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席捲了整個亞洲的金融危機使許多國家陷入困境，這次危機使亞洲國家紛紛意識到改革勢在必行。但如何改革卻深深困擾著亞洲各國的領導人。雖然許多權威人士認為亞洲國家需要進行一次徹底的改革，但在重重困難面前,一些國家選擇了針對具體問題進行局部改革的措施。南韓、日本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到1999年，亞洲不願再聽憑其他人對自己指手劃腳。例如，馬來西亞依靠自己的力量，不顧世界銀行和貨幣基金組織的建議，自力更生，擺脫困境，為亞洲國家豎立了一個典範，馬來西亞的成功被歸功為“自主”和“自立”。
所有這一切對中國這個當時在亞洲增長速度最快的國家産生了強烈的影響。1997年，中國共産黨採取果斷的措施對國有企業進行改革，實施政企分開。可惜的是一場亞洲金融危機打亂了中國領導人的改革計劃。原先預想的外部環境（這是改革成功所必須的）被金融危機完全衝垮了，亞洲經濟的萎縮和失敗使中國面臨許多困難。由於亞洲國家經濟蕭條，中國不得不通過縮減成本來維持出口。另一方面，中國進行了改革以削減國內開支，比如將醫療、住房、教育、失業救濟等原先由政府負擔的項目推向社會，由社會負擔。但這些改革也使中國人紛紛將錢存入銀行，以備今後支付這些費用。
同時，中國政府為了增強企業活力，迎接市場挑戰，採取了鼓勵部分職工下崗的做法。由於不利的國際環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國經濟的發展，加之社會服務機構缺少處理此類社會保障問題的經驗，使得下崗職工的再就業問題遇到了一定的困難。與此同時，由於私有企業更易於提供就業機會和各項服務，所以這種狀況給私有企業的發展提供了契機。雖然私有企業的發展程度尚無官方統計，但在1998年，私有企業創造的財富佔國內生産總值的42%，高於國有企業，也高於集體企業創造的份額。
到1999年9月，中國的通貨緊縮已經持續了兩年，在此期間，中國巨大的潛在市場未能得到充分開發。在1999年8月份，通貨緊縮率為2.6%，這意味著中國兩年以來的連續降息並未打消人們存款的熱情。但是，這種通貨緊縮遠未嚴重到發生經濟危機的程度。
為了刺激國內市場，搞活國民經濟，中國政府適時地採用了積極的財政政策，投入鉅資進行基礎設施建設。1998年和1999年度，中國政府大約投入了7000億元人民幣用於基礎建設，這個數值相當於1999年國內生産總值的10%，其中，有1600億元來自於國家財政撥款和國債，其餘5400億是由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投資得來的。企業投入的這些資金主要來自於地方政府撥款或銀行貸款。
《經濟學家》刊文認為，中國目前的這種狀況既有經濟原因也有非經濟原因：因為建國50年來，人們首次需要自己解決失業、養老、醫療、住房和受教育問題，所以人們沒有把錢花掉，而是將之存入了銀行。過去，政府包辦了一切福利問題；但是現在，這些都被推向了社會。為了加速經濟發展，實現良性迴圈，政府必須卸掉這副重擔。在許多國家，由於各種公共和私有保險機構的存在，人們不必直接面對上述那些問題。這些保險機構收取一定的投保金，並以此為保障，向人們提供各種服務。在中國，這類公司尚待發展。
為拉動內需，中國政府決定建立房地産市場以促進人們消費。毫無疑問，這個決定為國外投資者提供了便利，他們不必再擔心各種限制和阻礙，可以自由地進行房屋的買賣。同時，這項決定可以使國內産生一大批中産階級，他們擁有自己的房屋，資産相對穩定，所以必將成為穩定社會的堅強堡壘。而且，這一措施有助於銀行的發展。理論上講，這一措施可以進一步減輕銀行的負擔，因為，如果房屋可以買賣，政府就不必投入過多的錢進行房屋建設，也就可以少售一些高貼現率的國債。因此，中國政府應該進一步開放房地産市場並且提供低息購房貸款以促進人們買房。
由於中國政府的努力，1999年下半年，中國出現了擺脫通貨緊縮的跡象。由於經濟形勢的好轉和房地産市場的開放，房屋將以市場價格被自由出售，這將使中國出現—番新氣象。中國政府充分認識到了開放房地産市場，促使人們購房的重要性。1999年12月2日，《人民日報》報道説，90%的新加坡人有自己的房子，同時，62%的美國人及日本人，51%的法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房子。這篇文章還描述了新加坡的住房體系。為了保存房屋的價值，以及保證房屋所有者正常居住，政府負責對房屋進行維修和保養。
中國在開發房地産市場方面還有一段路要走，現在的措施表明，在未來的20到30年，中國政府將鼓勵人們向城市遷移，並將為他們提供可供購買的房屋。
正如《經濟學家》所言，中國在90年代末的狀況是由經濟原因和非經濟原因共同造成的，中國政府也同時在各方面進行著努力。
九十年代中期，中國曾經經歷過一次通貨膨脹，所以，人們迫切希望能夠在沒有或只有較輕程度的通貨膨脹的情況下發展經濟，這也成為90年代後期出現通貨緊縮的一個原因。針對人們對通貨膨脹的態度，中國社會科學院在1998年關於經濟的藍皮書中闡述了通貨膨脹的成因以及影響。劉國光教授認為，中國的通脹率不能過低，否則，可能會影響到人民幣的國際流通。因此，中央銀行必須採用緊縮銀根的金融政策。同時，劉教授指出，為發展經濟的某些改革會暫時削弱人們的消費動機。
在恢復發展經濟的過程中，中國政府在1999年9月適時採取了加薪和競爭上崗的方法刺激經濟。比如，國家公務員平均薪水增加了約30%，同時，將國家機構的人員精簡了大約1/4強。
中國政府的這項改革使得中國的行政結構和産業結構更加合理有效，並有助於中國拓展國際市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中國希望進軍高科技市場，因此，進一步提高國民素質勢在必行。並且，由於人們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在競爭中取得優勢，所以教育也受到那些望子成龍的人們的重視。一項官方的調查表明，普通民眾預計將會把44%的存款用於子女的教育，與之相對比，人們只將38.4%用於養老，20.3%用於購房。這表明瞭政府對選擇人才的態度，即教育程度已成為人們步入美好生活的一項明確無疑的條件。
教育在國民經濟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它不但可以促進社會穩定，還可以為中國提供更好的高科技産品，可以預計5至10年後，教育將成為中國各方面發展的基石。
當我們談到中國教育的時候，我們必須謹記——中國教育的目標就是為人們提供一條通向高等學府的途徑。
據中國統計，在美國約有佔公民總數46.5%的人受過高等教育；在加拿大，這個數字為21.4%；菲律賓的數字為18.7%、南韓為13.7、泰國為5.18%；而中國只有2.7%。1998年，中國的中學招收了210萬高中生（包括大齡學生），使高中生總數達到620萬。但大多數學校的教師同學生人數的比率都很低，約為1:16.7，而瑞士為1:21.2、希臘為1:23.9、義大利為1:29。
中國可以通過多招收50%的高中生來提高師生人數比率，每個學生每年要支付大約6000人民幣的教育費用。因此，新增學生每年將會向教育系統投入60多億資金。據中國經濟學家分析，招生的增加將會帶動中國的私人消費。然而，事實上這筆消費仍然只佔中國6萬億的龐大私人儲蓄額的一小部分，為了配合中學的擴招，從1998年起，中國大學已經開始並將繼續擴招。而大學的擴招又帶動了中學擴招。但擴招是有底限的，這個底限就是中學教育的目標：即讓學生通過極端困難的高等教育升學考試，學校必須在保證一定升學率的前提下進行擴招，這一考試事實上決定了學生一定的命運，無論怎樣強調它的重要性都不過分。用一位教師的話來説：“升學考試就像一座橋，通過它的人就可以穿絲綢做的官靴，而失敗的人就只能穿粗布制的民靴。”巨大的壓力使教師們不得不把高考作為最高目標。於是教育系統便成了金字塔：能使最多的孩子進入最好的小學的幼兒園便是最好的幼兒園，而判斷小學、初中、高中各學校優劣的方法可以以此類推。而教師也以學生的升學率來評級。
考試成了學生升學接受高一級教育的關卡，同時，考試也是一扇通向成功的大門。當然，來自好學校的學生經過好教師的指導將會有更好的機會。如此迴圈，教育系統曾經一度成為考試機器。但是，當中國的獨生子女進入中學後，中國教育系統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獨生子女的父母一方面非常溺愛他們的子女，而另一方面又把全部希望寄託在孩子身上。孩子的成敗代表著整個家庭的成敗，孩子必須成功，否則整個家庭都將失敗。這樣就使父母們非常矛盾。他們希望孩子接受高等教育而又不願孩子受苦。這就迫使中國對教育方法進行改革。現在，教師們不再逼迫學生們學習，而是盡力激發學生的興趣並誘導學生主動學習。當然，中國的考試體制並沒有改變，像以前一樣，給每個學生公平的機會。這樣的考試體制仍然是目前最好的選拔優秀學生的體制。所以，考試這種形式將繼續存在，然而考試的實質已經改變。1998年之前，學生們只有兩個選擇，人文學科或理工科。現在學生們已經有更多的選擇，他們可以自由選擇他們所追求的。同時，大學開始給考生們口試的機會——這一改革旨在給那些在高考中發揮不正常的優秀生一個更好的機會。
經過改革後，老師可以自由選擇在哪所學校任教，並且根據自己的表現獲得報酬。好的學校的學費可以略高於其他學校，以聘請好的教師。改革使教育系統充滿了競爭，也充滿了活力。而另一方面，教育收費的增長又刺激了個人消費，使資金從個人的手中流向教育市場。這對中國持續的通貨緊縮來説無疑是個福音。同時，接受高等教育的人越來越多，這有助於更好地緩解市場對人才的饑渴，從而有利於中國的經濟發展。可是，新的問題又出現了，中國到底需要什麼樣的人才呢？回答這個問題的關鍵在於中國經濟的基本模式。大體上説，中國大陸面臨兩種選擇，日本、南韓經濟模式或中國台灣經濟模式。日本和南韓模式就是使大公司兼併小公司，中等公司合併為大公司。而台灣模式使台灣的經濟主體為一些規模較小的公司，但小公司的數量很多。對中國的政治決策者們來説，這兩種模式各有其優點：日本和南韓模式使企業的規模增大，數量減少，這樣有利於中央政府對企業實行統一管理，這比管理無數的小規模企業容易得多；而台灣模式更接近中國的“民族特點”，即許多中國人都希望能夠建立自己的公司——無論公司規模有多小。而這兩种經濟模式需要教育界提供兩種不同的人才：如果國家採用台灣經濟模式，教育界就必須培養創造性強、反應機敏，有較強自我意識的人才。這樣的人才敢於成立自己的公司，樂於迎接挑戰。美國的矽谷就是因為擁有大量這樣的創造型人才而取得成功的。如果採用日本、南韓模式，那麼教育界就需要培養歸屬感強且極富有團體協作精神的人才，因此，教育界應該對國家將需要什麼樣的人才進行預測，以便為社會提供更多有用之才，促進中國經濟的迅速騰飛。
以上所述中國政府的各項努力都促進了中國的經濟發展，使中國能夠在世界經濟環境不利的情況下保持經濟的穩定發展。
《新聞週刊》亞洲版2001年4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