國公司開始非常懷疑所招聘的黨員的能力。但是過了一段時間,他就想再多聘用一些黨員。”
知名公司企業的管理者並不覺得黨組織和公司追求利潤之間有什麼矛盾。雲南白藥集團公司的黨支部秘書齊泰雲是一個著名的配藥師,他説他的工作就是既要像一個管家那樣保持公司利潤,同時也監督對工人的管理。
“管理工作有時會出錯,比如會出現行賄受賄現象,”他説,“如果公司無故解雇職員,那麼黨支部就會站出來説話。”
李瑞榮(音譯)是中國最大的釀酒企業青島集團的總裁,該公司在上海和香港兩地都有上市股票。他説,黨組織只是起到執行管理決定的作用。
“黨,也就是政府,是最大的股東(佔了45%股份),”他説,“他們的利益和我們所有個人股東的利益從根本上來説是一致的,都是為了獲得投資收益。”
寶鋼集團是中國最大的鋼鐵生産企業,它的得力助手即公司秘書周祝平堅持認為,黨組織的權力只限于傳統的國有企業中。
“我們有專門制定公司政策的智囊團,”他説,“沒有什麼是淩駕於公司之上的。”
但是作為中國鋼鐵工業的龍頭企業,寶鋼也同樣享受著銀行信用和開拓海外市場方面的優惠政策。黨為取得這些優勢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中國最大的家用電器生産商海爾集團的總裁張瑞敏是中國最著名的企業家之一。在西方人面前,他總是不厭其煩地強調要緊跟市場。當上個月被問及黨組織問題時,他毫不猶豫就否定了公司和黨組織之間存在衝突的説法:“我將自己任命為海爾的黨部秘書。”
在稍後接受官方媒體新華社採訪時,張先生對共産黨表現出極其擁護的態度。新華社提出,有人認為他能在16年內將海爾發展成為一個跨國公司,真是“神通廣大”。對此,張先生回答道:“我怎麼會有這麼大的本事呢?我只是一名普通黨員而已。”報道還説,在張先生的指引下,海爾集團的中高級管理人員紛紛開始志願學習中國共産黨黨規黨章。
不管他的個人看法如何,如果沒有各地區、省份和中央政府的支援,張先生的海爾集團都不能算是真正意義上“在全國勝出”,它也不可能獲得發展所需的銀行貸款。
“那不等於否認他是一個優秀的企業家,”羅蘭教授説,“但是當你想到信用是從何而來,以及他和銀行經理的關係時,就不得不提到共産黨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認真學習“江澤民精神、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這些思想曾使深圳一傢俬有企業的部分職工感到不解,他們當時正計劃建立一個黨支部。“根據馬克思理論的剩餘價值學説,我們工作得越多,我們被老闆剝削得也就越多,對吧?”他們向一位黨員代表提出了疑問。這位思維敏捷的代表早就做好了回答這個問題的準備。他告訴工人們,中國現在正處於“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同時他説,國家已經允許私有企業擁有建立經濟體系的權力。
《金融時報》2001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