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已經閉幕。這次大會的一大焦點是2001到2005年的“第十個五年計劃”，它被譽為面向新世紀、取得新飛躍的一幅“壯麗藍圖”。但是，在中國堅持走發展路線的背後卻隱含著人民貧富差距拉大這個不可忽視的問題。本屆人代會的討論中就凸顯了當今中國有喜有憂的這一現實。

    聚集了外地人的“非法勞務市場”

    在北京崇文門附近，有一處聚集了許多背著大包行李的男男女女的“非法勞務市場”。這些沒有正規就業許可證的外地人在這裡希望找到一份工作。

    來自西部地區的陜西省的18歲女孩曹芳一頭長髮隨便地紮在腦後，臉上還露著稚氣。她表示：“什麼工作都行，工資給多少都行。”她曾經工作的私營工廠由於經營虧損而領不到工資，春節後的2月份她來到北京，但至今尚未找到工作。在家時“能否吃飽飯都是個問題”，來北京的最大願望就是“找到一份安定的工作，盡可能在北京多待些時間”。

    路邊的墻上帖著“嚴禁擅自雇傭勞工”的告示。人群中有人在説：“現在管得嚴，恐怕已經很難找到工作了。”在中國，農村向大城市的人口流入是受到限制的，隨意外出打工也不允許。很多外地女性在城市中從事保姆等工作，但在非法就業的情況下，她們的月工資包吃包住也就400元人民幣左右，還不到北京市民平均月收入的一半。路邊的“勞務市場”反映出中國面臨的這樣一個嚴峻問題——

    城市居民和農民收入的差距在拉大

    3月5日是全國人大會議召開的第一天，朱鎔基總理在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報告中宣佈將“以發展為主題”作為今後的國家戰略。中國希望在本世紀中葉成為“中等發達國家”，2010年的國內生産總值（GDP）要比2000年翻一番。為此，新計劃中將五年期間的年均經濟增長率定在7%。今年，為適應幾成定局的加入WTO和經濟全球化的需要，經濟結構改革、資訊和高科技産業的振興被列為了工作的重點。

    為支撐經濟發展，基礎設施建設也在迅速推進。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到上海間全長超過4000公里的天然氣管道線（“西氣東輸”計劃）建設等大規模工程也將啟動。“南水北調”、京滬高速鐵路等項目也被明確寫進了新計劃之中。

    但是，作為高增長的一個矛盾産物，城市和農村的差距也逐漸顯露了出來。針對此，朱總理在報告中強調“要增強農業的基礎性地位，把增加農民收入作為經濟活動的最重要任務”。去年，中國全國的城市居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較前年增長了6.4%，達到6280元人民幣；而農民的每人平均純收入僅為2253元，只增長了2.2%。由於農産品價格下跌，單純來自於農業的收入實際上是在減少。

    中國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七成，達9億人，其中存在著1.5億的剩餘勞動力。加入WTO後的中國農業還可能面臨更為嚴峻的局面。朱總理在報告中提出的對應措施包括發展地區特色農業、附加值高的加工業等相關産業，並加快建設可以吸收剩餘勞力的小城市。

    根據新華社在人代會期間的報道，在有的地方甚至存在著這樣的情況：農民為轉種栽培作物向金融機構貸款時，被要求先存入同等數額的存款。隨著價格的下跌，穀物的種植面積正在減少，“糧食安全”日益引起人們的重視，農業改革任重道遠。

    李瑞環發出的警告

    城市中也面臨著較為嚴重的失業問題。國家經貿委主任李榮融表示，1998年以來的國企改革中共出現了2100萬下崗人員，其中有700萬人至今仍未解決再就業問題。新的五年計劃中預計城市失業率將從去年的3.1%上升到5%左右。失業問題是可能引起社會不穩定的一個重要因素。

    在中國，下崗職工靠和企業簽定的合同雖然可以領取到一定的生活費，下崗制度和失業保險制度也在不斷完善之中，但問題仍然嚴重。與人代會同時召開的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一部分委員們呼籲要求慎重地推進改革。

    産生大量下崗人員的國企改革本身也難以説已經走上了穩定的軌道。國家經貿委強調説，1997年呈現虧損的6599家國有大中型企業已有七成擺脫了困境。但是，根據中國《經濟日報》的報道，全國國企的利潤幾乎全都是由515家重點企業創出的，且其利潤中有近七成來自於從國際石油價格上升中受益的石油企業和處於半壟斷狀態的電信企業等13家大企業。

    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環在參加人代會天津代表團的審議時，對發展至上主義敲響了警鐘：“可以適當減少一部分工程，即使放慢一點發展速度，也要先確保人民的生活。”他還表示：“打破平均主義，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做法是一大進步，今後也必須要繼續堅持。但對於行業、企業和人民之間貧富差距拉大的問題必須引起充分的重視。”

    發展優先還須兼顧公平

    在人代會閉幕後召開的記者招待會上，朱總理對於社會的收入差距問題強調道：“應當引起注意，但現在還沒有達到很嚴重的程度。”但同時，他也指出，根據1999年的統計，顯示收入分配不均狀況的基尼指數中國為0.39，已接近0.4的警戒線。朱總理為此列舉了各種對應措施，表示有信心解決該問題。但是，在此前三天，新華社曾引用了人大代表的話報道説，該指數實際為0.45，已經突破了警戒線，並強調該數字如果超過0.6，可能會導致社會動亂等危險情況發生。

    1999年憲法修改後，其中關於社會財富的分配的部分這樣寫道：“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這次，朱總理在報告中又提出“鼓勵將資本、技術等生産要素和收益分配相掛鉤”，“對國有上市公司的責任人和技術人員要實施年薪制和給予控股權”。其目的顯然在於效率優先，鼓勵人們的積極性。

    貧富差距的擴大，從另一個意義上來説，是鄧小平的一部分地區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先富政策”的一個副産物。改革開放以來，東部沿海地區獲得了日新月異的發展。而中西部地區則相對落後，為發展中西部地區經濟而實施的“西部大開發”戰略能否獲得成功還需拭目以待。中國轟轟烈烈的經濟發展在效率優先的基礎上，還須兼顧社會的公平、確保社會的穩定，使兩者取得協調才是真正的發展。

    日本《世界週報》2001/4/10