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寫這篇文章之際，據説中美談判已接近高潮。表面上，雙方談判的障礙在於中國是否堅持更正式的道歉，或者説是，中國是否安心於美國總統布希及國務卿鮑威爾相繼做出的遺憾表述。但是，兩國代表的言談舉止表明：誰都不願意看到長期的對抗。中國的表態大多口徑統一，即使是向國內民眾表明其領導人所一直強調的“原則立場”。但是，這種表態並不妨礙其對於美國表述的尊重，美國認為過去所發生的一切完全是一種意外，而不是挑釁。既然事由的事實基礎取決於美國飛機是否非法侵犯了中國的領空，以及最終做出導致撞機的那個轉身動作的，究竟是美國飛機還是中國飛機，那麼合情合理的解決辦法應當是釋放機組人員、發表包括兩國各自觀點的聲明以及建立一個事實調查的機制。

    這實際上遵循了“上海公報”的先例，該公報是中美兩國打破超過20年的隔閡並於1972重新建立外交關係的基礎。在那個公報中，中美兩國在一系列的問題上表達了截然相反的觀點，但是同樣在原則性問題上達成了一定的共識。最突出的莫過於共同反對“霸權主義”以及美國認識到海峽兩岸中國人有關“只有一個中國”的認識（這也是當時北京及台北兩方面的共同立場），並保證不再對此提出異議。

    相似的結局仍會在此次出現，因為北京的領導人完全明瞭，終有一天——而且是在不久之後——美國民眾便會把扣留在中國的美國機組人員看作是人質。真的是那樣的話，不管最終如何解決，這一事件都會演變成一次損害中美關係未來的衝突。同樣顯而易見的是，布希政府正通過這一事件的靈活解決給“競爭關係”加入重要的合作因素，從而賦予該種關係以實質性的內容。

    恰是因為這次的撞機事件將極有可能導致雙方漫長談判對話的開始，所以在這裡，理解中美兩國在外交途徑上的文化差異顯得至關重要。

    美國的領導人成長在一個較為特殊的社會環境中，這一社會在其超過兩個世紀的歷史中始終把和平與進步看作是平淡無奇的。因此，他們強調個人的良好願望以及私人關係在解決國際棘手問題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在五千年的悠悠歷史長河中，中國已經經歷了太多衝突和悲劇，致使中國人不再相信轉瞬即逝的個人願望。美國一直綜合利用理想主義、意志力、組織以及地理優勢來披荊斬棘。中國已經取得了很多值得稱頌的豐功偉績，但是它同樣也碰到過危險的邊緣極限，遇見過只有忍耐才能解決的難題。中國的決策傳統是多疑而謹慎的，而美國則是樂觀而傳教式的。中國與美國各自對於時間的把握永遠也合不上節拍。當美國人追溯某一個歷史事件時，他們總會給出事件的具體時間；但是當中國人描述他們的歷史時，他們總是將事件置於某一個朝代。在中國歷史中的14個朝代中，至少有8個的持續時間超過了美國的整個歷史。

    美國人的思維方式是以具體的方法解決特定的問題，而中國人考慮的則是不存在最終解決的過程。美國人相信國際爭端或者源於相互的誤解，或者源於個人的邪惡願望。而前者的最佳解決方法便是勸説——儘管這一方式有時會需要點兒耐心；後者的解決方法則是戰勝或是消滅那個惡者。中國的行事方式是耐心、淡漠而不帶過多個人因素的，這個“中央帝國”最忌諱的就是表現的像一個“乞求者”。當華盛頓希望大家的誠懇和善意可以成為國際關係的潤滑劑時，北京則斷定政治家們應該早已事先做好了一切準備，可以領會對方的微妙暗示。從這一點出發，我們便可以理解為什麼中國政府一直堅持美國“應該”——而不是“必須”——做出“道歉”，這其中傳達了一種強硬的偏向，而不是你死我活的條件。在美國人眼中，中國領導人是彬彬有禮而淡然謙和的；但是，在中國人心目中，美國人則表現得反覆無常而且有些輕佻。

    中國人的談判策略同樣反映了他們在歷史上所經歷的風風雨雨。在過去的三個世紀裏，這個國度從一個雄踞一方的霸主沒落為一個受盡屈辱的殖民地國家。因此，中國的外交也體現了同時共存的雙重風格。作為“中央帝國”的繼承子孫，中國的外交家們有著迷人的個人魅力。對方常由於被作為“老朋友”接納進中國“俱樂部”而欣喜不已，這使得雙方的分歧從人情世故上便更加複雜。在延續中央帝國式的外交時，中國擅長引導對方做出貼近於中國傾向的提議，這樣中國的默許看起來就像是對對方的尊重和讓步。因此，在我1971年秘密出訪中國之時，周恩來總理曾試圖鼓勵我大膽向中方提出要求以得到尼克松訪華邀請的請求。於是，我們草擬了一個方案，其中涉及到了尼克松在當選總統之前曾表示過的訪華意願，並在其中配合以中方的具體邀請。

    但是，在面對其心目中的殖民主義遺毒時，中國往往會傾向於趾高氣揚，以顯示其在壓力面前的不屈不撓。任何在領土完整問題上的退縮或是未給予足夠重視的行為都會激起中國人強烈的——在美國人眼中甚至是過分的——反應。如此才有了在轟炸貝爾格萊德中國駐南使館問題上，中國人持續的憤怒；以及在最近偵察機事件上，中國人最初的強硬而不可調和。

    在最近這次危機的初期，雙方截然相反的外交風格曾營造了一種冰冷對抗的氛圍。布希政府認為停在中國軍用機場的美國飛機享受主權豁免權的庇護，並要求立即交還。無論實際的法律定位如何，布希政府有關美國飛機受法律保護的表述，不可避免地會招致中國的強烈反應。但是一旦國務卿鮑威爾與總統布希轉而以人道感情及解決實際的角度看問題時，通向建設性結局的大門便豁然敞開了。

    當這一切真的實現時，這次的危機也就有可能為建立一個嶄新的、成熟的以及——更重要的是——穩定的中美關係奠定基礎。部分因為雙方都難以理解對方的文化及行為準則，中美兩國鮮能在一段較長的時期內保持兩國關係穩定發展。在二十世紀初時，美國與華交往的途徑實際上大都操縱在傳教士及貿易商人的手裏，這兩種人顯然都不會對中國社會屈從於歐洲殖民者的蹂躪而飽受的恥辱心存憐憫。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二戰期間，中國又被視為日本侵略鐵蹄下的受害者以及英雄主義的民主盟國。而當中國共産黨贏得了內戰之後，中國在美國民眾的心中便成為了意識形態及對外戰略死敵的化身。毛澤東思想的軍事思維、中國在朝鮮戰爭中的介入、美國對中國國內體制的極端反感、第七艦隊闖入台灣海峽……這一切的一切疊加在一起使得中美兩國在長達四分之一世紀的時間內，沒有任何的外交關係，甚至沒有任何相互的接觸，當然互相的詆毀漫罵除外。

    現在，我們處在一個截然不同的時代，在這個時代裏，戰略上及經濟上的長期穩定必不可缺。再加上，中國的現狀複雜難斷。現在的中國領導人與我們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與之打交道的老一輩中國領導人相比，在行為上少了幾分“中央帝國”的傳統，他們需要治理一個由市場經濟及現代科技塑造而成的國家。相信下一代的中國領導人將更加充滿現代朝氣。當然，中國目前還面臨著一系列長期困擾的難題。首先，經濟上的巨大成功需要政治上不斷調整以適應；其次，在2003年，幾乎所有當前的中國領導人都會離任而去，那時或許會在一個共産主義國家內第一次出現憲法上的修改；再次，中國人民解放軍無疑會在領導人繼任的爭論中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他們與之其他中國領導人相比更具民族主義傾向。

    在美國，兩種同時並存的學派成為了這場辯論的主角。克林頓政府的觀點被總結為“接觸政策”及“戰略性夥伴關係”。威爾遜曾指出在由民主國家組成的國際社會裏可以達到沒有任何敵國的境地，——至少沒有國家準備用武力來發號施令。基於這個假設，在貿易、環境以及科技等方面的廣泛接觸被認為有助於促進國家間的合作以及國內的多元化進程。

    相反的觀點認為，中國將不可避免地成為我們的敵手，這在目前體現在台灣問題上，而最終將體現在整個西太平洋問題，乃至全球的平衡問題上。從這種論點出發，美國不是應該把中國當作戰略性夥伴，而是要像在冷戰中對付前蘇聯那樣：將對方作為對手或是挑戰者，盡最大可能將兩國間的貿易減少並局限在非戰略範疇，與其他亞洲國家建立聯盟以分擔美國現在承擔的亞洲防務及遏制中國的國際責任。這種觀點的擁躉大多相信“台灣”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也是美國軍事的前沿哨卡。這在實踐上免不了需要廢除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以來中美外交關係的基礎——“一個中國”的原則。

    布希總統的當務之急應是在兩者間及早做出判斷，究竟哪一個真正符合美國的利益需求。拒絕一個鮮于發揮作用的戰略性夥伴是一回事兒；重新拾起冷戰時期對付前蘇聯的遏制策略，將中國當成一個永久的敵手則是另一回事兒。後一種選擇很可能會使美國在亞洲甚至是在整個世界上“失道寡助”，孤立無援。恰如在上個世紀的三次戰爭中所證明的那樣，美國反對任何國家謀求霸權。最大的挑戰來自如何制定一項既利於合作又利於堅決反對侵略擴張的政策。與中國相對抗應該是萬般無奈的最後一步棋，而不是一種戰略上的選擇。布希政府在這次偵察機事件上的處理，當是在這個方向上走出的第一步。

    《新聞週刊》2001/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