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外交的基本路線是鄧小平提出的“全方位協調外交”。經濟發展是當今中國最為優先的課題，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中國需要確保周邊地區和平的國際環境，並和日、美、東亞各國保持多國間的合作關係。但是，中國長期以來有政治重於經濟、內政優先於外交的傳統，這使中國在原則性問題上毫不鬆動，對外態度較為強硬，這對近來的中美、中日關係也産生了影響。

    起伏不定的中美、中日關係

    最近，中日、中美關係很不穩定。中美之間接連出現了：1、軍用機撞機事件，2、聯合國對華人權提案問題，3、美向臺出售武器問題，4、李登輝訪美問題；而中日間也存在：1、教科書問題、2、日本對中國農産品採取緊急進口限制問題、3、李登輝訪日問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幾乎每天都要發表談話，對美國和日本提出警告和批評。而且，全國人大委員長李鵬也因此推遲了原定於5月的對日訪問。

    從1995年下半年到1996年3月的台灣“總統”選舉期間是中美關係發生惡化的一個時期。1995年6月，李登輝訪美受到了中國政府強烈的批評，中國軍隊在台灣近海舉行了軍事演習，而美國也派遣出了航空母艦，一度導致中美關係持續緊張。

    但是，從1996年4月起，中國方面出現了謀求兩國關係改善的動向。1997年10月江澤民主席訪美和1998年6月克林頓總統的訪華使兩國關係達到了近年來的一個高潮。可是，進入1999年，以美國為中心的北約轟炸中國駐南斯拉伕大使館事件給中美關係再次當頭澆上了一盆冷水。

    再看中日關係，1996年中日關係曾一度發生了惡化。一般而言，在中日關係中存在三個可能使兩國關係發生惡化的內在因素，即日本的歷史認識問題、台灣問題和釣魚島問題。如果這三個隱患同時發作，中日關係必定會走向惡化。1996年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日美安保新指針（關係到台灣）、日本民間團體在釣魚島上設置燈塔、橋本龍太郎首相參拜靖國神社（有關歷史認識問題）等問題使中日關係陷入了兩國實現關係正常化以來的最低潮。

    雖然自1996年11月的首腦會談之後兩國關係出現了改善的跡象，但1998年中國對日元貶值的批評使兩國關係再次降溫。中國轉而更為重視對日關係還是在1999年北約轟炸中國大使館之後。

    這樣，在中日、中美關係中，關係發生惡化和努力尋求改善這兩種局面一直在交替出現。但是不同的是，中美關係中一直存在著一股促使關係反彈的強勁力量。1999年5月的轟炸大使館事件中雖然出現了死傷者，但在9月份的中美首腦會談中兩國早早地就關係改善達成了一致，11月份中美就中國加入WTO的談判也戲劇性地達成了共識。然而，中日關係中就始終缺乏這樣一種促使兩國關係反彈的推動力。

    中美、中日關係中存在溫度差

    在中美關係、中日關係中的這種“溫度差”的背後，從某種意義上來説有著更深的背景。冷戰後的美國在國際政治、國際經濟、軍事等方面佔有壓倒性的優勢，中國一方面以“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對美國提出批評，另一方面也意識到與美國的全面對立只會對本國的經濟發展産生不良影響。而且，自鴉片戰爭以來，美國雖然在中國本土之外和中國有過交戰，但除了義和團運動之外美國並未對中國本土直接進行過侵略。從這一意味上來説，中美作為友好國家的歷史還是要相對長些。

    在這一點上，在中國數千年的歷史中，對中國本土進行過大規模侵略的外國只有日本，這就使得中國人對日本的印象大打折扣。

    而且，中國這個國家的潛意識中實際上存在著較強的“受害者意識”，對這一點也應引起重視。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飽經西方先進國家的欺侮，由此而産生了一種“受害者意識”。就是在已成為政治大國的今天，中國身上的這種意識也依稀可見。1997年的香港回歸令中國舉國歡騰，這是因為百年的恥辱得以昭雪。1999年中國駐南使館被炸後，青年學生在美國駐華大使館前曾高喊“中國不可欺、中國不可侮”的口號。

    最近，日本東芝、松下、三菱等在華日本企業激怒了中國消費者。中國人憤怒地表示：“日本對中國市場提供了二等品質的産品和服務。”這也是因為觸動了中國人的受害者意識。

    長期以來，中國為大局所計，一直慎重地避免了與美國和日本産生直接對立。現在，在美國和日本相繼誕生了新政權，而且雙邊關係摩擦層出不窮的局面下，對美對日關係如何取向、何去何從，無疑對中國的全方位外交政策是個考驗。

    作為日本，也應充分考慮到中國人的民族感情。在過去的中日關係中，由於觸動了對方的受害者意識而直接導致大規模衝突産生的例子並不少。當年的“九一八事變”和“七七事變”正是如此。現在，中日間的經濟摩擦大有成為導致兩國關係惡化的第四大因素之勢。中日雙方有必要將其和政治相分離，冷靜地採取措施來謀求解決。這對希望成為真正大國的日本也是一大考驗。

    日本《世界週報》2001/5/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